该不该“竞价”抢人?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2019-06-17 第1版 要闻) 发表时有删改,此处贴原稿。

这篇文章是一种强行乐观的解读,事实上我很担忧,即便真是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最后恐怕政府没什么变化,还是会落实到对知识分子的规训上面。但是怎么说呢,大家多往好的方向解读,世界也会变得好一点。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六个大项共20条意见,引发关注和讨论。

其中最受瞩目的大概是这句话:“发达地区不得片面通过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特别是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挖人才。”许多人围绕这一问题讨论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的现状,也有许多人对这一意见表示忧虑和怀疑。

的确,如果仅看这一句话,的确可能得出某种误导性的结论,那就是——不允许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流动到发达地区,并且给予高薪酬、高待遇。

如果真是如此,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整个人才培养事业将造成严重打击,因为这些地区培养出来的人才,天生就在“身价”上低了一档,永远无法与发达地区土生土长的人才平等竞争,别人自由流动、享受高薪,而你学成之后不能自由流动,待遇还差。

结果是一方面打击了欠发达地区的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更促使了人才的逃离——在无法自由流动之前,优秀学生会在考研时和高考时就尽早转到发达地区。

所谓“人往高处走”,追求高薪酬、高待遇,乃是人之常情,因为经济条件而开不出高薪酬,是造成东西部人才差距的原因之一,我们之所以想要扼制人才流失现象,最终目的也还是要拉近东西部的差距,而不该是反而要额外强化、固化这一差距。

然而,以上的解读未必是这一“意见”的本义。事实上,我们不能断章取义,而应该把这句话放到整个《意见》的语境中再来考察。

这一句话出自第15条意见,属于第四大项:“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良好科研生态”下的第二条。

第四大项共有三条意见:第14条强调的是,政府部门要“倡导专业精神,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第15条讲的是要“正确发挥评价引导作用……大幅减少评比、评审、评奖,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第16条讲的是“大力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减少繁文缛节,不层层加码……”

很明显,这几条意见都是针对如何转变政府职能的,而主导思想就是所谓“放管服”改革,让政府部门不再作为科研活动的指挥者,而变为科研活动的“服务者”。政府要向科研人员“放权”,让科研活动更加稳定和自由。

所以,在15条意见的末尾附上的这句关于“不得高薪抢挖人才”话,不应该被理解为如何对科研人才加以控制,而是相反,应该从政府放权、健全科研生态的角度去理解。

如此看来,所谓片面通过高薪抢挖人才,针对的是政府部门错误地行使其职能,通过抛出各种待遇优渥的“人才计划”来引导人才流向。因此在“抢挖人才”的前一句,讲的就是避免重复支持,防止“帽子”满天飞。

也就是说,意见的主旨是限制政府部门进行片面的财富激励,而不是限制科研学界自主支配经费和资源。第14条就强调了应“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动权。”

既然要把经费和资源。更多地放权给科研人员自主掌握,那么就不该再由政府主导,去抛出一个个高薪酬的“计划”来吸引人才。第15条开头就明确指向“科研项目”,结尾则指向“人才计划”,主旨无非是说——由科研领域的领军者们主持的各种具体的科研项目,应取代由政府主持的各种“人才计划”,成为人才的趋赴的目的。

在科研领域,“人才”指的是一个个独具个性、各擅胜场的个人,而不是平均的、无个性的“人力资源”。每一项科研项目,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才,是根据具体领域的特点和项目本身的要求所决定的,也是由相应的科研领军人的判断和筹划决定的。因此,究竟如何培养人才、招揽人才,很难有一套普适的标准。以政府主导的“人才计划”,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科研项目,去量身定制人才的标准。结果只能是由外行人借助外在的、中立的标准来计量,例如用获奖记录、论文数量、职称高低等公共的、刻板的指标去衡量人才,而相应地,对如此选拔出来人才能够给予的支持,也是完全中立的东西,那就是“钱”。

如果“人才计划”由政府而非科研专家主导,无法深入具体科研项目和人才的个性化特点,那就只能以数字(发表数)来评比,也只能以数字(薪酬)来激励。这就是为什么“破除四唯”和“破除唯高薪”构成了同一条意见的上下文。

而这种外在的、数字的评价体系,危害的不只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科研环境,更是阻碍了自主、活跃、多元的“科研生态”的健全。而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必须加快完成政府职能转变,从裁判者向服务者过渡。

在这一背景下,科研人员也应当自觉努力,淡泊名利、摒弃拜金主义(第7条)。这不是说非要拒绝高薪酬,而是说不能“片面”追求金钱。就好比说反对“四唯”,也并不是说科研人员不要发论文了,而是反对片面追求论文数量。

这不是什么特别高不可攀的道德境界,反而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希望有更融洽的团队氛围,更自由的工作环境,希望自己的特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希望自己的成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些金钱报酬之外的愿望,是包括科研学者在内的每一个工作者都企盼的。许多人宁可在大城市里蜗居打拼,也不愿意回到中西部的小城市享受生活,未必都是因为高薪酬、高待遇,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开放的文化氛围、更真诚的人际关系,都构成了大城市的吸引力。在这些方面,中西部和东北等地区与发达地区也存在明显差距。要在整个城市的尺度上弥补这些差距,还任重道远。但是,仅就“科研生态”而言,落后地区至少在在大学校园或研究院内部,塑造出一个不亚于发达地区的“小生境”,还是大有可能的。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尽快改革职能,不要比拼金钱,而要比拼管理和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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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2 一条评论

  1. ————————————————(防止屏蔽,博主增加的缩略词)———————————————————————————————————————————————————————————————————————————————————————————————————————————————————————————————————————————————————————————————

    天真如你。且不说中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德性(虽然差不多所有的政府都是这副德性,只是中国政府很可能是个中“翘楚”),问题的关键在于民间(就算是社会地位颇高的所谓精英人士)与官家的权力关系完全不对等以至于在具体的事情上真碰到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个人乃至团体根本没有多少和官家讨价还价的空间,即便有也麻烦重重和风险多多,这无疑会让人丧失讨价还价的意愿,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到头来说得再好的政策也不过是空头支票,一夜回到解放前。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根本就没有而且照目前这趋势似乎也越来越不可能有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能通过与政府形成有效的权力博弈维护公民的各种正当权利不受政府滥用权力的侵害的诸如行会、慈善组织、社团、教会等等的“中间层”。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不过是由一个个彼此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构成,政府因而就能肆无忌惮以至于手到擒来地取得社会的任何公共领域的霸权,最终这种霸权只会变得无远弗界、无孔不入、无微不至,唯一的限制只在于政府本身的管理能力,也即政府是否管得过来。
    也许在前现代社会,政府未必管得过来,然而在如今愈演愈烈的技术时代,一旦政府把绝大多数人业已在生活中高度依赖乃至根本离不开的各种现代技术(比如信息技术、媒体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等等)用于保障乃至加强它在社会的任何公共领域中的霸权,那么最强大、最极端的极权政府未必不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到了那时,再也没有任何人乃至团体有可能与政府抗衡了,人只能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任何政策,无论它们有多荒谬。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畅想,在可见的未来似乎还不太可能。

    • 我题按已经说了:“这篇文章是一种强行乐观的解读”,再怎么悲观,我们至少也可以从好的方面给出解读,至于实际如何发展,是另一回事。

      仅仅是骂政府,并没有太大讨论价值,我的博客还在用国内服务器(可能会换),生存不易,请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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