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缘起见前一篇的说明。当然,除了和某一位特定的学弟较真儿之外,我更重要的意图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是多元的,毛左休想独占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
我大一时在杨子的影响下,读过孟子的一些篇章,虽然没啥印象了,但有个大略的观感:虽然孟子读来不如论语有劲,但是感觉还是很不错。
前晚又翻出来扫了一遍,这次读时更侧重于讨论国家和人民的部分,参考了史次耘的注译版本,读得当然是更加粗糙了,不过借用来吐嘈还是可以的。
当然,我不指望在孟子身上挖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传统的东西,但孟子显然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狭隘,如果把孟子放到今天,他恐怕不会强调什么中西之别,而是完全有可能做一个“带路党”。
下面是引文加吐嘈的体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篇)
谁在大谈“国家利益”呢?显然是左派。比如胡锡进“认真守护国家利益”,司马南“为国家利益而写作”。右派是不是在大谈个人利益呢?不是的,右派谈的是自由民主之理,而左派攻击右派时,也常常喜欢拿“利益”说事:这样说背后有什么利益集团?这么做损害国家利益怎么办?小老百姓的利益怎么样?而孟子批评的并不只是说你不该谈如何“利于国”而应该谈如何“利于民”,而是说:不要谈利,而要谈理。自上而下都谈利益,国家危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以五十步笑百步……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篇)
毛的时代和朝鲜的金家王朝最多“自然灾害”,专制者最喜欢用“非我也,岁也”转移自己的责任。除了天时之外,现在更多被使用的借口是“别有用心的西方敌对势力挑拨也”,无论如何,总在试图把人民中出现的矛盾转嫁给“非我”之事。孟子强调“王无罪岁”,不要以任何理由,哪怕是躲不掉的天灾,来回避统治的过失。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认为“仁者无敌”,只有不仁的统治者才会考虑如何统一天下的谋略,而仁者自然会得到万民归附。类似现在的台独藏独疆独等等,在孟子看来完全不是问题,若能行仁政,自然民心归附。若老百姓真要投靠外国势力,那也只能说明统治失德。如果行仁政,民心自然稳固,自然不需要抵御任何人叛国;若不行仁政,民心也自然背离,也抵御不了。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欲民之从之也轻。
这里就显示出孟子的“带路党”本质了~ 我们只要问:现在天下的知识分子更愿意到中国还是到美国?农民更愿意在中国种田还是在美国种田?商人更愿意受中国庇护还是受美国庇护?是对自己政府不满的美国人跑到中国来诉苦的多,还是中国人不得不跑到美国去诉苦的多?有些民众与政府作对,发生群体事件,即便这其中是民众做了恶,又岂能归罪于民呢?而孟子所谓“恒产”,类似于某种保障自由生活之可能性的基本财产,关键不在于少数人的财产还是老百姓的财产,关键在于民心的保障。若失民心,就是统治者不仁,老百姓就理所当然要去归顺别国,说什么别的都没用。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强调自上而下的选贤任能必以自下而上的民意为基础。那么统治者何以可能听到“国人皆曰”的话语呢?孟子并没有给出设计,但这正是现代民主制的基本,那就是让全体国民的意见有某种可靠的渠道得以表达。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注意孟子从来不说怎么做是不是“利于民”,而始终以百姓之“悦”而非百姓之利为准则。当然,百姓之悦与百姓之利是否得到保障有关,但关键在于,评判的标准在于百姓之“悦”,在于民意。如果民众不悦,再怎么辩解说用心费力都不管用。而民意如何表达?孟子那里说来说去,主要的情形就是在敌军来临时为之带路,而现代民主提供了更为完备的表达民意的方式,不需要等到外敌入侵时才见真章了。
邹与鲁鬨。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如果老百姓不给政府效忠怎么办?要惩罚他们吗?孟子说别怪百姓!这一定是报应。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篇)
孟子认为手段重于目的,你说你是为了天下,你说你得天下后造福万民,但如果为此必须做不仁不义的事情,就不该干。辨析义理时,不该以“最后老百姓得到/损失利益”来衡量一种行为。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这是说,仁义之国必不需要中央集权,削减权力的集中,放权于外,民心也自能诚服。若撤去强力民心即乱,社会失控,制度崩塌,则必是统治者失德,没什么可辩解的。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一方面,为何仁者无敌?——因为仁者必有“带路党”。另一方面,要改革,是否要顾忌强国环伺?不必,如果民心所向,全世界的人都看在眼里,何惧强国?你也许会说,现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西方国家啊,他们都礼坏乐崩,都是西方价值观啊。但在孟子看来,战国诸雄也无不礼坏乐崩,老百姓由于无恒产也都无向善恒心,但即便如此,孟子仍然认定民意的权威和民意的力量。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孟子说,如果天下无道,国家弱小,那么就不得不听命于强国,这没什么可抱怨的。别老想着埋怨国外敌对势力,别老说西奴不西奴,只管反省自己的内政才好。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 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万章篇)
这一长段非常重要,可以理解为孟子的民主思想——舜成为统治者,是尧帝禅让给的吗?不是!是天给的。天怎么给呢?其实舜的地位是通过“暴之于民而民受之”而得到的。也就是说,要舜把自己的行事做派暴露于民众之前,然后民众选择接受他,他才得到了地位。孟子给出了一种“民选”的模式:尧之子和舜分居两地,看民众去讴歌谁,谁就有权统治。孟子事实上把所谓的“禅让”都解释为了“民选”。最后禹也不是没有禅让,而是继任的益没有被民众选择罢了。当然,现在有了新的媒介,使得“暴于民”和“民受之”的操作方式有所不同,不再需要两个候选人分居两地接受朝觐了,但孟子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如何让候选人的事迹暴露于民众面前;如何让民众在多个潜在的继承人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具体操作的问题。但统治者必须先暴于民并被民选择之后,才真正有执政的资格,这是原则问题。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众的眼光是衡量统治的标准,堵塞民众的耳目无异于断绝了政权的合法性。
你大概夜游了。
孟子显然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狭隘,这话你应该去看看孟子是如何评价蛮夷的,而不是民众投不投靠某诸侯,并且作为评价的前提,还需要分辨当时是否存在,我们所称的民族主义。
你的带路党(特别按你例举美国来看)是人心趋向私利,而非趋向仁义,不是孟子的意思。设想美国有某项规定称,凡外国人只须服满5年兵役,即可得绿卡。那么许多人也去了美国,并在伊拉克作战,请问他们是趋利还是趋仁义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是因为美国有仁义?美国可不是孟子的理想。这里倒显得你不明白自己解释的孟子的民悦与民利的区别了。
夷夏之分当然不适合于现代的中西之分,真要分的话,看看谁更讲礼吧。
你假设的这个服五年兵役能拿绿卡的政策为什么能让人效死?如果你在自己的国家里家有恒产老有所养,自己过得好好的,凭什么会被美国绿卡吸引?古代的诸侯难道不会用粮响和俸禄来利诱参军?孟子难道想不到这一点吗?孟子讲的是,民众之所以会逐利,只是因为上梁不正,没有行好仁政。统治者大谈国家利益,老百姓才追逐个人利益。
第一段,我在说夏蛮与夏中诸国,前者或许存在民族主义,后者并不存在,所以孟子即使是带路党,也不是因为他让人民在各个民族间选择,而豁免了他在民族主义上的狭隘。
第二段,我并没有否定你做的民悦与民利的区分,我否定的是你提问(或举例)与整个文章有所矛盾(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举了一个两个国家都是趋利的例子)。孟子就算带路,他也是要带一条仁义的路,或者按其政治理想培养这样的君主。这个没人否定。
也不是因为他让人民在各个民族间选择(这里,民族打错了,改为诸侯)
夷夏之辨不是论出身,而是看礼仪教化。商和周都起源于夏文化边缘,现在说来都属于后来开化的原蛮夷,但最后还是靠着他们兴仁义之师。孟子并未从民族出身上排斥他族,而是从礼仪教化上作的分辨。他所谓的天下一统当然也包括蛮夷归服并得到文明教化。
另外,我没有说孟子会为美国人带路,事实上美国人现在也没打进来。只是说,孟子对“带路”这件事是存在肯定的。而且,老百姓是不是愿意带路构成了是否是仁义之师的判断标准。
老百姓是不是愿意带路构成了是否是仁义之师的判断标准。这条,很难接受。孟子认为老百姓是不是愿意带路构成了是否是仁义之师的判断标准也很不好接受,我最多看成是孟子对民悦表现的例举,但不好做判断标准。
这次K提问都不是瞄着靶子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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