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孟子带路党

这篇文章缘起见前一篇的说明。当然，除了和某一位特定的学弟较真儿之外，我更重要的意图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是多元的，毛左休想独占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

我大一时在杨子的影响下，读过孟子的一些篇章，虽然没啥印象了，但有个大略的观感：虽然孟子读来不如论语有劲，但是感觉还是很不错。

前晚又翻出来扫了一遍，这次读时更侧重于讨论国家和人民的部分，参考了史次耘的注译版本，读得当然是更加粗糙了，不过借用来吐嘈还是可以的。

当然，我不指望在孟子身上挖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传统的东西，但孟子显然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狭隘，如果把孟子放到今天，他恐怕不会强调什么中西之别，而是完全有可能做一个“带路党”。

下面是引文加吐嘈的体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篇）

谁在大谈“国家利益”呢？显然是左派。比如胡锡进“认真守护国家利益”，司马南“为国家利益而写作”。右派是不是在大谈个人利益呢？不是的，右派谈的是自由民主之理，而左派攻击右派时，也常常喜欢拿“利益”说事：这样说背后有什么利益集团？这么做损害国家利益怎么办？小老百姓的利益怎么样？而孟子批评的并不只是说你不该谈如何“利于国”而应该谈如何“利于民”，而是说：不要谈利，而要谈理。自上而下都谈利益，国家危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以五十步笑百步……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篇）

毛的时代和朝鲜的金家王朝最多“自然灾害”，专制者最喜欢用“非我也，岁也”转移自己的责任。除了天时之外，现在更多被使用的借口是“别有用心的西方敌对势力挑拨也”，无论如何，总在试图把人民中出现的矛盾转嫁给“非我”之事。孟子强调“王无罪岁”，不要以任何理由，哪怕是躲不掉的天灾，来回避统治的过失。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认为“仁者无敌”，只有不仁的统治者才会考虑如何统一天下的谋略，而仁者自然会得到万民归附。类似现在的台独藏独疆独等等，在孟子看来完全不是问题，若能行仁政，自然民心归附。若老百姓真要投靠外国势力，那也只能说明统治失德。如果行仁政，民心自然稳固，自然不需要抵御任何人叛国；若不行仁政，民心也自然背离，也抵御不了。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欲民之从之也轻。

这里就显示出孟子的“带路党”本质了~ 我们只要问：现在天下的知识分子更愿意到中国还是到美国？农民更愿意在中国种田还是在美国种田？商人更愿意受中国庇护还是受美国庇护？是对自己政府不满的美国人跑到中国来诉苦的多，还是中国人不得不跑到美国去诉苦的多？有些民众与政府作对，发生群体事件，即便这其中是民众做了恶，又岂能归罪于民呢？而孟子所谓“恒产”，类似于某种保障自由生活之可能性的基本财产，关键不在于少数人的财产还是老百姓的财产，关键在于民心的保障。若失民心，就是统治者不仁，老百姓就理所当然要去归顺别国，说什么别的都没用。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强调自上而下的选贤任能必以自下而上的民意为基础。那么统治者何以可能听到“国人皆曰”的话语呢？孟子并没有给出设计，但这正是现代民主制的基本，那就是让全体国民的意见有某种可靠的渠道得以表达。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孟子认为手段重于目的，你说你是为了天下，你说你得天下后造福万民，但如果为此必须做不仁不义的事情，就不该干。辨析义理时，不该以“最后老百姓得到/损失利益”来衡量一种行为。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这是说，仁义之国必不需要中央集权，削减权力的集中，放权于外，民心也自能诚服。若撤去强力民心即乱，社会失控，制度崩塌，则必是统治者失德，没什么可辩解的。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说，如果天下无道，国家弱小，那么就不得不听命于强国，这没什么可抱怨的。别老想着埋怨国外敌对势力，别老说西奴不西奴，只管反省自己的内政才好。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 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万章篇）

这一长段非常重要，可以理解为孟子的民主思想——舜成为统治者，是尧帝禅让给的吗？不是！是天给的。天怎么给呢？其实舜的地位是通过“暴之于民而民受之”而得到的。也就是说，要舜把自己的行事做派暴露于民众之前，然后民众选择接受他，他才得到了地位。孟子给出了一种“民选”的模式：尧之子和舜分居两地，看民众去讴歌谁，谁就有权统治。孟子事实上把所谓的“禅让”都解释为了“民选”。最后禹也不是没有禅让，而是继任的益没有被民众选择罢了。当然，现在有了新的媒介，使得“暴于民”和“民受之”的操作方式有所不同，不再需要两个候选人分居两地接受朝觐了，但孟子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如何让候选人的事迹暴露于民众面前；如何让民众在多个潜在的继承人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具体操作的问题。但统治者必须先暴于民并被民选择之后，才真正有执政的资格，这是原则问题。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众的眼光是衡量统治的标准，堵塞民众的耳目无异于断绝了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