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班说明：

吴老师和各位同学春天好：

非常抱歉又习惯性拖延了……

技术的文明史——以芒福德为例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20世纪最高产和最有影响的美国思想家之一，他的研究视野非常宽阔，涉及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等领域，其中以城市史和城市研究、技术史和技术哲学这两大领域著作最丰，影响最大。

媒介环境学派对芒福德也颇为推崇，在梳理该学派思想源流的《透视技术、文化和传播：媒介环境学传统》[1]一书中，斯特雷特和林文刚（分别为媒介环境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共同撰写了芒福德一章，指认他为学派的先驱者和奠基人[2]。居住于纽约的芒福德甚至可以看作媒介环境学的“纽约学派”的“代言人”。不过斯特雷特和林文刚也承认，芒福德作为媒介环境学派奠基人的身份经常被人忽视[3]，一方面是因为芒福德的光芒被多伦多学派的伊尼斯和麦克卢汉遮盖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芒福德主要的学术工作都以城市或技术为主题，虽然都属于媒介环境学的视域之内，但毕竟没有把媒介问题专题化。

我试图把媒介环境学定位于“技术史”的范畴，在这一思路下芒福德的意义就更显重要了。无论涉猎多宽，芒福德的大部分工作始终都以史学研究为中心，他不仅为技术史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和线索，更是为技术史的方法和意义作出了新的定位。可以说在芒福德那里，“技术史”（以及城市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中的一个专题或门类，而已经成为某种史学纲领。

文明史的界定

芒福德在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技术与文明》可以说是这种技术史的开山之作。这是一部技术史，但同时也是一部“文明史”。在此书中，芒福德借用了其精神导师格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的术语，把公元1000年的西方文明分成三个阶段：始技术时代（The Eotechnic Phase，1000-1750年），古技术时代（The Paleotechnic Phase，1750-1900年）和新技术时代（The Neotechnic Phase，1900年至今）。

注意到这一划分并不只是针对技术发明，而是针对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断代，斯特雷特和林文刚也指出：“对历史进行界线分明的断代并不新鲜，值得注意的是，芒福德的历史分期并不是建立在年号或朝代、战争或迁徙、思想或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4]斯特雷特和林文刚认为芒福德进行断代的细节主张在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但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勾勒了一个人类历史的新视角：技术的领头作用。……和后来的媒介环境学家一样，芒福德不是用内部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用结果来界定机器。”[5]

用技术成就来为人类历史断代的做法并不新鲜，早在1836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6]就提出了“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的划分模式，然后学者们又以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为界划分出新旧石器时代等等。而芒福德的贡献显然并不是把这种断代方式从史前文明移植到现代文明，恰恰相反，芒福德尤其反对这种历史观念，即把人之为人仅仅界定为“工具使用者”，并把工具本身的进步视为历史的意义。

而这种“工具主义”的历史观在技术史学界颇有影响，例如查尔斯·辛格在其主编的《技术史》七卷本巨著的前言中说道：“编者确信，在我们的技术文明中，人的价值在于对方法和技能的理解，人类运用这些方法和技能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并逐渐使现实生活更加舒适。” [7]

而在芒福德看来，技术的发达或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本身顶多只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某种工具而已，工具决不是价值本身。芒福德提到：“铁路运输可能比运河上的小船更快，煤气灯可能比蜡烛更明亮。但速度和亮度只有在谈到人类目标或在讨论人类和社会的价值观时才有意义。如果世人想欣赏景色，那么运河船的缓慢比摩托艇的快速更能满足要求。”[8]也就是说，磨制石器比打制石器更加精巧和锋利这一变化本身并不意味着新石器时代比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有了什么突破或进步。芒福德认为“文化创造”才是更关键的，而文化不仅包括控制自然的方式，更包括人类自我控制的方式[9]，特别是身体技术和社会技术。

比起石器工具而言，芒福德更加关注“容器”的影响[10]，例如篮子、陶器、谷仓、屋舍等等，而这些技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使得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例如定居）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在芒福德那里，尽管技术是历史的线索，但历史的主角或焦点始终是人。芒福德强调：“如果不能深入洞察人的本质，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11]

在芒福德看来，人类既不是“使用工具的动物”，但也不是单纯的“理性的动物”。事实上，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定义在科技时代恰恰是一致的：人首先因为其高超的理性能力而自命不凡，而“技术”被认为是“科学”的应用，抽象的理论知识通过工具技术展示出其强大的力量。因此，工具主义的技术史和理性主义的科学史分享着同样的精神，因此历史学家要么只关注纯然外在的权力，要么只关注纯然内在的思想。

而芒福德所关注的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他看来，“人”并不能用任何一条单调的命题来界定：“没有任何一种孤立特性——甚至包括制作工具——能够充分体现人类特征。人类专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于，人类能够把范围极其广泛的各种动物习性（animal propensities）融合成一种涌现的（emergent）文化整体：亦即人的个性（human personality）。”[12]

因此，芒福德的历史试图把握的是完整的人的具体生活，他指出，“很不幸，在如何定义人类的这一新任务的问题上，过去那个世纪（19世纪）一些时髦的政治哲学贡献甚少：他们研究了法律的抽象形式，诸如个人和国家，也研究了文化的抽象形式，诸如人类、民族和亲族；甚或，他们也探讨了纯经济的抽象模式，诸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被遮蔽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人们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和村庄里所过的具体生活，在麦田里，玉米地里，葡萄园里，在矿井中，在采石场上，在渔村里……”[13]

也就是说，芒福德的技术史所关切的其实是人的生活史，机器或者城市之所以成为芒福德关注的重点，正是因为它们正是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环境。“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活为中心（life-centered）的，而不是以工作为中心的（work-centered），更不是以力量为中心的（power-centered）。”[14]

“从一开始，机器所取得的最持久的战果并不在于那些工具仪器本身，它们很快就过时了；也不在于产出的商品，它们很快就被消费掉了；而是在于在机器之内蕴含的的或者通过机器而成为可能的生活模式。”[15]“机器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它实际的成就，……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它迅速组织起一种新的环境，并在自然与人文艺术之间形成某种第三领域，它不仅仅是完成旧目的的一种更快方式，而且是让新的目的得以表达的有效方式——简而言之，机器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这种新模式远远超出了那些积极推动它的人的想法。工业家和工程师们自己都不相信机器的那些定性的和文化的方面。”[16]

这种思想与媒介环境学“媒介造就环境”的提法不谋而合，而在后期，芒福德更是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称作“生态史”[17]。正如米勒（D.L .Miller）所说，“芒福德的社会研究，也就像一位生物学家研究自然界那样，永无休止地探索着、寻找着各种生命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内在关联。他总是把他论述的主体——无论是一本书、一幢建筑物，或是一座城市——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环境中来观察。”[18]

技术作为文明的媒介

我们已经明确了，芒福德所关注的并不是技术发明史本身，而是以技术作为线索，以考察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或文化环境的历史。

那么，在人的文化环境之中，技术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当然，技术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是关键性的，但是否是技术决定论意义上的某种不可左右的宿命呢？

尽管越到后期，芒福德对人类的命运就越是显得悲观，但自始自终芒福德都否认技术是一种与人类文明相对立的不可撼动的外在强力，技术始终在人类的文化之内，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芒福德说道：“技术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是人类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导向和奋斗的结果。这些结果貌似客观而科学的同时常常是非理性的——不过即便是不可控制的，它们也并不是外部的。选择本身体现在社会的小的增量变化、即时即地的决定以及轰轰烈烈的戏剧性的抗争；如果谁不能在机器的发展中看到这种选择，这只是暴露出他自己的无能，他没能注意到逐渐累积的影响，直到这些影响如此密集地叠在一块，以至于看起来完全是外在的和非人性的，为了重新征服机器，使之臣服于人类的意图，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并同化（assimilate）它。”[19]

也就是说，在芒福德看来，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成了一个不可控制的力量，但这只是由于人们的懈怠造成的，而芒福德所推动的技术研究，正是要通过对技术的重新理解，让人们最终从机器那里夺回对自身命运的把握。

因此，技术史的任务就在于揭示那些决定着人们生活模式的技术，在历史的来龙去脉中，究竟是如何取得其决定性地位的。事实上，任何一种技术都不是从人类历史之外凭空降临的，而在技术从无至有，从无形到有形，最终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的过程中，人类的意图和抉择始终在起作用。芒福德认为，因为人们忽略了技术的发展史，而只注意技术最终所展现的巨大力量，才会觉得技术是某种不可抗拒的宿命。而历史研究将会解构技术的“神话”。

一方面，芒福德明确认识到技术并不是中性的，技术总有其内在的动力和固有的倾向，例如“蒸汽机有利于垄断和集中。风力和水力是免费的，而煤是要花钱的，蒸汽机是昂贵的投资，它所驱动的机器也是如此。采矿和高炉中流行的24小时作业，现在扩散到了过去晚上不营业的其他行业……工厂可以24小时运行，那工人为什么就不行呢？蒸汽机成了起搏器（pacemaker）。”[20]

蒸汽机是整个工业时代的心脏，不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更是规定着整个人类生活的节律，从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制定着生活的模式，并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蒸汽动力不但增大了城市的范围，而且促使新居民区沿着铁路干线和运输主路聚集起来……蒸汽机在每个方面都强化、深化了之前三个世纪内缓慢发生的、生活中追求数量的趋势……铁路铺到哪里，矿业文明的方式和理念也就传到哪里。”[21]

就此而言，显然，蒸汽机对于工业文明而言是决定性的，然而，关键问题是，蒸汽机并非像天使或魔鬼那样凭空降临，工业文明的种子远远在其枝繁叶茂地勃发出来之前，早已埋下了。

芒福德指出，“在‘工业革命’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至少有700年的一段长时期内，机器一直在不断地稳步发展。在人完成复杂的机器而使他们新的倾向和兴趣表达出来之前，人就已经变得机械了。……过去150年的重大发明的背后不但有技术上长时间的内部发展，还有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只有人们的愿望、习惯、思想和目标等重新定向了，新的工业过程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22]“为了理解技术在现代文明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我们不仅要对新的机械和工具的出现作出解释，我们还必须说明其文化背景，如何使人们可以广泛地接受这些新的机械和工具……机械化和严格的组织管理，这两者本身在历史上并非是新花样：新的仅是这种机械化和严格管理现在已是有计划地、有形地在统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3]

也就是说，一方面，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技术的确主导了整个工业时代的历史，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取这一主导地位，却是人们长期酝酿和选择的结果。

芒福德声称，“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24]。这一惊人的断言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仿佛钟表这一技术发明比蒸汽机这一技术发明更加关键，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工业时代（或芒福德所说的古生代技术时期或矿业时代）为什么仍然要从蒸汽机的发明算起，而不以钟表为标志呢？事实上，除了钟表，芒福德还列举了好几样“重要发明”或新生事物，例如印刷机、军队组织、大学、科学院、展览会、实验室等等，“其重要性毫不逊色”[25]。

究竟哪一项发明或哪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最为关键呢？这个问题本身是误导性的。事实上，在芒福德的历史视野中，文化环境的在大时间跨度下的变迁才是关注的主题，而技术的发明年表从来不是关注的重点，文明史不同于传统的以英雄和事件为主题的编年史。

虽然芒福德并没有明确地阐述一种编史学思想，不过他的叙史方式与年鉴学派的中流砥柱，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阐述的“长时段历史”不谋而合。布罗代尔把历史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三种，短时段也就是各种突发的历史事件，最富戏剧性但对于理解历史而言最有欺骗性；中时段包括一些局部的趋势，例如经济增长，人口波动之类；而长时段则以世纪为跨度，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组织等持久而稳固的东西。而即便是中时段的经济史，也可能误导长时段的文明史的考察——“可能掩盖某些人称之为文明的系统的规律和持续性。这里所谓的文明，是指全部的旧思想和行动习惯，以及固定的模式。”[26]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历史所关注的并不是事件或趋势，而是“结构”：“结构这个字眼……无论好坏，这个概念支配着长时段的种种问题。……在我们历史学家看来，一个结构自然是一种集合，一座建筑物，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一段长时期里由时间任意支配并连续传递的现实。……所有的结构都同时既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作为障碍，它们本身就是人及其经验无法逾越的界限。”[27]

布罗代尔所说的“结构”也正是芒福德所关心的“文化环境”，任何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如技术发明）或中时段的发展趋势，最终都要在长时段的文明背景下得以理解。

因此，当芒福德宣称对工业时代而言钟表比蒸汽机关键时，他指的并不是钟表的发明这一事件比蒸汽机的发明重要，而是指工业时代所根植其中的文化环境，早在蒸汽机之前就通过钟表构建起来了。

蒸汽机的改良作为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它的意义只有放在其得以绽开的文化环境下才能被恰当理解。因此可以说使工业文明得以成立的文化环境先于实际发生的工业革命。然而这一文化环境也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一个缓慢发展的结果，于是芒福德把这一文化环境的渊源追溯到以机械钟为标志的规则化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源头可以在中世纪的修道院，或者古代的军队组织中找到。

后来，芒福德更是从古埃及的金字塔中找到了现代机器的原型，也就是抹去人的个性而使人们成为机械化的运转部件的庞大而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芒福德称之为“巨机器”。“机器时代的起源，并非开始于18世纪的所谓工业革命，而是扎根于人类原始机器组织形态刚刚开始的时候，只不过当时的这架机器都是由人类部件构成的。”[28]“在发明家发明引擎以代替人之前，领袖们已经在操练并编制群众了，他们发现了如何将人变成机器。”[29]

但是，如果说工业革命早在文明的源头就已经埋下了根苗，那岂不是一种更大的宿命论吗？并非如此。关键在于，古埃及的社会组织并非古代社会唯一一种组织形式，古代人也不会都是军人或修道士。而经由钟表、蒸汽机和流水线的影响，机械化组织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之一，被不断放大了，最终压抑了人类生活的其它可能方式，主宰了原本可能更加丰富的文化环境。而历史的追溯有可能帮助我们发现人类生活的其它可能性，以及有可能放大那些潜能的技术形式。

在芒福德或其他媒介环境学家看来，技术乃是“人的延伸”，一种技术总是人的某种潜能的放大或投射。芒福德说道，“通过把人的个性的某一侧面投射于机器的某个具体形式，我们创造出一个独立的环境，这个环境在人类个性的其它每个侧面都能激起反应。”[30]

芒福德深受格迪斯的感染，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理性和计算，激情和诗意，包括精神活动和健全生活等我们全部能力的发展。”[31]而技术恰恰是人寻求自我发展的必要媒介——芒福德认为，“人类发明、创造以及改变自然环境活动中的每一个阶段，与其说是为了增加生活资料的供给，或者还有，为了控制自然界这些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开发利用人类自身极其丰富的有机生物资源，为了体现和发挥自身的潜在能力，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实现自身超越生物性的追求和理想。”[32]

因此芒福德并不像浪漫主义那样拒绝或贬低技术，但他也认同浪漫主义者的忧虑，因为技术在绽放人的某些方面的潜能的同时，也可能压抑另一些潜能的实现。这对于某个个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处境：你可以选择成为艺术家、军人、工程师、医生、文学家、猎人、企业家或农夫，但你不可能同时实现你的每一种潜能，某些能力的推进和实现往往意味着另一些潜能的忽略或抑制。芒福德反对的并不是选择规则化生活的修道士们，也不会反对某个愿意坚持守时观念的人，然而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如果某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最终成为了唯一的选项，这的确是历史的悲剧。

当然，尽管芒福德并不固守于某种本质主义的人类定义，尽管他更加强调人类的主动性，但芒福德的叙史仍然带有较明显的客观主义的，或者说上帝的视角。尽管他承认，“对人的本质的洞察受制于社会环境。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大量新的机械发明突然涌现，淘汰了很多古代的方法和制度，改变了我们有关人类限度和技术可能性的概念。”[33]但从其叙史的字里行间来看，他似乎还是预设了一种超越具体的技术时代的稳固不变的“人的本质”，站在某个超然的立场上对技术和价值进行着评估。特别是与麦克卢汉及之后的媒介环境学派主流（波斯曼除外）相比，芒福德有着更加显著的人文主义（或者说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对此，凯利（J.W.Carcy）认为，这倒是他更胜过麦克卢汉的地方[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