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水马桶：城市，文明，现代性

昨天蒋劲松老师来承泽园讲“抽水马桶的观察与思考”，田松老师评论。蒋老师讲得不多，田老师评论得也仓促，不过讨论还是很热烈。

的确，抽水马桶可以算得上是现代文明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一个让“方便”更方便的器具，而且作为枢纽，组建起整套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和整个城市系统。

吴老师评论说蒋老师的报告应分为排的泄问题和抽水马桶问题，而前一部分为跑题。马桶体现了人们洁净的要求和对排泄物的厌恶，但这种对待排泄物的态度似乎是“人性的”，并不必然与抽水马桶有关。在这里，吴老师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对蒋老师偏题的指责并不恰当。因为无论这些对待排泄物的态度是否在抽水马桶之前就有，毕竟我们眼前的抽水马桶仍然体现着这些，而且使得这些问题更加突显触目了，通过对抽水马桶的观察而追究人的洁净观，当然也是一种可取的思路了。而且，对排泄物的厌恶和对洁净的要求等等，虽然看起来很自然，但的确也是随着抽水马桶的普及而被大大强化了。

吴老师的评论后来被蒋老师怀疑为有“人性论”，或者说人类中心主义的味道。在我看来也的确如此。不过我们也要注意，所谓反对本质主义，也并不是完全取消本质的概念，“人的本性”这个词仍然是可以用的，只不过要在其上加入历史的观照。例如我们说人类的兴起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并不是说有一个预先定义好的“人”的原型以及一套确定的标准，然后符合这一标准的人类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但是我们仍旧能够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并考察这种动物的一般习性。只不过需要注意这种考察历史性的而非概念性的，我们是通过对具体的、实际的人类活动和痕迹进行考察才得到某些对“人性”的概括和梳理，而不是通过对“人”这个概念进行思辨而得出一个规范性的定义。

总之，我们的确可以小心翼翼地说：拥抱抽水马桶，确实是合乎人性的，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不过这个趋势之所以不可逆转，除了抽水马桶可以让我们尽快与排泄物告别之外，更与城市化有关。在传统的乡村中，排泄物向来是一种有价值的肥料，即便不总是用来施肥，也较容易就地处理掉。而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里，排泄物才会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欧洲古代城市中满大街粪便的情境也并非偶然。即便粪便仍然是一种值钱的商品，但搜集的效率一般来说并不会太高，古代人也经常会为此苦不堪言。

当然解决这一问题的其实也不是抽水马桶，而是在抽水马桶之后发展起来的整个发达的城市下水道和污水处理系统，而抽水马桶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候，由于污水成倍增加，反而造成了瘟疫迭起。不过，也可以说正是抽水马桶的发明促使人们不得不兴建下水系统和污水处理机构了。

我当时向两位老师提的问题是：他们往往混用城市化、工业文明、现代性这三个概念，但这三者之间是否还有分别呢？例如说，“垃圾”的产生和对抽水马桶的需求都可以看作是内含于“城市化”的趋势，但它们一定是工业文明的或现代性的产物吗？我当时评论田老师的“垃圾”理论时提到：

在我看来，“垃圾”的产生与其说与工业文明伴随，不如说是和“城市化”息息相关。因为垃圾首先是一种丢弃之物，而所谓“丢弃”，涉及到一个“外部”的场所，这个场所不再属于我的生活世界之内。而“城市”首先建立出这样一种空间的分隔，城市生活与“自然世界”相分离。而在乡村世界中，当然也有着空间的分隔，比如我的田地和你的田地，我的屋子和你的房子，但是你的房子虽然不属于我的财产，但仍然属于我的生活世界之内，乡村中的居民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 无论是朋友的家还是敌人的田，每一个处所都是有意义的，我把一件事物转移到某一个处所，这样的行为总是有意义的，仍然是对事物的一种安排和处置，它们不会从我的生活世界中消失掉。然而城市生活首次建立出这样一种“边界”，农村人把整座城市看作一个“黑箱”，而城市人把整个田野世界视作一个“非集”。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割方式，例如垃圾车、下水道等，也加强了这个“外部世界”的存在，人们首次可以把一个事物丢到他的世界之外。

在当时，我想把工业文明与城市化区分开来，这次我也表达了这一想法，我说到，在我看来，城市化大致上是个好东西，而工业文明可能是个坏东西，但是，城市是否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工业文明）？是否可能有某些非工业文明的，多元的城市文化？

当然，说工业文明是个坏东西是我当时针对田老师的回应而补充说明的，措辞其实也不严谨。事实上我并未搞清楚所谓的“工业文明”究竟是指什么。一般来说，我并不一概地反对“工业”，更不是反对所有那些具体的工业产品，但是如果说工业成为某种抹平一切的文化样态，“量产”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而且塑成某种效率主义的价值观念，这种“文明”我是反对的。

总之，我反对的是“文明”的刻板化，但并不是反对“文明”本身。我并不希望退回到一种野蛮的、原始的反文明的生活方式之中，而是试图寻求文明的丰富。

而所谓“文明（Civilization）”，在词根上就与城市化、市民化相关，在考古学上，“文明”也正是以城市化的聚居为标志，可以说“文明”在一开始就是某种“城市文化”。

当然，并不是说“文明”只是“城里人”的特权，而与乡村人无关。事实上，城市和乡村是一对互相构成的概念，没有城市也就没有乡村。“乡村文化”确实是文明的“边缘”，但也是一个积极的组建部分。因为所谓文明，所谓城市，就意味着人类生活世界的一种结构化，意味着一系列的空间分隔，而不同的“地—位”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文明”总是由多种生活方式而非一种生活方式组建起来的。

在古代，生活之“地位”往往带有贵贱之分，城市人似乎天生就优越于农村人，这是成问题的。但未必不可能在保留地位之多样性的情况下打破贵贱之分。比如像美国的乡村文化就颇有声势，田园生活常常令人向往，“乡下人”并不至于低人一头。不仅是农村人和城市人，还会有工人、商人、文人、学者、官员等等各种不同的“地位”，同一种生活方式之中有胜任和成就的高低之分，但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并没有贵贱之别。只是城市人—乡村人是“文明”最核心的一个结构。

城市化的意义就在于社会结构的细化，也就是说，使得大规模的分工与合作成为可能。小农社会的确有可能自给自足，但自给自足的代价就是其生活的可能性空间不会很大，聚集起来自给自足的单位越是大，其中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就可能有更大的多样性，每个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交际圈也会更大，而思想也就会更开放和更丰富。

当然，“反文明”的浪漫主义者或许还是会推崇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认为这些生活形式的分化都是没有意义的，安宁静寂、一尘不变的生活方式更好。对此观点，我并不想反驳，也无法反驳，因为我试图反驳时所动用的理性论证本身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就是糟糕的。我现在想强调的，只是说，这种城市化、文明化，与工业化、现代化并不一定是同一个东西。我们看到，城市化的意义恰恰是使得多样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但现代性的危机之一就是多样性的敉平，原本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现在都变成了同样是“赚钱方式”而已，职业的德性失落了，职业的意义只在于赚钱，而且职业的形式也变得日益流水线化，枯燥和令人厌烦，以至于不再能够成为“生活”的组建部分，而“生活”变成了下班后单纯的“享乐”活动，从而丧失了多样性。

因此我反现代性，但并不反城市化，当然，也不反对作为城市化所不得不伴随的垃圾或下水道的存在。田松老师老是抛出他那套熵理论——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有用的资源越来越少，垃圾也会越来越多。的确，这没错，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只是意味着“等价交换”，意味着代价或条件——死亡是时间之所以可贵的代价，衰老是青春之所以灿烂的代价。如果说你成天躺在病床上，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看看天花板喝喝稀饭，但这样的话你能多活十年，而且很安全；而如果你要上学，要工作，要出门——这就有随时被车撞死的危险，不仅会折寿，而且随时都有遭遇不测的可能，你会选哪种生活方式呢？或者说，你会为了让后代多活几年而从小把它关在床上吗？

虽然过于极端的冒险并不可取，但是一般而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冒险，生命的意义是要以生命为代价才能获取的。

对于一个人而言是如此，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也是如此。大家都停留在原始社会，狩猎采集，也许确实在地球上过得更安全、更长寿一些，熵的流速确实有可能慢一些，但这样就有意义了吗？一个原始文化繁衍数万年一直不改变生活方式，希腊文明以其转瞬即逝的独特生活方式缔造了不朽的成就，难道说前者才是成功者，而后者是失败者？

当然，节制和谨慎是重要的，但避免过快地消亡恰恰是为了能够有更大的余地去创造，去冒险。我们当然要重视“垃圾”问题，就像我们要重视排泄，要正视衰老，正视死亡那样。但并不是说因此就否定城市，否定文明。关键不在于我们多了几分风险或折了几年寿，而是在于，以这些为代价，我们创造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