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肉或培根的自然

作为生肉或培根的自然

今天讨论课提到刘平下周将要报告的论文,他要写“荒野与flesh”,试图对梅洛庞蒂后期哲学作一个环境哲学的解读,听起来非常有意思。

梅洛庞蒂后期哲学中的这个重要概念一般被翻译成“肉”,但刘平说这个翻译不好,丢了许多意思。但是,别学刘哲,既然我们是要用中文作现象学思考,而非作为一个单纯的文献工作者——而且还是外国的文献工作者——来作考据的话,我们当然还是要最终把这些概念翻译过来。哪怕会丢失一些意思,这也是必须的。

我当时说,译成“鲜肉”就好。不过现在想来,“血肉”也许更好一些。当然,如果不是为了阐发,而是仅就引介梅洛庞蒂而言,“肉”应该就足够了。不过要我来造词的话,大概是“生肉”更好吧。

我没怎么读梅洛庞蒂,也没打算阐发梅洛庞蒂,下面是我自己玩的文字游戏了。

英文中flesh与meat相区别,后者特指能吃的肉——是厨房里或餐桌上的肉;而flesh主要指生物身上的肉,meat与蔬菜相对,flesh与骨头相对。这两种东西在中文中就是同一个肉字,的确是不好翻译。但中文在某种意义上更为精细,血肉、肌肉、生肉、鲜肉、熟肉、熏肉等等,“肉”具有更多的形态。

那么,如果说“自然”是“肉”的话,它是哪种肉呢?在我看来,从希腊以降,古典世界中的“自然”是一块“生肉”,而自弗朗西斯·培根以降,“自然”就变成了一块“培根”(熏肉)了。

说到“生肉”,我们一般指的是raw meat而不是flesh,的确,生肉与熟肉相对,一般而言也就是指未加工的,但经加工后可以吃的肉了。而在身体之中活动着的,尚未从活体中剥离的“血肉”,一般还不称为“生肉”。但所谓“自然”难道不更应该是那活着的血肉呢?倒也未必。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概念兴起之时,它就是作为“人工”的对立面而被理解的,“自然”事实上就是指“未被加工”的,富含潜能的,自己生长的存在者。

中文的“生”字至少包含着三重内涵——第一,它指未被加工的、原始的东西;第二,它指生长的,有生命的东西;第三,它指生疏的、陌生的,不熟悉或不熟练的东西。这三重内涵也恰好都蕴含在“自然”之内。首先,自然与人工的开垦相对,是原始的、蛮荒的;其次,自然是生生不息,有生命力的;最后,自然是野性的,没有被人熟悉地掌握和熟练地驾驭的。

而到了近代,这一作为生肉的自然所原有的三重内涵逐一被打破了,而且那生肉不仅变成了熟肉,而是变成了培根。

首先,自然与人工的界限被打破了,自然进入了实验室,生肉进入了厨房,在经过一道道精心调控的人工处理之后,加入了各种调料后,我们仍然对着培根说:这是块新鲜的肉。

其次,虽然说古典的自然也许已经从活体上剥离,但它多半也还留着血丝,散发着生命的气息。但经过腌制和熏制等重重打造后,培根,特别是放在罐头里的培根,就只剩下份量和口感的问题,而再也瞧不出一丝生机来。

最后,生肉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同时又是难以掌控的,容易腐坏的。而熏肉则被挤干了水分,控制好了味道,并且易于存储,随时备用,你不用担心它味道奇怪,更不用担心它很快腐坏,但吃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惊喜。

但是,这种革命了的新自然观,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指的仍然是“自然”,而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呢?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源流上来追溯,去考察从生肉到培根的那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深度加工后的培根,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它与“生肉”的关联,培根仍然是“肉”。即便现代的孩子可能误以为培根的来源是超市或工厂,但归根结底,它们在根本上仍然出自活蹦乱跳的猪身上,那些脏兮兮的生猪们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是隐而不显的,但如果我们愿意追根究底,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它们——虽然它们的处境变得更受控制了,但它们仍是活的。现在我们虽然远离了作为生肉的自然,但即便是透过实验室中已被打磨得面目全非的“培根—自然”,追根究底,它们毕竟也源自同一个作为生命的自然。

而我们的使命,并不是要把熟透了的培根还原成生肉,这根本不可能。我们也不需要扔掉培根,更不需要茹毛饮血。只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只要有培根吃就够了,更不能天真地认为培根来自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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