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笑宇《技术与文明》的采访稿

关于张笑宇《技术与文明》的采访稿

早前《中国科学报》推介张笑宇的《技术与文明》一书,对我做了一些采访,今天我刚想起来这事儿,查到这个采访早已经用上了,见《中国科学报》 (2021-06-17 第5版 文化周刊)。发表出来的文章是截选了我的文字采访稿的片段,与张笑宇的著作引介整合了起来,虽然总体看组织得还不错,但就我的表达来看是截得太碎了。我在下面贴上我的原始回答,内容丰富得多,也更加完整。

张笑宇的这本书当然是不错的,我隆重推荐。当然我希望将来我或者吴老师能写出更好的替代品,不过像张笑宇这样跨学科宽视野的技术史著述当然多多益善。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

1.技术史在世界发展历史中的位置是什么样的?通常对于技术史都有哪些解读空间或者解读的视角?

张笑宇的《技术与文明》封里的简介第一句话写道:“历史学家只能等待重大事件发生后再去记录,但技术早已为重大事件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发生埋下了伏笔。”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错,技术史在某种意义上“超前”于一般意义上的“事件历史”,各种历史事件的发生都需要某个“舞台”,而技术则决定了这些“舞台”是如何搭建起来的。在“演员”上台,“剧情”发生之前,舞台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不否认各关键人物的重要抉择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但这些“角色”并不是“大戏”的全部内容,角色总需要在特定的背景下,带着特定的道具,在特定的时机登场。而使得“主角”们的登场得以可能的这些“舞台”并非凭空出现,也并非一成不变,技术史重点考察的,正是这些“舞台”的来龙去脉。

当然,技术在整个“舞台”上还有多重存在方式。广义上讲,在历史大戏之中,除了“人”之外的其它元素,都可以归入“技术”的范畴。根据它们的呈现方式,大概可以分为焦点、背景、乱入和无形等。

比如演员身上的服装、武器,它们和演员一道出现于聚光灯中心,所以即使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也不会忽略,诸如火药、铁路、坚船利炮、原子弹等等,传统历史叙事中它们也很重要。不过在传统叙事中,它们往往还是作为主角和重要事件(人及其政治活动)的附属物被关注的。

又比如演员背后的桌椅、道路和生活场景,它们总是出现,但往往不被关注,只有在仔细分析时才会跃入眼帘。毕竟演员并不会悬浮于虚空中,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有相应的“立足之地”。立足之地使得事件的发生得以可能,比如军事征服总需要武器装备,知识传播总需要交流媒介。这些“背景”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也偶尔会出场,但通常被当作被动的因素被看待,而较少注意它们积极的塑造性的面相。比如说我们可能说秦国穷兵黩武、重视战争,所以积极制备各种武器;但很少讨论因为特定武器的革新,反过来促进了秦国的军事制度和动员机制的发展。

还有一些通常也是属于“背景”的一部分,但又和“主线剧情”没什么关系,甚至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比如公元1世纪的蒸汽机,安提凯希拉机械等等。这些在当时非常边缘化的事物,可能是为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剧情埋下伏笔的。

最后还有一些技术元素压根不出现在一般观众(历史学家)的视线之内。那就是所谓的“后台”,每一场历史大戏背后还潜藏着无数无名无姓的人们的默无声息的工作,许多事情甚至很少有史料可循,但我们可以从各种事迹中多少推测出“后台”的存在及其复杂的运转过程。

从以上的类比中可以看出“技术史”的多重视角:无非是考察各种事件所伴随的器具和装备;考察各种事件所立足的基础和背景;考察在幕后驱动各种事件的技术逻辑,等等。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某一种特定技术,都可以同时有多个视角。比如说战国时期的“弩机”技术,它既是本身就很显著的发明,也是战争的工具和背景,也提供了军事和政治制度的底层逻辑。

2.您作为研究科技史的学者,怎么看政治哲学学者,把技术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放到人类文明史的叙事中,把它跟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等等变量深度融合到一起。这是一种研究科技史的新的视角和方法吗?

首先我不太喜欢“变量”一词,只有定量分析才谈得上常量变量,而历史学很多时候甚至不能说是质性的研究,它提供的不是一份严谨的研究报告,而是一份“叙事”,讲一个“故事”。所以我喜欢讲“元素”,或者“角色”,技术是历史叙事中的重要的元素或角色。

其次我不太喜欢“科技”一词,科学与技术的融合是一个19世纪以来才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这种融合哪怕在今天也不是完全透彻的,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融合程度,或许都不如技术与经济、技术与政治的融合程度。非得说“科技”的话,怎么不说“经技”、“社技”、“政技”呢?我认为“科技”一词是误导性的,特别是在我们涉及18世纪以前的技术史时,不应该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所以我下面就说“技术史”的问题。

从西方的技术史学科的发展来看,这种视角当然谈不上新颖。张笑宇这本书叫《技术与文明》,但这个书名至少在80多年前就有了,技术史的开山祖师之一是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他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一书就是不朽的经典,至今仍百读不厌(张笑宇也引用过这本书)。美国的技术史学会在1950年代建立,它的官方期刊就叫做《技术与文化》。从学会建立之初,很多重要的技术史学者都有经济学或经济史的背景,到七八十年代也有更多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背景,包括哲学和神学的背景都有。而法国的技术史学科也是从1950年代发展起来,法国的特色是有更多人类学和哲学的背景。可以说技术史这种“融合”的视野是国际上技术史学科的常态。只是在中国,技术史的学科是相对孤立的,很多学者都是工程学或中国史的背景,经常是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流更密切,而同国外技术史家的交流较少。

张笑宇的视角在国内看起来是新颖的,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国内的技术史学科的发展还很落后。我希望有更多来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多来关注技术史,也希望国内的技术史学者更多地关注芒福德以来国际技术史领域的丰富成果。

3、疫情之后,我们普通人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科技史观,或者说如何看到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您认为,作为研究者,如何来完成科技史的叙事,才能使这些历史本身更好地发挥它的力量。

首先,“普通人”未必没有历史使命,“普通人”是那些在“历史大戏”中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们,但他们的选择与行动未必不会留下痕迹,当然,许多行动会被“潮流”所淹没,但正如张笑宇提到过的,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0.13%的优势就可能最终改变历史的大势。

所以普通人的技术史观,首先是可以看到普通人是有改变历史的力量的。在传统的以英雄人物或王侯将相为主角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很少看见“普通人”的作用,但是从技术史的视野下,我们更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力量。

对于英雄也好,专家也好,普通人也好,每一个人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有意义的,而人类并不是机器,我们有情绪、有理想、有信念、有审美,我们的选择总是基于复杂多元的理由。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选择是有历史意义的时候,我们或许至少会对自己的选择多一层审视。

其次,普通人了解技术史之后,更有可能摒弃传统的“技术中性论”,就是说技术“仅仅是技术”,而与政治、伦理、社会等等人文领域或价值尺度毫无关系。人们一般以为武器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善恶好坏总是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人的。这一观念也不能说错,但总是过于简单化了。比如张笑宇提到的弩机一例,他认为弩机促进了大一统,但并不单纯是因为弩机作为武器更加强大从而有利于征服,而是看到了弩机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配备的特点,和特定的政治制度互相促进,推动了大一统的进程。可见武器的意义不仅仅要看它作为杀人工具是否强力,也还要看它对政治和社会等各个维度的影响。

技术总会过时,但这种看待技术的视角并未过时,今天我们在讨论芯片技术、5G技术、航天技术等等问题的时候,也离不开政治、经济等维度。

最后,作为普通人,也许不那么关心家国命运,而是更关心自己和家人。在这个层面上,技术史也能提供许多启发。技术史和技术哲学帮助我们发现技术与人性互相塑造的关系。

4.还有个问题,其实这本书讲到的很多案例是说科技与文明的错配带来的负面结果,那在技术快速突破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能够让技术与人类文明形态的更高要求之间保持融合,或者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我感觉这本书讲的更多倒是技术对文明的积极作用,而在现今,技术与文明的关系的确需要更谨慎地看待了。你提到今天是“技术快速突破”,这个“快速”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我们注意到,技术的革新会对人类文明的其它领域产生推动。但是在古代,这个推动的进程往往是非常慢的,往往是技术的发展留下“伏笔”,然后经过数百年的酝酿和发展,最终展现出显著的影响。在这数百年内,有好几代人穷其一生慢慢适应新事物,并逐渐施加改变——既需要一点一点改良技术,也需要一点一点改变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伦理观念等领域,来与新技术相互磨合。

而在今天,技术迭代的速度早已不是以数百年为单位的了,一门新技术往往只需要几十年时间,就可以完成从新生到过时的整个周期,但是人类的寿命反而在变长,人类代际更迭的速度反而在放缓。这就导致原先可能是十代人前赴后继去适应一项新技术,今天是一代人就要去适应十项新技术。当然,人类的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智慧也在积累,但发展的速度远远不如技术加速革新的速度。这种局面注定会导致人类在技术面前越来越应接不暇,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只能不断接受新技术的冲击,而越来越难以主动发起回应。当我们主流的技术史观仍然把技术看作被动和附属的一方时,实际情况是人类的社会已然沦为技术的附属。

张笑宇提到技术与社会这两股力量的汇流,但这种汇流注定是不平衡的。无论技术与社会原先是怎样的关系,随着技术的加速发展,平衡注定会被不断打破,我们所处的时代里,技术革新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成为常态。

但是在这种局面下,人类并非无可作为。因为技术的力量虽强,但终究是盲目的,而人类社会的力量却可以有意识、有方向地调动起来。好比说舵手的腕力与航船相比微不足道,但他仍有可能决定船的方向。无论如何,要在飞驰的技术面前把握处境乃至掌握主动,人们首先需要“理解技术”,这正是技术史与技术哲学能够给人以启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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