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为视频录制写的底稿（最后一小部分没有写底稿，是即兴发挥然后把录音整理成文字的），视频已经在B站和油管发布。
视频其实在4月份就录了（当时特朗普把中国的关税加到104%），但我的工作室整理这5段视频陆陆续续整了快半年才全搞完（虽然他们主要有别的事在做但这个效率实在也说不过去了，所以我现在想要重新招募一些人马来帮我干活）。
文字版本至今也没有整理好，所以我先把底稿发出来。之所以急着发出来，是因为本周末我将在未完成书店做一个新的对谈，聊“数字游民与主权个人”。这个话题与网络国家的概念有许多关联。
这篇文字并没有提到“主权个人”的概念，其实最初我是想提一嘴的，但是讲下来思路没顺过去，就漏了。网络国家是从共同体的历史演变的思路来讲的，主权个人更多是自下而上的视角，等对谈完之后我看着再写一些吧。
网络无国界vs.网络有主权
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后发起了关税战，通过关税的威胁逼迫世界各国和他谈判，屈从于他的各种条件。
关税何以可能成为国际博弈的关键手段？因为现代的国际关系高度依赖于货物贸易，货物从一个国家卖到另一个国家都要通过海关，通过海关的时候交税，这就是关税。哪怕零关税，货物还是要经过海关，海关是现代国家的门户，也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
试想如果某个世界上有很多货物不需要货轮或飞机来运输，它们可以瞬间移动，可以无限复制，可以绕过任何一个关口而传输到任何地方，无法被扣留和销毁，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国际秩序又会如何建立呢？
网络空间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当我们要在网络空间中生产或购买一个数码物时，情况和传统的工业或农业制品大不相同——它只是一段数据，这段数据可以无限复制，并通过多条线路加密传输，任何节点都无法“开箱验货”，也无法扣留不放，因为这段数据的其它复制可以通过其它线路传输到目的地。显然，关税制度很难用到网络空间的市场经济之中。
在今天，网络空间逐渐侵占现实空间，正如每个人的生活世界也越来越多地被上网所占据。那么当网络空间及其市场模式在当今世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立足于海关体系的国际秩序是否也必然会发生变革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个话题。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国家主权适用于网络空间，这是我国的官方说法。当然，在世界上，网络主权这个概念引起了许多争议，许多人认为网络空间中没有国界，自然也没有主权。
但实践中，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也都在把主权延伸到互联网空间中，例如要求提供AI服务的网页进行IP验证，拒绝来自特定国家的网络访问。另一方面，由于税收和监管政策严苛，一些网站，特别是加密货币领域的项目，也会屏蔽来自美国的访问，拒绝美国人的参与。
“网络无国界”事实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过时的印象，早期的互联网的确可以这么说，因为早期的互联网上除了言论，没有太多东西。西方人把言论自由、知识无国界等传统的启蒙理想延伸下来，自然就得出了网络无国界的概念。而中国政府向来把言论管控也视为主权的一部分，所以自然就认定主权能管到网上。
但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关键在于，网络空间早已不止是一个言论空间了，网络上有庞大的产业和决定国运的技术装置（如AI），网络上有庞大的经济活动，网络上有海量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财产……
美国人强调言论自由（Free speech）、思想自由（Free thought），但从来不追求免税（Free tax），所以当网络空间远远超出言论空间，变成遍地财富的新世界时，他们的主权也同样延伸过来了。美国向来是爱搞长臂管辖、虽远必税，互联网亦非税外之地。
在互联网管制方面欧洲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以保护个人隐私为名，在全球推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一个网站哪怕经营者不在欧洲，但只要它给欧洲居民提供服务，就必须遵守这一法律，否则要承担巨额罚款。要注意，GDPR的罚款是按照网站全球总营收的2%~4%计算的，但哪怕这家网站的用户中只有1%来自欧洲，欧盟也可以处罚它，并按照全球总额来罚款。
主权的新形态
总之，现在再谈网络无主权，确实有些不合实际了。但如果我们接受了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上的渗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家主权的观念和形态势必要随着网络空间的独特“地形”而做出改变。
主权是最高的、独立的和排他的，就是说“这块地方”有A国行使主权，那么B国的主权就不能干涉。那么这就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把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搞清楚。
古代国家其实是按人群而不是土地来分界的，当然一些定居点、堡垒和关隘有明确的权力归属，但其余的广阔土地上其实并没有清晰的国界概念。特别是，古代帝国的边缘部分往往是游牧部落，他们有时有明确的效忠对象，有时候首鼠两端，有时候独立自主。所以我们说，古代国家有一定的主权机制，但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部分。
而由清晰明确的主权边界构成的国际秩序，是现代国家的产物，由印刷术和资本主义催生出来，并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殖民运动而推广至全球。
而现代人用土地而不是人群来设定国家边界的做法并不总是成功的，我们看到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至今仍深受其害：因为当初的殖民者大手一挥直接在地球仪上划一条直线来划分地盘，不顾本地部族的实际分布情况，以至于等这些地方独立成一个个民族国家后，需要面对无止尽的边境纠纷和认同混乱。
现代国家的秩序同时也意味着“游民”（包括游牧部落和更古老的狩猎采集者）的消失。古代的游牧民可以在草原上横跨整个亚欧草原，斯基泰人的活动范围从黑海到东亚，匈奴人很有可能从中国一路迁徙到欧洲。而随着现代国家秩序的成熟，同时也随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生活方式和地理环境的巨大改造，这些旧的生活方式被替代或者边缘化。
猎人和牧民是流动不居的，而农民和工人是定居的，现代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前两种生活方式被边缘化，而后两种生活方式成为主流。但是如果随着时代进一步发展，又出现了更新的生活方式呢？例如“网民”、“数字游民”、“AI智能体”这样的存在呢？如果新的生活方式，不再依赖于确定的土地来定居，而是重新变得流动不居呢？
我们很容易体会到，在网络空间中的数字生活，我们都是流动的，甚至我们都变成了“流量”。我们有时确实会逗留于某一个网站之中，但网站本身建立在“云”上。
我去访问一个现实世界中的景点或工作空间，我很容易确定这个地方属于哪个国家，从而根据该国的要求去进行签证和纳税。但是我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我进入了哪国的空间呢？网站背后的公司所在地吗？要知道，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京东、360、新浪等等诸多知名的“中国网站”，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股票上市可能是在香港或美国，大股东遍布全球各地，创始人可能也长期侨居海外。所以我们是怎么确定我们在上一个中国的网站的呢？
大概是我国的官方逻辑是这样的：网站都有数据，数据都有现实的存储地点，那么按照数据的现实存储地点来确定国界就行了。但这种管理方式是中国的特色，所以中国会要求苹果公司必须把涉及中国用户的数据都放到“云上贵州”来，不把数据放在国内就直接给你断网。但这种管理模式显然不适合全球大部分国家，因为一方面，世界上有无数小国压根没有数据中心，那些国民日常访问的都是跨国的网络平台，比如卢森堡人要访问google，可能接入的是比利时或法国之类的地方的数据中心，不可能让google在每个小国都设立一个数据中心才能运营。如果都得按中国的方式管理，那么小国就没有任何网权，小国国民就访问不了几个网站了。
从互联网诞生之初，打通国界、信息自由流动、数据分布式存储，都已经是其追求的方向了。许多大型平台现在也确实都采用分布式存储，在世界各地有多个镜像节点和数据库，比如google、微软等在全球数十个国家或地区都有数据中心。它们既不可能在全世界只设立一个数据中心，也不可能在每个国家都设立数据中心。
中国的做法事实上是通过行使某种“网络主权”，迫使网络公司把数据存在国界之内，而不是说因为数据在国界之内所以才确定了网络主权。数据的地理位置是网络主权的结果而非依据。
所以说网络主权的依据其实还是人，是经营者和使用者。就是说有中国的用户要上的网站，而且老板要赚中国人的钱，那么就要被中国管。美国、欧盟其实也是这样。
但这里就又有两个问题，一是管理的手段问题——凭借什么力量去管、管到什么程度；第二是管理的对象问题——管“谁”？怎么确定某件事情是某个“国民”干的？
传统国家的管理手段，就是所谓的“暴力机器”，无非是警察和军队，当然也包括一整套治安和司法体系。
有句俗话叫“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这句话被关联在“铁血首相”俾斯麦头上。我们不确定俾斯麦是不是真说过这句话，不过更早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倒是真说过一段类似的话，他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道：“占据一块土地的权限伸展到多远？与将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中的能力一样远。也就是说，和他想要将之据为己有时能够捍卫的范围一样远；就好像土地在说：如果你们不能保护我，你们也就不能对我发号施令。因此，关于海洋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其争论也必须据此来裁决：例如，在火炮的射程之内，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已经属于某个国家的陆地岸边从事捕鱼……” （见李秋零 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3页。）
海域主权的概念确实起源于中世纪的火炮射程，直到今天的海洋法，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概念的延续。我们可以说“主权只在暴力的覆盖范围之”。至于“鞭长莫及”的领域，就是“公海”，所有国家都不能对之行使主权。后面我们要谈到，互联网上不仅应该有“公海”，甚至还有一整片新大陆或者说无主之地的存在。
在网络空间中也有暴力手段吗，断网算是一种，但断网的强制力其实有限，因为互联网的本质是一个去中心化通讯网络，它的底层设计就是为了保证任何一个传输节点被切断时信息流动不受阻碍。除非像中国这样以举国之力设置屏蔽机制，那么确实可以用断网作为控制手段。
但除了这种粗暴的手段之外，其实国家机器在互联网上的管理力量是很有限的。当然，警察可以直接去居民家中控制上网者，可以通过银行账户封锁涉案资金。但是要注意，这些管控手段都不是发生在网络空间，而是发生在线下的世界。这类似于说：你在公海上做的事情我管不到，但你回国靠岸之后就可以抓你了。但这种在陆地上施加控制的能力并不能证明主权的力量已经覆盖到公海了。
第二个问题是管谁，本国公民在境外犯法，有时候也能被管到。但在网络空间中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哪国公民呢？早期互联网其实是很难判断的，因为人们上网之后通常不使用实名，他们自己起个名字，注册一个邮箱，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网络身份。
互联网早期有个讽刺段子，说“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说的就是网络空间难以追究现实身份这个现象。既然追究不到国籍身份，主权管制自然也就无从着手了。
但网络空间难以管理的状态在Web2.0时代改变了，这并不是因为互联网的底层技术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人们在Web1.0的技术基础上叠上了一层2.0的应用环境。
Web2.0时代，或者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标志有两个，第一阶段是巨型跨国社交媒介平台的崛起（以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第二步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取代电脑成为上网终端。这两步都有利于主权的力量重新掌控网络生活。
我们知道在互联网的底层设计中，任何两点之间的联系都不依赖任何一个特定中介，A可以直接和B连接，也可以通过C和B通信，C断了也可以通过E、F等等来通信。任何一个节点拒绝让A联网都是没有用的，只要不是所有节点都把A封锁，A就总能连上网络。
但是连上网络之后干什么呢？以前无非是收发Email，群聊也是用Email邮列来进行。然后泡泡BBS或论坛，BBS也都是匿名注册的，一个人弄几个马甲。还有就是下载软件、下载游戏、下载电影自己看。当然很多人也可以自己开一个个人网站，甚至架设一个BBS。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匿名的和去中心化的，不怕封锁。
但是在Web2.0时代，我们有了大型社交平台。发Email落伍了，邮列更没人用了，BBS过时了，个人主页只有少数学者精英会弄。网络空间中的社交活动和娱乐活动都高度依赖巨型社交媒体平台。
诸如Facebook这样的跨国网站都有过凌驾于国家主权的野心，扎克伯格甚至谋划过自己发行货币。但在现阶段，它们还没能独立，而它们的存在就可能成为国家主权管控互联网的“抓手”。中国的状况很明显，社交平台就是国家权力的直接延伸，可以对每个人的网络身份生杀予夺；国外其实也没好哪里去，所以马斯克号称为了言论自由去收购推特，但讽刺的是马斯克现在也成了政府权力的一部分。
智能手机替代电脑更加强化了身份识别。早前各个网站上的网络身份是依靠自己设定一个用户名和密码来确立的，有时候需要邮箱注册，但邮箱也是由自己设定的密码控制的。无论我是谁，我在哪个国家，只要我使用这段密码，我就能访问我的邮箱，也能够操作我所有的网络身份。当然上网时我们需要选择一家ISP服务商，获得一个IP地址，但一旦我连入网络，我很容易伪装我自己成为任何国家的节点。当然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网站会进行IP地址跟踪。
但是现在，在任何地方注册一个网络身份，甚至包括电子邮箱，经常需要通过手机号或者绑定手机号。而手机号无论是否实行实名制，至少说它有一个“国籍”，也就是说通过手机上网，在入口处就标识好了你的所属国家。
资金的流动同样是国家管控的切入点，无论是支付宝微信，还是用银行卡、信用卡，要在网络上交易就必须提供资金账户，而这些资金账户明显是有国别的。
总之，通过社交中心（社媒平台）、身份注册（手机号）和资金流动（钱包账户）三个方面，国家的权力可以渗透到网络空间的方方面面。
无主之地的新秩序
但权力的渗透不是一件顺风顺水的事情，毕竟网络空间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和国界，所以在争夺网络空间的支配权时，有很多麻烦的地方，例如主权冲突和无主之地。
这类争议地域在现实世界当然也存在，例如埃及和苏丹的领土之争：对哈拉伊卜三角区，两国都宣称主权，这类争议地域还有很多；而比尔泰维勒则是两国都不主张主权，是当今世界上罕见的一块“无主之地”。当然，西方殖民者认为曾经的北美洲和澳洲也都是无主之地。
Tik Tok就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争议之地，因为其控制者是中国人，而使用者有大量美国人，美国希望清除中国的支配权，而中国并不愿意放手。这类情况其实是普遍的：也就是说某一家网站，或者某一个网络上的行为，同时受到多个国家的管辖。但更多情况下各国对网站提出的要求不那么高而且是可兼容的，所以并不构成某种排他性的主权要求，但是当国家的要求太高，以至于强令网站进行排他性的服从时，这就是一种网络空间的“主权”争议。
至于“无主之地”，我们稍后就要讲，区块链技术在网络空间开辟出一块无主的新大陆。但在区块链之前，网络空间中也存在大量无主之地或者说传统国家的权力难以触及的地方。例如，“暗网”，利用Tor等匿名工具访问，使得网络行为难以被追踪定位。又如P2P技术搭建的分享空间，如电驴、BT下载等，由于不依赖中心化的服务器，哪怕资源的发布者断网，资源也可以继续传播；还有一些折中的模式，例如在管控较为宽松的国家甚至直接在公海或卫星上建立数据中心。至于利用VPN等虚拟化技术伪装IP以规避定位，那就是更常见的事情了。
区块链技术并非凭空缔造出一块无主之地，而是把Web1.0时代或者说早期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征重新发掘出来。本质上说，区块链是一种网络协议，它仍然是建筑在TCP/IP协议之上的一个应用层。TCP/IP协议是互联网的底层协议，或者说就是互联网本身；而所谓应用层就是类似于http或ftp之类，接受同一协议的用户可以在网络上交互特定格式的信息。http的特色是提供可视化的网页，ftp的特色是文件传输，IMAP负责电子邮件，HLS是视频直播协议等等。区块链的特色则是负责去中心化的价值传输。
价值传输本身不是难点，去中心化的价值传输才是难点。我们的网上银行账户、支付宝余额、微信红包等等，都是在网络上进行价值传输。我手指点一点，红包就发出去了，一秒钟就能到账，这本质上就是通过微信发送一条信息，类似于：“从我的账户中扣除100元，让张三的账户里多100元”。
问题是这个信息的传递不是我和张三两个节点之间的事情，而是必须通过一个可信的中心（例如微信的服务器）进行审批才行。
我们再来看互联网的基本原理。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思路来源于1962年巴兰（Paul Baran）提出的“分块交换”，现在一般叫数据包。好比说我们传输数据时是一个包裹一个包裹寄出去，包裹上标记有收信人和时间戳。
这些包裹不需要寄给某一个中心机构，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接收我发出的包裹，它会帮我传递给下一个节点，下一个节点再传递给下一个节点，如此不断传递，直到传给收信人。不同的数据包可能沿着不同的路线传递，最终在收信人那里被汇总打开，按照时间戳的顺序来解读。这样的设计避免了单点故障，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参与信息的传播，但任何一个节点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因为市场追求效率，人们会设立一些数据中心来作为传输信息的枢纽，但这些数据中心无非也是节点的集群，每一个节点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都是可替代的。
发送电子邮件、发送一篇文章、一部视频，原则上都可以在上述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中进行，我只要确定发件人和收件人即可发信息，而无需依赖任何一个确定的第三方作为中介。
但是发送一个红包就并不是这样了。首先，形如“从我的账户中扣除100元，让张三的账户里多100元”这样的转账行为能够成功，前提是我的账户中确实有100元。然后最终张三的账户里多出了100元，意味着未来张三还有权把这100元发送给李四或王五等等所有可能的接收者。我可以无限重复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但我不可能无限重复地发送红包，因为钱不能无中生有。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的价值传递的参与者和潜在的参与者，都必须信任某一个唯一的账本，这个账本中记录了张三或李四各有多少钱，并且会根据交易的发生而实时变动每个人的余额。这个账本必须是所有参与者一致相信的。微信支付必须信任腾讯公司，支付宝支付必须信任阿里公司，阿里和腾讯之间进行交易又必须信任银行系统，银行系统最终由各国央行监管。
这就导致，互联网上的价值传输仍然依附于传统形态的国家主权。信息传递原本是自由无界的，把一条信息发送到北京和发送到纽约的成本相差无几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把一笔数字形式的资金发送给中国人或美国人却仍然有不同的壁垒。把一件现实的货物从中国运送到美国需要经过运输和海关，由此产生更高的成本，这是合理的结果，但是把一段信息（改变钱包余额）从中国发送到美国，仍需要高昂的代价，甚至很多时候跨国转账比寄一个邮包都困难。价值信息化了，但并没有去中心化。
区块链技术的意义就是设计出了这样一种技术，或者说这样一种网络协议，让遵守这个协议的用户可以无须信任地在互联网上传递价值（例如转账）。当然，我们仍需要相信互联网本身，但除此之外，我们不需要信任任何持有权威账本的第三方。
区块链核心的技术是密码学，密码学主要有两方面应用，一是生成“私钥—公钥”对，公钥提供对外公开的“地址”，或者说“用户名”，以便收取转账；而控制私钥能够在不暴露私钥的前提下证明自己对“地址”的所有权。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转账被冒领的问题，比如我发出“从张三的账户中扣除100元，让李四的账户里多100元”这样的信息，不需要通过任何一个权威的机构来验证注册为“张三”的人是不是我，而是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平等地验证我是否有权以张三的名义来签发这笔交易。
二是设计了一个算力竞争游戏（俗称挖矿），以保证交易的总“账本”不需要依托于任何权威中心机构，而是每个节点都可以平等地拥有一个账本，而且这些账本能够在没有任何固定的主导者的前提下保持同步一致的更新。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本来腾讯公司掌握一个账本就可以了，现在相当于每个节点都要记录和处理全套的账本，而且在算力竞争中也有大量的能源“浪费”了。那么它牺牲效率所换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让价值传输可以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无主之地中。
比如我们随便来看一笔比特币网络上的转账，这笔交易从一个地址bc1q66vz2xds60slqn89npdl2hfvuheuqh6ph0kdh3发出，传输了0.3个比特币到7个地址，花了1,184 聪手续费（当时价值$0.97美元）。这笔交易发生在哪个国家呢？或者这笔交易究竟穿越了哪些国界呢？我们在交易中看不到任何国别信息，除非某个地址的所有者主动宣布自己的位置，否则我们不能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交易各方究竟属于哪个国家管辖。
在智能合约之后，区块链可以做到更复杂的价值交换，例如画家创作一系列数字艺术作品，通过区块链来售卖，画家甚至可以在卖出作品之后持续从作品的市场交易中获取版税，但我们有可能既不知道画家是哪国的，也不知道买家是哪国的。
总之，区块链的关键意义就是，把网络空间内含的“去中心化”特征推广到了价值领域，使得数字化后的财富和财产都可以更容易地摆脱传统国家主权的势力范围，进入网络空间的无主之地。
和殖民时代的“新大陆”一样，无主之地难免是残酷而混乱的，尔虞我诈、强盗横行。从早期的“丝绸之路”黑市，到现在的各种洗钱、灰产、传销，加密货币领域确实总是充满乱象。
但是就和当年的新大陆开拓一样，混乱与革新往往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在无主之地酝酿的不总是灾难，也有可能是新的秩序。清教徒为了摆脱英国国教的管制而踏上新大陆，他们最终建立了新的国家，实行新的制度，反过来影响乃至支配旧大陆的秩序。
事实上，与其说新大陆探索者们无法无天、拒绝任何监管和秩序，不如说他们摆脱的是不合时宜的制度和规则。传统的，依托于地理边界和实物商品运输而建立的各种税收制度、海关规则、监管模式，在网络空间中早已捉襟见肘，难以适用。就好比中世纪的封建地主制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样，在网络时代我们需要新的秩序，而新秩序并不会凭空出现，于是旧秩序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就成了探索和酝酿新秩序的策源地。例如率先打破旧的东西贸易秩序的是贸易路线最远端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突破中世纪拉丁文化的是欧洲最边缘的英国，引领电力时代和全球化的是旧大陆之外的美国，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是几乎从零开始拔地而起的深圳和浦东……
现在，探索网络空间中的无主之地，也并不是为了毁灭人类文明，破坏一切秩序，而是说，我们如何在其中建设出适应于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新秩序。就好比工业时代，传统的帝制国家纷纷瓦解，或通过君主立宪或通过暴力革命，否定了王权的秩序，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新秩序。我们现在可能需要颠覆工业时代的秩序，建立“网络国家”的新秩序。
接下来我分两大块来谈这件事：第一，为什么说工业时代的旧秩序过时了；第二，理想中的网络时代的新秩序（网络国家）可能有哪些特点。
工业时代的“印刷资本主义”范式
为什么说工业时代的旧秩序过时了，这里又可以分两点来谈，第一，这个秩序是如何应时而生的，第二，它所适应的时代环境发生了改变。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明确的国家主权概念以及围绕这一概念组织起来的现代国家秩序，诞生于现代，伴随着印刷术和资本主义的传播。
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经常被看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起点，这份合约以领土为基础，强调国家在其领土之内的权威至高无上，本国内政不能被外国干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本身标志着一系列宗教战争的结束，而这些战争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新教的崛起而爆发的。该合约的一大意义是排除了教会神权的普世效力，让每个国家有权决定其内部的宗教政策。
新教的崛起有赖于印刷术的传播，印刷术让每个信徒都有机会直接阅读《圣经》，从而削弱了神职人员的权威。另外，印刷术传播的其它各种新知识，特别是自然哲学和自然史，也都在削弱传统的神圣叙事。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和笛卡尔1637 年出版的《谈谈方法》都标志着现代怀疑论的兴起。现代的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人类的理性本身，而是怀疑一切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动摇同时发生于人们对知识和秩序的信念。
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和洛克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标志着现代政治哲学的滥觞，这些现代政治哲学家都试图绕过古老的神圣叙事，从“自然”推演出人类共同体应有的秩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是论述现代民族国家起源的名著，他的理论也影响了赫拉利等更多通俗学者，《人类简史》可以说是《想象的共同体》的通俗应用。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作者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归因于“印刷资本主义”。他说道：
“这些相互关联的确定性在经济变迁、‘新发现’（科学的和社会的）以及日益迅捷的通讯发展的影响下，缓慢而不均衡地——首先在西欧，然后延伸到其他地方——衰退下来。这个确定性的衰退过程，在宇宙论和历史之间划下了一道深刻的鸿沟。难怪后来人们会开始寻找一个能将博爱、权力与时间有意义地联结起来的新方法。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印刷资本主义更能加快这个追寻的脚步，并且使之获得更丰硕的成果了，因为，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想象的共同体》
共同体是在共识基础上可能共事的群体。我的家庭、宗族，同学、亲友等等，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形成现实的共同体，因为我们的共识和共事是基于现实的共同生活而达成的。但是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总是有限的，按照“邓巴数”，一个由相互熟悉的共同生活构成的共同体顶多也就150人左右。要组建更大规模的共同体，把亿万人组织在一起，就必须依靠“想象”，或者说“叙事”。
例如，一个村民，可能一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附近的镇子，他凭什么愿意接受来自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城市的一个从未见过的人的统治呢？当然，这个人可能掌握了某些强权力量，例如军队和警察，但大部分人在实际被铁拳捶打之前就已经信服了，这当然都是依赖于“叙事”。
更重要的是，一个公共的叙事有利于人们的团结协作。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为什么“同族”更容易“同心”呢？如果是同一个小家族，互相看着长大的，自然可以相互信任，但是如果你要和一个陌生人合作呢？我如何相信这个陌生人是与我类似的人呢？
而公共生活保证了“熟悉的陌生人”得以可能。在公共的生活空间内，我们有相似的环境，相似的经历，相似的记忆，相似的知识来源和审美熏陶，所以我们是相似的人。只要我确定你和我位于相近的公共空间，我就天然地与你亲近，就可以达成合作，而省去了实际接触后冲突、试探和磨合的历程。
生活空间越近，越是天然地亲近，所以为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因为勾起回忆了。他们有更多“共同生活”的记忆，这种共同生活并不一定实际照面，而是共同生活在相同的公共环境之下，经历过相同的公共事件。
“公共记忆”包含真实的和虚构的，或者说历史与神话。但无论是哪种记忆，都需要载体才能传播。在文字发明以前，记忆有赖于口耳相传，共同体的范围很难超出部族或酋邦的规模。在文字发明之后，各种叙事通过文本广泛传播，从而能够维系更大规模的共同体。
不过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是昂贵而难得的，所以只有“经典”能够成为公共知识，而典籍和史书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沉淀下来并流传开来，所以在一个古代国家里，扮演陌生人之间的“共同记忆”的，不是虚构的人就是已死的人，如上帝、祖宗、先哲等等。这种秩序可以叫做神权国家，其统治的权威来源于这些遥远的存在，统治者们也需要用神授、奉天、道统等方式确认正统性。
现代国家主流的民主制是难以在古代实现的，除非像希腊城邦这样的地方，城邦提供给希腊人丰富的公共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广场、集市、剧场、浴室、体育场等，都是希腊人的公共空间，执政者可以直接向公众演说，公众可以参与到所有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但这样的公共生活维持一个数千人到数万人城邦国家已经是奇迹了，更大范围的凝聚和统合还是要依赖神圣叙事。
印刷术是现代民主秩序的重要条件。首先是书籍，后来是报纸，使得当下的、现在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成为公共知识。“现代”这个概念本身伴随着印刷书而流行起来。印刷书所建立起的信息平台，相当于一个被无限扩大的古希腊广场，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都可以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被共同关注。另一方面，超然于国家的传统神圣叙事的权威性被消解，这些都是使得共同体以新的秩序凝聚起来的诱因。美国这样的国家完全是建立在印刷文化之上的，可能还要加上铁路网和后来的电报网，如果没有通畅和迅捷的信息传播媒介，一个美国西海岸的公民如何可能投票选择一个美国东海岸的人来当总统呢？
按照《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过程还需要资本主义的促进。资本主义孕育了大量自由而逐利的书商，为了扩大受众而强化了民族语言的写作。
我认为资本主义和后来的工业化革命都是现代国家体系的基础，但在根本上说，资本主义也是孕育于新的技术环境。培根和马克思都看到了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对社会的冲击，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西方中世纪晚期繁荣的市民社会结合起来，促成了新的国家秩序，激发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滥觞。（在中国，其实印刷术和火药也促成了新的秩序，特别是明清两代，不过反而是往强化皇权的方向促进的）。
资本取代了土地和人口成为主宰经济的主要资源，资本家和企业家取代了地主和贵族成为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于是整个现代国家体系都是围绕着“商品市场”组织起来的。
现代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像“社会契约论”所宣称的：公民让渡自己权利交给政府，不是因为政府有神圣的地位或优秀的血脉，而是因为实际利益考虑。公民交出权利能够换来必要的保护，从而赢得更多利益，这是现代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政府对公民的保护不仅体现在防御外敌和维护治安上，更体现在维持商品市场的秩序方面。
货币和海关是现代国家的标配，哪怕弹丸小国往往也有自己发行的货币。而海关不止审查来往旅客，更要管理货物的流动。
当然，后来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计划经济，抵制商品市场，即便如此，商品市场仍然是这些国家的主要问题，它们对内需要用强权和计划去控制市场，而对外它们也需要通过货币和海关来抵御市场。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重视工业化生产，因而也需要监管各种资源和货物的大规模流动。
现代国家的各种制度都是围绕货币和货物的流动而打造的，而在古代，除了威尼斯等少数小国以商人为核心之外，商贸活动并不占据国家事务的核心地位。
哪怕是承担那些古代国家固有的使命，现代国家的应对方式也必须引入商品经济。例如维持军事力量。在古代，军事力量的核心是“人”，如何征募士兵、选拔将领、磨练武艺，这些是古代军事的主要课题。后勤固然重要，但主要也是粮食的生产和运输，而不涉及复杂和大规模的生产和贸易问题。而从火药开始，热兵器时代的逻辑变了，火器是决定军事力量的主要因素，而火器不是随时征募而来，而是需要一系列的生产线，包括火药的生产和相配套的钢铁枪炮的生产，再到最后的飞机坦克，都要求一整套成规模的生产体系。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在工业时代才成立的，在古代，科技先进、经济繁荣的国家反而容易挨打，随时冒出来一个野蛮的草原游牧民族就能把繁荣的农业国家打得节节败退、割地赔款。这是因为古代战争的主要问题是人员而非物资，所以那些养尊处优的文明人打不过全民皆兵的野蛮人。而在现代，游牧民再怎么全民皆兵，也打不过工业国家的钢铁洪流，而钢铁洪流则是与科技先进和经济繁荣正相关的。
其它许多领域，包括科研、教育、卫生乃至宗教，都在顺应着商品市场的逻辑而发生演变。
现代商品市场的逻辑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速度“。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行方式是不断加速进行资本增殖和生产力提升的循环。资本的意义是提升生产，而生产的意义是增加资本，现代市场如此循环往复，进入指数级增长的阶段。循环迭代的速度越快，一个经济体就越强大，而一旦你增长的速度落后了，就要挨打。
科技创新的意义不在是追求真理，而是在于提供第一生产力；教育的意义不再是培养自由公民，而是在于生产人力资源；学者不再是为了传道，而是为了生产论文；环境保护是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和生态资源；艺术创作变成了文化产业；各种娱乐、体育、服务等等活动都被归入“第三产业”。所有价值都变成了“资源”，所有领域都变成了“产业”，所有行动都变成了“生产”。这是工业时代的主题，是现代国家体系的底色。
与“速度”的逻辑一体两面的，是“同化”的逻辑。道理很简单：只有拉到同一条跑道上，遵守同一套规则，才能够比拼速度。现代国家一方面通过同化而提速，一方面通过加速来趋同，两者互相成就。
印刷术就是一种通过同化而提速的技术，手抄本每一本书都不一样，一笔一划都不一样，而活字印刷术通过标准化，让所有的字模可以相互替代，使得书籍可以批量生产。现代科学也是起源于同化，即数学化，把古代自然哲学中各种定性问题切换为现代科学的各种定量问题，把万物的质的差异理解为量的差异（笛卡尔的广延），这就是科学革命的关键。工业革命更不用说，可更换零件、标准化流程、集中化工作、流水线生产，这些改进都遵循同化的逻辑，简化生产活动中所有模糊的、个性化的环节，而用可复制性指导一切。
古代工匠讲究慢工出细活，讲究精益求精，讲究独门秘诀，品质和独特性要比速度重要。如果一个工匠的技艺不能提升，且又容易被模仿，这个工匠当然要受到鄙弃；但在现代的工业生产中，一个忽快忽慢，忽好忽坏，而且不容易被别人替代的工人，是没有一条流水线能接受的。你慢工出细活了，流水线的下一个位置怎么办？你的技艺独一无二了，你下班了谁来顶岗？难道流水线要为了你一个人随时调节速度，而且每转8小时要停16个小时吗？流水线需要的是平均而稳定，而不需要出类拔萃。
除了工业生产之外，所有其它已经变成“产业”的领域都是如此，政治也好，教育也好，在越来越多的岗位上，现代国家需要的是你扮演好螺丝钉或齿轮，而不是需要你的自由意志和特立独行。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异化”是工业时代的大势，从人力资源到人矿，从螺丝钉到牛马，机器越来越智能，而人越来越像机器。
从马克思以降，我们可以在无数哲人那里看到对这种现代性趋势的警醒和批判，但是我们又毫无办法，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你可以拒绝生产力至上的模式，但一旦你的迭代速度落后了，你就会“过时”，被边缘化，甚至被残酷的市场淘汰掉。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表示：现代人已经失去了批判的能力，因为理性已经被操作主义裹挟了。当我们批判的时候，理性的声音就会出来拷问我们：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找出办法，找出第一步该做什么，第二步该做什么，如果找不出具体的行动方案，那么我们的批判就只是单纯的抱怨，是非理性的发泄，毫无建设意义。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找到可操作的方案呢？可操作性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在现有的工具箱中找材料，在现有的总体框架下做事情。越是顺应这些工具和环境的方案就越是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如果我想说就是现代秩序的这个总体框架或者说现代技术的底层逻辑出了毛病呢？但我也并不想把整个现代文明推倒重来，而且这也完全不可行，那么我如何可能提供一个有清晰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呢？结果就是，那些不满现代文明的人，要么只能发发牢骚，要么顶多只能避世隐居，被边缘化直至淘汰，没有别的办法。
以批判现代技术著称的海德格尔给出的建议是“泰然任之”：既不拥抱，也不抵抗，而是坚持沉思，沉思的意义不是给出操作方案，而是帮助我们“认命”——认识我们必须经受的“天命”。我们通过沉思，认清了现代性是人类必须经受的命运，这一认识包含了如下洞见：我们无法通过预先计算好的一系列步骤完成自我拯救，我们只能等待新的命运的降临，海德格尔说道：“但一种存在天命之经受，每每总是随着另一种天命的到达而发生的，这另一种天命既不能通过逻辑—历史学的方式预先计算出来，也不能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之序列而通过形而上学的方式虚构出来。”（《同一与差异》）在晚年，在香港记者追问海德格尔如何提供解决方案时，海德格尔回应说“哲学变成控制论”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他的意思显然不是说自己信奉某种弥赛亚或末世论宗教，他的意思是你们不应该让哲学家来提供解决方案，哲学的任务是沉思而不是控制，至于制定一个方案来拯救全人类这件事情只有上帝做得到。
但如果不能提供方案，沉思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意义就是帮助我们“等待”时机——当时代的命运发生新的转折之际，有所思考的人更容易把握到机会——这些机会无法预先计算出来，但是当它们实际来临之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蕴含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这个可能帮助我们跳出工业时代的命运，带来新的可能性的新天命，在海德格尔生前就已经初露端倪，而在今天已经充分展露出来了。正如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救渡”。“控制论”既是现代性危机的顶峰，又预示着新的时代的到来。
变革到来
我们今天看到了，从控制论开启的信息时代，一方面许多现代性危机不断加剧；人类进一步异化，资源化、牛马化，世界进一步数学化、数值化、数据化；生产力至上主义和加速主义仍然甚嚣尘上。但另一方面，信息时代正在颠覆工业时代的诸多底层逻辑，使得国际秩序、国家制度、市场形态、生产模式、思维定势、生活方式的全盘变革成为可能。
首先变革的可能性是以某种破坏性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看到，互联网环境，特别是社交媒体时代，传统的信息壁垒被抹平，但又形成了新形态的信息茧房。深度的讨论逐渐在公共空间被边缘化，低智的、煽动的信息充斥网络空间，造成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盛。而被放大的这种民众声音往往是反普世主义、反全球化的。一方面底层民众抱怨自己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益处（这种抱怨确有道理），另一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的愿望也会加强逆全球化运动。
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终极扩大版。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国家，和在流水线上的每一个员工的遭遇差不多：有的压根也没赚到多少钱，只是勉强维持温饱而已；有的赚到一些钱，但是陷入了精神危机，因为它的个体性或特殊性被剥夺了，变成了整个机器巨链的一部分。中国人以为中国文化正在被西方文化吞噬，而西方人也认为传统的基督教文化被异教或无神论侵蚀，中国人认为普世价值在破坏传统价值，西方人则在用DEI瓦解古典的普世价值。这种局面本质上不是任何一种价值传统的问题，而是“世界变平了”的结果，全球化的大刷子试图抹匀一切，所以每一方都会觉得被侵染了。
我们之前说到，现代国家是围绕着商品市场，围绕着货币和货物的流通而运转的，追求的是资本—生产力循环迭代不断加速，一座流水线工厂是现代世界的模型范式。小到每个人，大到每个国家，都要成为一颗齿轮填进全球市场的生产—贸易链条之内。就好比流水线让每个工人专业化只干一件事才能效率最大化，全球化主义者甚至希望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像产业链上的工人那样各司其职，有的国家提供能源，有的国家负责制造业，这些国家的农业或其它产业不需要自给自足，向国外购买就可以了。集约化生产所节省的成本足够覆盖集装箱货轮远渡太平洋的成本。有个美国人2005年写了一本《世界是平的》，讲的就是全球化打通了世界上的各种壁垒，把差异和边界抹平了。
21世纪初是全球化主义最鼎盛的时期，从2001年起——911事件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的绝望反扑，然而同年12月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全球化进程依然势不可挡，到2008年为止——当年8月的北京奥运会展现了“心连心同住地球村”的盛大愿景，全世界都沉浸在全球化壮丽图景之下，谁能想到张艺谋导演的乃是全球化时代的谢幕演出呢？而当年9月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化的盛世戛然而止。当然，很多人还没有从美梦中醒来，一直要到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或者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和英国脱欧，或者一直到2024年特朗普第二次当选，很多人才终于醒过神来：原来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落幕了。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愿醒来，以为特朗普只是一个偶然的异数。
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化的问题，首先是这种过度依赖全球贸易的模式，让许多国家被动卷入危机，甚至无力自行摆脱；其次是很多人终于醒觉全球化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享受全球化好处的是那些金字塔尖的巨鳄们，哪怕金融危机之后，除了几个别的巨鳄破产之外，总体而言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全球化非但没有促成全球心连心，反而让本国的不同阶层都加剧了撕裂和敌对。底层人民并没有，或者至少说并没有充分感受到，全球化的好处。
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全球化的自我颠覆运动的开始——之前的恐怖主义是来自尚未全球化的外部力量的反抗，而占领华尔街标志着全球化的“灯塔”美国内部出现的反叛力量。然而，这股运动很快就被奥巴马化解了。2013年掀起的黑命贵运动可谓是一场阳谋，它把阶级间的不平等问题转向了肤色和性向之间的矛盾，一举转移了公众的视线和舆论的风向，最终让占领华尔街的诉求不了了之。
所以与其说特朗普是异数，不如说奥巴马才是异数，他让08年就已经谢幕的全球化又加唱了十首安可（返场演出）。当然在地球另一边，四万亿也是给摇摇欲坠的全球化打了一针兴奋剂。。结果就是在08年之后的十余年中，全球化运动以一种更妖异的方式返场了，一边是房产兴国基建狂魔，另一边是黑命贵到LGBTQDEI。
所以这一轮特朗普返场，祭出了关税大棒，要和欧洲和加拿大这些老相好都切割，彻底拒绝全球化而走向孤立主义。很多人以为特朗普是异数，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迟到的趋势，濒死的全球化被奥巴马和温家宝暂时抢救回来了，但一番回光返照之后还是终究要落幕了。
所以说以英国脱欧、中国内循环、美国孤立主义等趋势为标志的逆全球化运动，多少是一个推翻重来的契机。当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工业时代的底层逻辑，改变生产和流通的既有模式，那么逆全球化当然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更重要的是信息时代对于新的秩序可能带来哪些建设性的支持。
后工业时代的抽象需求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满足
“建设性”这个词也容易引起误会，在工业时代的逻辑下，建设性往往等同于提升生产力，但我们现在需要的恰恰是从生产力至上主义走出来。那么在生产之外，真正的建设性应该朝向什么呢？我们很难用一个线性单调的指标去衡量它，但是我们并非不能理解它，事实上，毋宁说这才是“建设”的本义——建设我们的家园。
家园的建设并不总是以生产力为指标的，即便是工业时代下，“家”的意义已经急剧萎缩，几乎变成了一个“睡眠工具”之后，打工牛马们仍然愿意在家居装潢方面争取着或多或少着点缀一些个性。
人类打工也好，创新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之所以说科技发展是好事，工业革命是好事，关键在于科技和生产确实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丰富。但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反而以为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技术和提升生产力，这种态度把工具看作目的，而把人类看作工具。
为了某个政治革命而牺牲小我，奉献出个人的生命，这种人是伟大的。但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牺牲了个人生活的丰富性，而换来了他人和后代的幸福生活——他相信革命或战斗成功之后，和平的未来将让更多人安居乐业。但是，为了科技革命而牺牲和风险，这种价值观是危险的。因为政治革命有目标有止境，而科技革命是永无休止的，所以当我们这一代牺牲了个人生活，当牛做马推动科技发展之后，下一代人呢？他们发现科技发展并没有“完成”，如果这一代的牺牲是正确的，那么下一代人要做正确的事，就还得继续牺牲，如此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最后科技不断革新、生产力不断提升，而每一代人仍然要牺牲生活，甚至都要牺牲更多才能跟上科技的步伐。这样一来，科技和生产不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那么我们为之奉献的整个目的，就不再是崇高的事情了，反而是要葬送全人类的幸福。
所以说科技至上主义或生产力至上主义，可能像一种狂热的宗教那样，吸引一小波苦行僧投身其中，但它万万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价值观。如果科技让人类越活越卷，那么也只有拒绝生育才可能跳出这无尽的奉献了。
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提升有利于生活的丰富，并不是永远必然的事情，因为生产的逻辑是多多益善，而生活的逻辑是止于至善——即“见好就收”。对于“资本—生产”循环而言，赚2块钱总比赚1块钱好，赚100块钱总比赚10块钱好； 1分钟生产10个面包，总比1分钟生产5个面包更好，追求是无止境的。但对一个人来说，一天吃3片面包比一天吃2片面包好，4片也许比3片好，但是一天吃40片面包呢？500片面包呢？那显然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对人的生活来说，除了钱之外的任何好的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数量的增加就未必是对生活的丰富了。
当大部分人类连基本的温饱都达不到时，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让物质不断丰富，显然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所以说在工业革命的前中期，生产力提升和生活的丰富是一致的，生产力越高的国家，国民的生活也会越丰富、越幸福。
但问题是当物质达到“极大丰富”时又如何呢？马克思说这时候资本主义就过时了，需要新的制度了。那么什么叫物质极大丰富？很多人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但是你如果把诸如金钱这样的抽象物排除出“物质”的范畴，而是回归到人类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性的需求方面，那么很多方面的物质极大丰富并不遥远。比如就面包而言，每人每天吃5片面包其实就差不多了，那么10~20片面包就已经是“极大丰富”了，这样的生产力人类其实早就能达到了。今天的粮食生产就全人类而言已经极大丰富了，接下来关键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了。
我们总是觉得物质是永远不可能极大丰富的，这就是我们中了资本主义的阳谋。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宣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另一方面，它会不断源源不断地生产那些抽象的产品——它不断地制造需求，虚拟的抽象的需求，附加在产品上面。
资本家在生产欲望，而不是单纯地生产产品。比如什么？比如奢侈品就是这样。你本身并不是真的需要花那么多钱去穿衣服，衣服早就够了，而且那衣服也不是很好。但是它因为附加了一个非物质的品牌价值——品牌价值是一个抽象概念，比如 LV 两个字母印上去，这个东西就值好多钱。这就像你写个 0，它的价值翻倍一样。这个价值，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虚构出来的。银行账户里多添一个 0，价值就翻番了。我们说，整个现代第一件被批量复制的商品——印刷书，其实它就是一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叠加的商品。虽然物质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量产的商品，但它的价值恰恰是精神性的，恰恰是非物质的。这里头的知识，并不会因为复制而消散。同样的知识，你一个人看，这个人学到了；另一个人看，另一个人也学到了；100 个人来看同一本书，这 100 个人都学到了这里头的知识，就是获得了这本书的价值。这和苹果是不一样的，和面包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要吃面包，他吃掉了，两个人来吃，每个人只能吃一半，100 个人来吃，每个人只能吃个渣渣。
所以，面包之为面包，同样是复制品，同样是工业制品，同样是商品，它的价值是守恒的——你消耗了一点价值，它就减少了一点。而书本知识作为知识，它的价值是不守恒的——你一个人获得了价值，它的价值还在；两个人获得价值，它的价值也还在。维纳本人举的例子是艺术品，艺术品也是这样的典型：你一个人来看它，你获得了一份价值；两个人来看它，你就获得了两份价值。这个艺术品的价值不会因为看的人多而消耗殆尽，看的人越多，它的价值某种意义上就越深刻。这和面包、汽车、衣服这样的工业品是不一样的。那些工业品是守恒的，而这些东西的价值是不守恒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工业时代，这种不守恒的价值是相对边缘的、少数的，不是主流的。而在信息时代，特别是那些数码物、数字模型上，按维纳的说法就不该有商品，因为它的形态不一样。它没有传统商品市场那种供需关系——我有几份商品，有几个人要，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
数字物永远能够满足需求，因为复制是无限的。它更像艺术品和知识——一个人下载它也是一份，两个人下载它也是一人一份，它是不守恒的，是无限可复制的。这种事物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而且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追求的更高的价值。当我们的基础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的时候，人类还要进一步往上攀登、发展、丰富生活，依靠的就是那些虚拟化的需求。人类文明好像粮食生产越多越进步，但它也一定有个头。到一个阶段，大家都满足了，都能吃饱了，那么你一定是要去追求更高的需求。更高的需求往往就是虚拟化的需求，而这些虚拟化的需求，往往更容易在网络空间中得到满足。
反抗效率至上主义，从生产回归生活
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他们还能用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来管理吗？还能对数字产品收关税吗？还能像过去那样去追踪它们的物流吗？还能用货币和货物之间的循环迭代去运行吗？维纳就说，我们需要呼唤一种新的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新的社会制度，来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新货物环境和市场环境。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理想中的新的——我们称之为“网络国家”，或者一种新型的国家秩序、国际环境、生活世界。它可能会有哪些特征？
首先，我们要走出工业时代的生产力至上主义，回归人的价值。也要走出以买卖为中心、以商品市场为中心的逻辑，走出货币和货物互相迭代循环的逻辑。要走向以人的价值为中心，避免工具与目标的颠倒。人是目的，人的生活是目的，生产和科技是手段，是为了促进人的美好生活。要避免人的原子化、云化、平均化，重新让每个人都能找回个性，建设独特性。这是网络时代应该有的趋势，当然是理想中的，事实上人们也在朝这个方向追求。为什么在制度规则、社会规则、经济制度方面，需要有所调整？因为如果用旧的生产模式、旧的资本迭代生产模式来理解和支配网络时代，它只是加剧工业时代的基本逻辑。
如果我们只是说 AI 很好用，把 AI、算法这些工具充分利用起来，结果可能造成的是一个严苛的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在工位上让你变成螺丝钉，失去自我；在路上也是如此，比如外卖小哥，他虽然走街串巷，但他的生活、每一步脚印、每一个行动轨迹都在被算法支配。算法预先安排了你所有的走法、送达时间，把你逼成像机器一样的无情送货工具，没有任何个性被允许存在。甚至脑力劳动者、办公室白领，本来从事看似不那么枯燥、有创造性的工作，但随着科技发展，也可能像牛马一样。甚至科学家的很多工作，现在也被异化了。年轻的理科研究生，常常心理有落差，他们理想中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牛顿，谈论宇宙和自然的本质。但现实中，他们成天刷试管、盯数据、做图表、跑前跑后帮导师做杂活，像科研民工、像农民一样重复劳动。
科技发展、信息时代、远程工作，让你在家也能工作，但你的工作形态可能变成随叫随到、时刻被时间控制、服从流水线式安排。包括我们常讲的信息茧房，看似你能自由选择，但其实你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定向投喂的环境，越来越难接受不同观点和异类，缺乏容忍。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新的模式、制度、秩序来应对信息时代的特征，反而是把旧模式进一步扩张了。旧模式扩张的顶峰，就是 Web 2.0。那些社交媒体平台、所谓科技公司，是最先进的互联网公司，但同时也是传统秩序的延伸——用相对传统的方式管理人类。要打破旧模式，必须认识到它本质上还是资本和货物不断迭代的资本主义运转逻辑。在互联网公司里，货物不再是工业流水线的产品，而变成了人的注意力、流量、点击率等。它们生产的是吸引注意力的东西、制造争议、制造对立，让我们去消费它们。
这种逻辑延续了工业时代的“要不断刷新”，因为如果衣服能穿 20 年不坏，古代会觉得是好事，但现代没人会生产这种耐用品——不换新，工厂就要关。于是必须不断生产新产品、新款式、新一季时尚，让你频繁更换。现在这种逻辑衍生到数字产品，也是不断迭代、加速生产、填补欲望。这样带来的精神压力，就是表面丰富，实际上贫乏。真正的生活丰富性，有时需要深度，而不是频繁更换。有些人一辈子盘玩一个东西、研究一个收藏，那也是一种丰富，不是每天换一个新东西。科技产品、新闻、知识，表面在不断刷新，但这是一种走马观花的贫乏。短视频不断划过，信息虽多但没有沉淀；小说看一遍都嫌长，电影耐心也消失了。混沌不是丰富，单调不是丰富，真正的丰富是“知止适度，恰到好处”。要保证一种恰到好处的节奏，既要丰富，又要有界限，不能无限丰富。所谓“地球村”，麦克卢汉认为它可怕——如果你一辈子只认识一个人，是单调的；认识 3 个人，比 1 个人丰富；5 个人比 3 个人丰富。但如果有 5 万、5 亿、50 亿人时时刻刻在你身边，那就不是丰富，而是失去个性，变成人人人人人的单调噪声。
丰富必须有边界。不要一下子接触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要有小圈子，慢慢接触、慢慢熟悉。不管是人还是物，都需要先慢慢琢磨、适应，这样才真正丰富。
有趣味的生活，需要深度。旧工业体系和 Web 2.0 模式下，这种深度被剥夺了——深度阅读、思考、讨论被表面化、快餐化的信息取代。
这是因为我们刷新得太快，没有边界地接受新产物，只能走马观花。避免这种情况，一个很大关键在于经济或金融模式——生产者的动机和盈利方式，会决定整个体系。现在的模式还是资本主义模式：资本迅速迭代，追求越赚钱越好。互联网中，这变成了货币与流量的互换：有流量就有钱，有钱买流量，流量生钱。于是产生了流量至上的逻辑，与传统的效率至上如出一辙。在流量逻辑下，博士生可能不如小学生值钱——因为转化率低；而小学生冲动、易被广告影响，转化率高。独特的人反而被边缘化——他们是少数，难以用一篇爆款去吸引。为什么要做只适合少数人的专业文章？不如做适合 95% 普通人的内容。AI 训练也类似，有“幻觉”问题：内容似是而非，但能唬住大多数人就算成功，专家意见反而次要。如果只追求吸引眼球和流量，互联网环境就会变成这样。
如何避免效率至上主义？马尔库塞认为，一旦要找可行方案，就会选现有工具，而这会陷入现有框架。但现在有了新的工具，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能脱离单纯物质需求、追求自我的环境；区块链也是重要的新工具。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能帮助互联网逻辑和生态独立发展。如果互联网世界与传统工业世界之间没有边界，就会被传统体系吞并。Web 1.0 曾有个性化、去中心化趋势，但到 Web 2.0 因大众化被旧势力接管。
Web 3.0、元宇宙等概念，本质上都是在争取互联网的独立经济秩序——互联网原生货币、原生平台、原生边界，摆脱现实国家机构的直接控制。这样才能建立相对隔离的新秩序，探索新的可能。互联网的独立空间不是为了无法无天，而是为了探索新秩序。区块链让小型经济自治体在互联网上成为可能，为从民族国家到网络国家、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转型开辟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