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0日来清迈参加GCC主办的首届华语「密码朋克x思想者聚会」，发表了20分钟演讲「如何做一名朋克哲学家」。这个会是我看到信息后主动要求加入的，因为这个主题我非常喜欢。一方面“加密朋克”是我非常希望在华语地区传播的一种思潮，另一方面“加密朋克思想者”也是我的自我定位，比「自由学者」酷多了。
我的报告介绍了什么是「朋克」并且阐发了哲学家本应朋克这个主张。不过现场时间有限，讲得比较简略，此处贴上更完整的文章。
我从2004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一直到2014年博士毕业，去北师大哲学系读了三年博士后，2017年起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攻技术史与技术哲学，2024年自主离校，到新加坡提前过退休生活，顺便和学生一起做科技艺术和创业。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从科班出身的学院派哲学家转向了「朋克哲学家」。（有些讽刺的是，通常来讲哲学系科班出身的学者不太敢自称「哲学家」，当我自称「哲学家」时，就已经有些朋克了。
什么是朋克
我们现在说的朋克一词来自70年代英国的一股摇滚音乐文化，在更早之前punk是一个低俗的脏词，大概是流氓无赖的意思，甚至更肮脏低贱，妓女、男妓，或者类似于舔屁沟子的人。朋克音乐字面上说就是“下三滥音乐”，但人们自信地使用这个称呼，从而挑衅主流文化中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
朋克这个概念很快就超出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或精神气质，我总结了朋克精神的三条基本特征，以下特质也适用于我要说的朋克哲学家：
1.粗俗——反对矫揉造作，拥抱低俗的市井俚语
2.反叛——反对权威主义，主张自由和去中心化
3.行动——反对精英主义，拒绝设限（你必须如何如何才能做某事）坚持积极行动，DIY精神
后续的密码朋克或者叫加密朋克运动是一波密码学家、程序员和黑客们掀起的，他们借用朋克的名号，在朋克精神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一个要素：
4.隐私——反对监控和审查，坚持数字身份的独立性（提倡匿名或化名）
什么是哲学：苏格拉底作为朋克哲学家
说完什么是朋克，接着说什么是哲学家。哲学是由古希腊发端的，而哲学家的形象大约是由苏格拉底树立起来的，并由其徒子徒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扬光大。
1.爱智者
哲学家（Philo-sopher）字面上的意思是“爱智者”，这个概念就是源于对智者（sophist）派的反叛。相传最早以爱智者自居的是毕达哥拉斯，不过这个传说有后人附会之嫌。比较确定的标志人物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自觉地把自己与同时代的智者们区别开来，强调“我不掌握智慧，我只是爱智慧”，但你也不占有智慧，我比你强的地方就是我知道自己无知，你连这都不知道。
2.别“卖身”（反“Sell-out”）
“Sell-out”是朋克圈的一个说法，意思是骂别人“卖身”了，指的是对方向商业化投降，为了赚钱而卖唱。当然，朋克音乐人也不可能不赚钱，但他们反对的是为了赚钱而屈从于唱片公司的要求或者向主流文化谄媚，从而失去了音乐的纯粹性。
哲学家反对智者，首先也是反对的就是他们“兜售”智慧。哲学家指责智者为了赚钱可以教授包括诡辩术在内的任何东西，为了辩论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立场，追求唬人的修辞技巧而不在乎真理。
3.向大众开放
囿于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家也毕竟是以有闲阶级（自由民）为主的活动，但苏格拉底相对而言已经超越了时代，不再把求知视作精英阶层的特权，
苏格拉底不但不收学费，而且不设围墙，他在雅典的广场和柱廊和任何人对话和辩论，经常跟着苏格拉底跑就成了他的追随者，不限身份。苏格拉底和高高在上的政治家们对话，揭穿他们是多么自以为是，但他也主动和手工艺人对话，当然最后也是揭穿他们无知，但和达官贵人一视同仁。甚至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和奴隶的孩子对话，以证明缺乏教育的奴隶同样可以理解数学（这一对话可能是柏拉图创造的）。
4.挑衅和冒犯
和朋克乐手一样，苏格拉底喜欢挑衅和冒犯，他和各种自以为是的人辩论，揭穿其虚伪，被自称“雅典的马虻”，最后得罪人太多，当然也因为一些政治路线斗争的原因，苏格拉底被公民大会审判处死，罪名是不敬神和蛊惑青年。他本可交罚金免死或者选择流放，但他拒不妥协而且还大开嘲讽，激怒了陪审员，最终慷慨赴死。
5.反权威
苏格拉底的两条罪名归根结底就是反叛权威，这也是典型的朋克精神：反叛权威的人和规则。
不敬神——指苏格拉底怀疑雅典的权威信仰，鼓吹聆听内心的声音而非一味听从神谕；
蛊惑青年——判词说苏格拉底“教导年轻人怀疑传统、挑战权威，导致年轻人不再服从父辈和城邦的法律。”
6.DIY精神
朋克主张每个人——不需要精英提携，不需要昂贵的设备，不需要特定的培训，不需要身份的门槛，都可以自己上手做音乐。苏格拉底也主张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来思考和辩论。苏格拉底说：我就是助产士——不是我要说服你，而是我帮助你自己说服自己。“认识你自己”是哲学的永恒的主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主题，每个人都可以随时——不需要预先学习各种精巧的概念——开始反思，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
什么是粗俗：立足日常语言
朋克乐手很喜欢说脏话，但关键不是脏话，而是接地气，说“俗话”。对朋克哲学家来说，首先就是要坚持立足于日常语言，活用日常语言，而尽可能避免艰涩的术语和黑话。
这不是说哲学必须“通俗易懂”，俗话不一定易懂，不熟悉语境的也会听不懂，例如用方言骂人很粗俗，但别的地区的人听不懂；例如用俗话讲故事，但缘起和情节都没听只听了只言片语，当然也听不懂。
立足俗话不是为了“媚俗”，为了“流行”，朋克音乐不等于流行音乐。立足俗话仍然是出于反权威主义和反精英主义，也是出于哲学的内在要求。
1.反专业化
在学院派哲学家那里，特别是在中国的学术圈里，高深的术语和艰涩的行文经常是为了凸显专业性，构成某种黑话或行话——外行人听不懂，就无法加入，甚至是哲学圈内部，主攻康德的人进入不了黑格尔哲学的圈子，主攻海德格尔的人进入不了胡塞尔哲学的圈子，这都是历史上亲缘相近的哲学家，更不用说跨越大的哲学流派了。
专业分化是现代科学的基本范式，工厂流水线和理工科教学都遵循这个逻辑：把工作尽可能拆解成互相隔离的细分领域，然后每个人只负责眼前的一摊子事，不用考虑其它工位。这种生产模式的确在大多数领域极大提升了效率。但唯独哲学不能专业化，因为哲学面对的课题是不可拆分的整体：我。认识自己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而对“自己”的认识蕴含着“我在哪，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亦即蕴含着关于“世界”和“时代”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一切认识归根结底要统一在“我”身上，而“我”总是“一个”人。
理论上说，越是在专业分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就越需要哲学——因为哲学的使命不是在某一细分领域拓宽人类的知识，相反，哲学试图把无数细分的知识“综合”起来，反思各种领域与我（人）的关系。
哲学也会分主题，就像一本完整而统一的小说故事也会分章节和分话题。技术哲学追问技术与人的关系，政治哲学追问政治与人的关系。根据哲学家个性的不同和时代背景的差异，他的哲学可能有不同的偏重，但总的来说这些主题和侧重并不是互相割裂的。
所以哲学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专业壁垒”。
2.切身领会
哲学的课题是“认识”，什么叫做认识？这两个汉字都是“言”字旁（識有两个言），暗示出语言是认识的基础。，口中射出箭矢就是“知”，知道就是“脱口而出”。
简而言之，说得清楚，而且是用最直接的语言脱口而出，才是真的知晓，如果说不清楚，或者必须借助别人的嘴才能说话，这就是认知不够。
对某件物事仅仅能说出一个名称，算是知识吗？也算的。因为这需要你从纷乱杂多的世界中把这个东西辨识出来——你能对着苹果喊出“苹果”，而你对着桃子或梨的时候又不再喊出“苹果”，这就证明你起码具有了一定的辨认能力，哪怕你还不知道苹果究竟是什么味道的。
但问题是，随着书面文本的发展，很多时候人们不仅是“对某件物事仅仅能说出一个名称”，甚至是“对某组文字仅仅说出一个名称”。就是说，我甚至不能辨认真实世界中的苹果或梨，我只是能辨认纸面上的“苹果”这两个字（或apple这五个字母），然后读出它的读音来（甚至有时候我都不会读，只是会把它们抄写一遍），那么当我脱口而出“苹果”两个字时，还算是有知识吗？这恐怕就算不得知识了。这种情况下，我虽然从口中射出箭矢，但却无的放矢，箭矢无处着落，不知所谓。
真正的知识一定是基于切身体验的，倒不是说我一定要亲自见过苹果才能够学会“苹果”这个概念，而是说如果我真的学会了“苹果”这个概念，我应该能在亲自见到苹果的时候辨识出它。人类当然能够通过想象、推演、类比、图例等等方式，让我们的知识的范围远超亲身经历的范围，但是任何真知识都是可以被切身辨识的，如果它永远只停留在文本符号之上，永远只能够在符号与符号的关系中被理解，而无法联系到切身感受。
3.反抽象化
有些词语在表面上展示出来的切身感受，和人们实际上如何准确认识它们并不一致。例如科学上的概念，比如基本粒子：电子、光子、中微子。根据这些概念表面上的含义，我们把它理解为一颗颗小球，或者“波”（我们想象着水面上的波纹借以类比）。但这样的认识造就了悖论：据说光既是粒子又是波，这时我们就搞不懂它究竟是什么了。而实际上，人们是通过一整套实验装置和数理符号构成的“操作系统”来认识这些科学概念的。要真正讲清楚什么是基本粒子，我们不止要讲述基于圆球和水波的形象类比，更需要讲述从衍射实验到云室等一整套实验装置，以及从麦克斯韦到玻尔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外行可以满足于用小球来理解电子，而内行的科学家需要从基础学起。
哲学也是一样，有许多概念其实是远离切身体验的，比如实体、偶性、隐德来希、先验、单子、物自体等等，有些哲学家通过长篇大论，在自己设定的叙事中慢慢把这些概念推出来，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后世哲学家不从形成这些概念的“操作系统”中重新走一遍，就直接抓住那些精致的概念来用，那么多半就只是故弄玄虚，甚至是让思想陷入误区。
更重要的是哲学还承担着一个使命，就是重新梳理日常生活或其它学科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模棱两可的“大词”，反省和清算我们似是而非的理解，重新建立这些概念与切身体验的链接。
例如奥古斯丁有个名言：“时间究竟是什么？ 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这样的概念还有很多，时间、空间、正义、善良、人类、国家、理性、价值、真理等等。它们虽然是日常词汇，我们也或多或少知道它们的意义，但总是含混不清，充满分歧。哲学的关键目标之一是帮助自己认清我早已知道但模棱两可的知识。
由于这些“大词”经常会出现在谚语、口号、套话和教条中，这就加剧了某些危险，类似于马克思所谓的“头足倒立”的危险，亦或海德格尔说的“遮蔽”的危险——用抽象的、空洞的东西掩盖乃至扭曲了具体的、切身的感受。我们看到过很多以正义的名义维护强权，以国家的名义剥夺自由，以真理的名义打压异见等等。哲学的使命本应是澄清概念，预防抽象大词狂热症。但现实中许多哲学人士做着相反的事情。
4.费曼学习法
简而言之，哲学论述首先是为了让自己搞明白，而不是让别人觉得厉害。吓阻外行、取悦专家、评升职称等等外在目标并不是哲学的任务。
什么才算让自己搞明白呢？就还是能说清楚，但是必须以入门浅显的语言说清楚。哲学如此，科学也如此。
物理学家费曼对此颇有心得，他的主张被人总结为“费曼学习法”。费曼强调“第一个原则是，你绝对不能愚弄自己，而你正是最容易被愚弄的人。”这也是在强调这一点：要从假装明白中清醒过来，诚实面对自己。
接下来，费曼学习法的要义就是“以教代学”。正如前面提到的奥古斯丁的名言，许多事情我自以为知道，但要我讲出来的时候却糊涂了。所以讲授能够逼迫自己反省和理清概念。
对谁讲授呢？费曼建议以大一新生作为（实际的或假想的）讲授对象。这就意味着，不预设前置知识，只要求听者或读者具备基础教育的通识。费曼说道：“没法把它简化到大一水平，这说明我们其实并不理解它。”
当然，有些时候如果能讲给更小的孩子听懂当然更好，不过以大一学生作为水平线是合理的，因为更小的孩子需要铺垫的“前情提要”太多了，而且有些铺垫不是光靠嘴巴讲授就能够完成的。我们希望用言语讲述激活每个人的切身体验，但是幼小的孩子经历过的切身体验还不够丰富，很难通过讲述迅速补全。而大一新生代表着身体的成年，以及接受了这个时代的基础教育，了解了足够的社会共识，他们的认知能力是“普通”的。
费曼清醒地认识的：仅仅知道某个概念不代表知道任何事情，只有诉诸切身观察才能获得知识。他说道：“你可以知道这只鸟在世界各国语言中的名字，但在你了解完所有这些名字后，你对这只鸟其实还是一无所知。 你只知道人类是如何称呼它的。……真正的知识是观察这只鸟在做什么，它在干什么。”
5.情有可原的术语化
所以说，哲学家应该尽可能使用平俗的语言。不过这不代表哲学著述中不该出现任何“术语”。有些术语是自然而然浮现的，有些术语是设计出来以助于打破成见的。
有些术语最初只是活用的俗语，因为这种用法影响力太大而覆盖了原意。例如“朋克”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词汇，原本是最粗俗的俚语，意指妓女、流氓之类，被朋克音乐人活用之后覆盖了原始含义。
哲学史上的许多概念也是类似，古希腊语里的Eidos本来是表示“外观、外貌”的日常俗语，经过柏拉图运用之后成为了一个影响整个哲学史的术语，意思变成了理念、型相之类。而另一个希腊词Ousia原意“家产、产业”，经亚里士多德发挥之后变成了实体、本质的意思。晚近如海德格尔也是大量拿德语俗话玩文字游戏，Dasein就是类似“在那儿”的一个词汇，经海德格尔使用后被翻译成了“此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很专门的词汇。
另一类情况是哲学家主动化用俗语，进行类比或重组，为的是论述更生动形象。例如朋克音乐里也会有许多概念，Mosh、Pit 、Stage dive（因为我不太熟悉所以只是随便举例）。
海德格尔的许多概念都是这样，例如Gestell就是借用“大架子”的形象，同时玩了个文字游戏，拆开后Ge-stell就有“集中—摆置”的意思，因为他用一个词把这两种意味结合起来，所以中文有时翻译成座架，有时翻译成集置。又如Lichtung是 林中空地的意思，中文翻译成澄明，其实直译林中空地也不错，就是唤起了一个生动的意象帮助我们理解。而这些概念海德格尔自己都没有当做术语卖弄，他说过一套词汇之后，很少把它们翻来覆去再拿出来讲，在新的文章或演讲中，他往往又拈来更多新的词汇。一些三流哲学研究者喜欢把这些哲学家玩剩下的概念翻来覆去显摆，这是贻笑大方的事情。
什么是反叛：反叛权威、反叛自己
上面讲的其实已经涉及到哲学家的反叛精神——不仅反叛权威，连自己也要反叛——包括自己的冒充为常识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也包括自己已然完成的作品和言论。
前面说的不断翻新术语就是一种自我反叛，哲学家只要不停思考，就不会满足于现状，更何况时代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总需要不断地超越自己。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之类都有明显的“后期转向”，柏拉图、马克思等等也都有前后期之分。讽刺的是，这些时期分划养活了更多文本考据专家，让他们沉陷在文本细节中而忘记返回自身。
自我反叛自我超越并不一定是自我否定，正如反叛权威也不一定是否定权威。举个粗俗的例子：希特勒不吃屎，我反对希特勒，我偏要吃屎，这不叫反叛，这叫傻缺。
许多时候，权威和教条的桎梏并不只是体现在某些问题的结论是黑是白上面，提问方式和思维框架才是更深刻的枷锁。有些人貌似反叛，但只是从他说黑反叛到我说白，在许多时候反而陷得更深。
在哲学史上，反叛既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非黑即白，而是要突破窠臼，走出新路。例如康德既不同意唯理论，也不同意另一派经验论，而是综合并超越对立的思潮，开创出自己的先验观念论。
哲学家反叛任何标签化简单化的东西，也包括自己的标签。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海德格尔说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福柯不认为自己是结构主义者……
自我反叛不代表放弃自己的人格统一性，相反，伟大的哲学家给人类文明留下的就是一个个闪耀的人格，正因为他们的人格是统一的，他们的思想历程是连贯而整体的，所以他们更反感用简化的标签定义自己。
什么是行动：阿伦特论积极行动
朋克精神的关键要素是DIY——自己做。朋克都是行动派：我不需要昂贵的设备、机构的背书、专业的舞台和权威的许可，我自己拿着简陋的乐器在街头巷尾随时就可以演唱。
那么就哲学家来说，积极行动表现在哪里呢？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阿伦特对“积极生活”做出的三重区分。哲学家也需要引用前人的言说，但这不是为了卖弄学识，而是出于尊重，和压缩论述。我只有在自以为搞懂的情况下才会引用，而且也会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讲清楚。
阿伦特把“积极生活”区分成了三种：
1.劳动——自然性、无尽重复、必需品
2.工作——世界性、有目的、持久性
3.行动——政治性、人际交往、公共领域
在阿伦特那里，与“积极生活”相对立的，是“沉思生活”，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的活动被归入此类。阿伦特本人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哲学家，大概也有这个意思。耽于沉思并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
但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只会“沉思”，从苏格拉底开始，许多哲学家也都是行动者。朋克哲学家也需要沉思，但更重要的是积极行动。
“劳动”是要应付那些永远也应付不完的周而复始的任务，即“生存”。生命都需要新陈代谢，也就是得不断地吃喝拉撒，应付完了“今天吃啥”，明天也还是要继续应付新一轮“今天吃啥”。
人类比动物高明一些的就是，他们会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循环来取代动植物的简单循环。比如动物觅食的目的是进食，吃饱了之后又有力气再去觅食。人类干活的目的是赚钱，似乎是动物不具有的目的，但问题是赚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在劳动者社会，或者消费者社会中，赚钱的目的往往又是消费，来满足生计，本质上说还是为了“进食”，最后更有力气地干活。如果跳不出这个循环，那么劳动者和奴隶或牛马并没有本质区别。
劳动是重要的，正如生存是一切追求的基础。但正因为它如此基础，所以它并不是一种高级的追求。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初级追求（维生）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必须抽出空来从中跳出。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外在的边界，比如阿伦特认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边界非常重要，在私人领域内我们需要面对无止尽的生存问题，而一旦进入公共领域，我们必须搁置生计，隔离劳动，这样才能投身更高的积极行动中去。而另一种办法是通过时间而非空间来隔离，例如马克思也呼吁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旨在把枯燥重复的“劳动”隔离在八小时之内，亦即除了八小时睡眠之外人类积极生活的一半之内，以便留出另一半时间搁置生计问题，展开积极行动。
在劳动之上，人类专属的更高级的积极活动又有两种，工作和行动。阿伦特所说的“工作”其实更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创作”，和无止尽重复的劳动不同，创作是有完成的。作品完成时创作就暂时终止了。劳动的目的是维持生命循环，加入大自然的新陈代谢和生态循环，而创作的目的是在自己的生命之外给世界留下一些持存的东西，不被迅速消耗降解的东西，从而改造我们的世界。
工业革命模糊了劳动和工作的界限，原本许多持存的工艺作品，甚至是建筑物，都变成了速朽的消费品。传统意义上的工匠不复存在了，更接近阿伦特所谓“工作者”的恐怕是艺术家了。再加上许多作家，包括许多耽于沉思但也写作的哲学家。
劳动的目标指向自己的生命，工作的目标指向“外物”，而行动的目标则指向“他人”。“行动”意指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产生影响。
把作品以恰当的方式展示于公共领域，也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但这是被动发生的事情。只有当一个人主动地介入公共领域，积极展示自身，这才是积极行动。而对于人类的公共事务来说，许多时候言说和文字具有更显著和持久的力量。一言以蔽之，其实最典型的行动者就是被我们称作“公知”的人，他们作为独立个体在公共领域发声或产生影响。
一个朋克哲学家也应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以笔为刀，刺破教条，揭穿不公，为各种公共议题发出独立的声音。朋克总是批判性的，这不代表他们愤世嫉俗，相反，正是因为热爱世界，关心他人，才要表达不满。只有表达不满才找得到进步的方向。
特别再强调一点，积极行动不是无反思的埋头苦干，不是千方百计追求生产力或金钱效益，也不是非要给出一套可按部就班落实的操作蓝图。这种生产力至上主义正是这个时代的某种权威，是一种思想钢印。朋克哲学家反而该从这种工业时代以来占据主流的效率主义中叛逆和超越。
康德是最伟大的沉思者，但也是启蒙时代的行动者。他喊出了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口号之一：“Sapere aude!”（勇于理智！）哲学家们通过勇敢地展现理性之光而推动了社会变革。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其实并不能承担“自由”之重。因为自由不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我的行动不再能够躲在他人背后，以“领导让我干的”、“别人都这么干”、“规矩就是如此”等等理由躲避自己的责任，也将面对“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自由散漫”等等指责。所以人们宁愿给自己套上枷锁，混入芸芸众生。
哲学家的行动首先就要勇于承担独立思考的责任，进而要勇敢地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思考。
什么是加密朋克：匿名的传统
最后，我们的主题是“密码朋克”（我喜欢叫加密朋克），这是一撮人借用朋克的概念创造的新词，除了一般的朋克精神之外，加密朋克特别强调隐私权，强调每个人可以在互联网上有选择性地展示自己，我可以设置多个身份，这些网络身份和现实身份之间都互相独立，不可被追踪和审查，只能在我自愿的情况下公布。
对这一点我们哲学家毫不陌生。在历史上，文人知识分子向来有使用笔名或匿名的传统，我随手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 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伏尔泰就是笔名，他原名阿鲁埃。
- 《神学政治论》最初匿名发表（斯宾诺莎）
- 《人性论》最初匿名发表（休谟）
- 《政府论》最初匿名发表（洛克）
- 《波斯人信札》最初匿名发表（孟德斯鸠）
- 《联邦党人文集》使用集体笔名（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
- 《人口论》最初匿名发表（马尔萨斯）
- 《共产党宣言》最初匿名出版（马克思）
- 写《1984》的奥威尔是笔名（原名布莱尔）
- 毛泽东用过80-100个笔名
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都爱匿名？首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反审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反叛主流和挑衅权威，因而尽可能不暴露自己的现实身份。另一种原因是对思想的自信，一些人相信自己的作品本身有足够的力量，而不必靠自己现实的身份为之背书，或者让现实的身份拖累它的传播。当看到一本匿名发表的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之后，这类作者很可能会公布自己的身份。
遗憾的是，在当下的学院派哲学家那里，笔名和匿名的传统都快丢了。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本科时还试图使用笔名（古雴），但这个笔名似乎只在报纸上发过一篇文章就不再用了，甚至最后在我的博客上也淡化笔名，暴露真名了。其实说直白些，一大理由就是“笔名不能评职称”，在学院体系内，发表文章不仅要署名，还要注明“单位”，才能被正确地计入学术成果，从而在评职称、评奖等各种事务中起到作用。事已至此，我现在也未必会回头捡起笔名，但必须承认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有合适的平台的话我会尝试匿名写作）。
时代呼唤朋克哲学家
我所说的朋克哲学家是广义的，包括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以及以伏尔泰、康德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称得上朋克，例如典型的经院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都不够朋克。
朋克音乐有其时代背景，朋克哲学家也同样，他们往往扎堆出现在时代变革之际。
正如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交相辉映，AI革命呼唤着新的启蒙思想家。
AI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加固工业时代的秩序，但也可能成为改革的契机。在这个时代，哲学家有着自己的使命——在AGI来临之际迫切需要追问并发扬人的价值；我们需要从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景监控和信息茧房中叛逆出来；我们需要在生产范式变革的趋势下探究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并在全球化普世主义饱受怀疑之际树立底线和共识。这些都需要哲学家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