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的成长史和人格统一性

今天受邀去做了一个关于科学精神的论坛,虽然主题发言就5分钟,不过我也准备了一些新的说法,在这里更充实地表达一下。

“科学精神”似乎包含了许多维度,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团结协作等等,如何理解所谓“科学精神”的这种多重性,这种多重性有两个原因,一是许多人太过随意,凡是“好”的品质都往科学精神里头塞;但另一方面,这种多重性也是颇有根源的,这是因为“科学精神”并不是在某一瞬间一下子凭空出现的,科学精神本身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古希腊至今,“科学”的意义不断变迁,其精神内涵也在不断发展、丰富。大致提纲如下:

古希腊:追求真理,自由批判。古希腊是科学的萌芽,奠定了科学的“初心”,即一种由求知欲、好奇心驱动的内在性的求知方式,以及自由的、无功利的研究和批判传统。

中世纪:重视经验,辨析术语。但希腊人的自由科学纯粹了过头,只注重沉思的、演绎的理论研究,而排斥经验考察。在希腊化时期,希腊文明与西亚和埃及文明交汇,才开始逐渐提升经验研究的地位。特别是中世纪再与基督教文明交汇,在中世纪晚期唯名论运动的推动下,进一步重视经验考察。另外,对术语的精确化要求也是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内逐渐形成的。

大航海:征服自然,探索发现。再到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航海推动下的地理大发现又给科学传统带来了新的观念。征服自然的心态,以及探索未知、发现新知的观念,都是伴随着航海时代而新兴的。古代科学家并不认为自己在做什么超越前人的“发现”,也没有不断更新的新前沿、新领域的观念。

文艺复兴:交流协作,学术开放。同时,在印刷术的推动下,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界逐渐形成了知识的公共性的概念,科学家不再像古代那样往往局限于小圈子的交流,或者干脆坚持秘传,而是尽可能开放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公共的文本领域展开讨论。

科学革命:实验方法,定量精确。古代科学是注重演绎的,顶多是重视一些观察体验,但科学革命之后,实验的方法逐渐成熟,科学的主要方法体现为以定量的、预先控制的实验来展开研究。

启蒙运动:进步主义,造福人类。在启蒙时代,科学革命的巨大成功增长了人类对自身理性能力的自信,这之后人们看待科学的观念又增加了进步主义的理念,也相信科学发展可以也应该造福人类。

工业革命:结合技术,第一生产。工业革命时期,科学逐渐和技术结盟,原本孤高的、不屑于效益的科学,开始与注重效益的技术产业,乃至于注重利润的资本主义商业环境相互磨合,构成联盟。结盟后的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

20世纪:伦理反思,社会担当。最后在20世纪,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各种污染问题、伦理问题的出现,人们开始注意到科学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因此科学家不再能只管数据不管后果,而是需要承担更多的伦理责任和社会担当,这一维度也是古代科学活动没有也不必考虑到的。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科学的面貌仍在变化,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多元主义的兴起,这些变化的结果仍未成定论。

总之,当我们在谈论“科学精神”时,我们可能列举出许多条目,这些条目之间既不是互相独立、没有关联的,也不是互相抵触的,而是可以看作一种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复杂统一体。

这种统一性类似于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统一体。本来,说“精神”,就是拟人的说法。我们说人是有“精神”的,但“科学”怎么也有“精神”呢?这本来就是一种类比。因此科学精神的成长历程,也完全可以类比为某个个人的精神的成长历程。

某个人小时候可能是纯真而质朴的,培育出了旺盛的求知欲,而不必关心其它琐事。但随着他的成长,随着他阅历的增长和与他人交流的丰富,他的性格就会变得复杂得多。比如他开始意识到脚踏实地的重要性,学会如何与朋友交往,最后在个人兴趣与家庭琐事的冲突之间学会了平衡,等等。

但是,人的成长未必需要否定乃至抹杀之前形成的精神特质,一个学会了脚踏实地的人未必就丧失了仰望星空的兴趣,一个意识到家庭责任的人也未必放弃了自由探索的事业。所以我们说“不忘初心”,并不代表停留于初心毫无改变,而是说在不断改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某种人格的统一性,把精神的各个层次、各种面貌,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通过罗列条目的方式,很难把握到“精神”的统一性,更难以体会精神的感染力。比如我们要怎样学习“雷锋精神”、“白求恩精神”之类的呢?我们当然可以把他们的精神总结成一条条的规范,比如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等等,但这么一总结,即便条目之间没有冲突,那也是显得枯燥无味的了。只有当我们把一个人看作一个活生生的、历经成长的人格统一体时,他的“精神”才真正闪耀出光辉来。所以我们要通过“事迹”,通过“传记”,来学习某一个人的精神。这种精神的统一性和鲜活性永远无法用简单的条目来概括。

所以学习“科学精神”也是类似,我们与其总结出一二三的条目,不如多读“科学史”,读科学的成长历程,只有在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中,才能够体会到精神的丰富性和统一性

不过,在传统上,无论是写人物传记,还是写科学史,都有一种极端倾向,就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作神圣,当作无暇的榜样来塑造。但这种方式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比起从条目中概括出来的东西更加苍白乏味。“精神”之所以可贵,恰恰不在于拥有精神的人是无暇的神明,而正是因为人总是充满矛盾和缺陷的,所以他们的“精神”才尤为可贵。如实地呈现成长历程中的纠结、冲突和障碍,一方面更能够以鲜活的方式表现“精神”,另一方面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精神”内部的复杂张力。

比如说雷锋他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这里头春暖和秋风是对立的,温柔和愤怒的面貌是迥异的,但作为人格而言仍可以是统一的。这里头的关键是对语境的区分,不同的精神面貌,适用于不同的语境。但真实的世界并非黑即白,事实上哪些语境是敌人,哪些是同志,并没有一劳永逸区分清楚的界限,所以在实际表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更复杂的境况,不同的精神面貌混杂交错,看似混乱或矛盾,但这仍然无碍于人格的统一性。(在科学方面,哪些时候应该崇尚无功利性,哪些场合又需要讲究实效,诸如此类的语境分辨也是关键问题,刻板地学习科学精神的条目是无助于此的。)

因为真实世界中的各种事物并不会预先贴好标签,所以如何坚持“精神”,如何平衡和协调不同的处境,是一个很难刻板地概括的事情。如果我们读的事迹或历史都是非黑即白地塑造理想化、简单化的形象,那么我们也无法从中学会如何去应对复杂交织的实际境况。在这个意义上,人物传记或科学史尽可能呈现复杂的当时语境,才更有利于我们去体会到“精神”的力量。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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