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肆虐，我今年也没有回家过年，宅在家里发呆，正好写写文章。不过心绪不宁，在写其它主题之前，还是先围绕这次疫情写点东西吧。
不过首先我很自觉，我在这里写的任何东西，对于抗疫一线的实际工作而言，是毫无益处的。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为谁“建言献策”。当然了，简单地喊两句武汉加油、相信国家之类的口号，其实也无甚益处，我并不指望为当下急迫的疫病问题提供帮助，只是借题发挥，讨论某些技术哲学的老问题罢了。
我的专业方向是技术史与技术哲学，哲学和历史都是爱打“马后炮”的，致力于记录和反思“过去”的事情，但对于当下急迫的事务而言，往往“不合时宜”。例如现在，我们会期待一个医学家或生物学家来答疑解惑，甚至心理学家、管理学家来建言献策，但没人期待在紧要关头听一个哲学家来说什么。
不只是在紧急时期，哲学在平时也并没有多受欢迎。因为现代人更关心的都是“紧迫”的事情。技术日新月异，新机遇和新问题层出不穷，而哲学不能当饭吃，它解决不了任何当下急迫的事务。
但是这种聚焦于当下急迫事务的“务实逻辑”，正是技术哲学家批判的矛头之一。马尔库塞指出，操作主义的要求早已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成为现代人为自己的理性套上的枷锁。操作主义认为，一切话语只有能够清晰地指明可操作的方案，才是有意义的。“拒绝空谈”是现代科技的旗帜，支配着现代人的“理性”。但是马尔库塞认为，这也导致了现代人的“单向度”，即失去了批判的能力。
什么叫做可操作性呢？什么叫做务实呢？这些说法，首先就默认了“现实”的合理性，包括技术环境和基本体制。所谓可操作性，无非就是在“现有的社会运转体制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谈论问题。但是我们一旦坚持这种意义上的务实，那么这个“现实”本身就成了我们永远不能否定的东西了。
如果我对现实本身不满，对之发起批判，很快就有人要问：你说了半天，倒是拿出来应该怎么做的具体方案来啊，你拿不出务实的方案，空谈批判，这不是说风凉话吗？但问题是，如果拿得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那就说明我的所有想法都是以顺从现行体制系统之整体为前提的，我只能在现有环境的基础上在现行体制允许的范围内“打补丁”，却不能对“整体”发动批判。
这一境况，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的，非但中国人无法批判整个“体系”，西方人同样也逃不出他们的体系。这不是由某项政策决定的，而是现代技术的基本逻辑。
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的支配性力量称之为“集置”，什么意思呢？聚集、集合，放置、安置……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指“统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应当如何运行，都被预先地、整体上安排好了。矿石在被矿工开采之前就已经被工厂安排好了，被“安排”为“能源储量”；大学生在毕业之前就被人才市场安排好了，被预订为“人力资源”。每一块石头的差异性，每一个人的独特个性，也都不会破坏这些“安排”，无非是被预先计算到了“随机变量”里头去了。
于是，在现代世界，一切都运转得井井有条，每一件事物或每一个行为，都能够在整体体系之内找到一个预先就被安排好的位置，甚至包括思想和言论，都不得不找到一个明确的位置，才能起效。你是左翼还是右翼？站队特朗普还是站希拉里？你总是要找一个位置站，才有意义。若是啥队都不站，啥行动都不支持，就只能是无谓的空谈了。
在这种“预先安排”的逻辑下，只存在随机性而不再存在真正的“意外”。变量也是可控的，无非是控制的精确性的程度问题。喜怒无常的大自然被水坝和化肥所控制，对“风调雨顺”的期盼变成了对“降水量”的预估。
哪怕“灾难”都被预先安排好了，或者说，我们相信如此。
卫健委派往武汉的专家组成员，北大医院呼吸科的王广发就说，疫情“可防可控”。他不单在1月10日如是说，在自己被感染，武汉被封城之后，仍然坚持说“可防可控”——只是有所升级。
在1月10日，对这种病我们还没搞清病因，也没搞清传播途径，为什么能够说“可防可控”呢？而等到疫情貌似失控，武汉不得不封城的时候，为什么仍然“可防可控”呢？
我并不想批评王广发专家，事实上，他的逻辑是很清晰的：“最终疫情会控制。……只不过，社会为此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包括亲情、人情、健康和经济。 ”
首先他用量化的逻辑来衡量问题，在这个逻辑下，普通流感和这次武汉肺炎没有质的不同，或许与天花或黑死病也没有质的不同，无非是“付出更多的代价”中究竟“多”的程度如何罢了。
其次，他预先就把最终结果考虑在内，正如尚未开采的煤块也是可燃的，尚未扼制的疫病也是可控的。因为它们的最终归宿早已被“预先安排”了。
这样一来，“可防可控”就成了一句废话，或者说一个“flag”，插上这面旗帜，仿佛我们就“占领”了它、控制了它。而这一控制不需要对未知地带深入探索，只需要竖起旗帜。“可防可控”就像是初始定义，在任何实际谈论之前就预先竖立起来，任何灾难一旦被我们务实地讨论，就一定是“可防可控”的了。
这面旗帜永不会倒，因为它不可反驳。当我们要证明此事“不可控”时，也只能以主张“在多大程度上”不可控。于是“未防、失控”和“可防可控”变成了同一个意思。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愿意听到“可防可控”这个词组，而不愿意听到“失控”两字，因为后者会打破我们的安全感，让人们陷入恐慌。
这说明什么呢？现代技术规定了务实的理性，但自然也好，人心也好，并不总是老老实实地服从这种理性。“可控”和“失控”在技术上看只是程度差别，但是在人心之中仍然显得截然不同，前者带来安全感，而后者带来恐慌感。
我们拒斥“恐慌”，认为“恐慌”属于“非理性”，是一种消极的情绪，是一种需要被控制的、被消除的情绪。但是我们却没有以相同的态度来审视“安全感”。
我们不但总是相信“一切井井有条，能够被现行体制应对，最不济也会在不久后被科学技术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相信这种“相信”是理所当然的。相信科学是理性，而恐慌和不安才是非理性或者“迷信”。
从现代技术的理性来看，恐慌、不安当然是非理性的，但同样地，“相信一切尽在控制”这种安全感也是非理性的。现代科技并不是真的能够预先掌控一切，在一些突发状况之下，安全感并不一定比恐慌感更好。
这次疫情控制错失了宝贵的时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恐慌”的恐慌，一些决策者认为向公众公布信息会造成不安，造成恐慌，所以拼命压制。即便是知道病毒是“未知”的，源头和传播机制也是未知的，仍然要强调“可防可控”，还是为了维系人们的“安全感”，要求人们信任政府、信任科学。
但如果人们的信心动摇了，感到恐慌了，社会就一定乱套了吗？事态就一定会更糟吗？事实证明未必如此，恐慌也许会造成口罩脱销，但同时也能够加强防备意识，减少病毒传播。对现有体制不信任，未必会引发什么反政府势力，也可能激励起更多民间互助的自发组织。
恐慌感和安全感一样，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同时，也都有可能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
拉图尔讲，“我们从未现代过”。“集置”只是支配着现代人的理性的一种“信仰”，但却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在现实中，我们仍然会遭遇“未知”和“意外”，我们仍然会盲信或恐慌。我们不该信仰“信仰”，也不必恐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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