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防可控”——技术时代的“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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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肆虐,我今年也没有回家过年,宅在家里发呆,正好写写文章。不过心绪不宁,在写其它主题之前,还是先围绕这次疫情写点东西吧。

不过首先我很自觉,我在这里写的任何东西,对于抗疫一线的实际工作而言,是毫无益处的。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为谁“建言献策”。当然了,简单地喊两句武汉加油、相信国家之类的口号,其实也无甚益处,我并不指望为当下急迫的疫病问题提供帮助,只是借题发挥,讨论某些技术哲学的老问题罢了。

我的专业方向是技术史与技术哲学,哲学和历史都是爱打“马后炮”的,致力于记录和反思“过去”的事情,但对于当下急迫的事务而言,往往“不合时宜”。例如现在,我们会期待一个医学家或生物学家来答疑解惑,甚至心理学家、管理学家来建言献策,但没人期待在紧要关头听一个哲学家来说什么。

不只是在紧急时期,哲学在平时也并没有多受欢迎。因为现代人更关心的都是“紧迫”的事情。技术日新月异,新机遇和新问题层出不穷,而哲学不能当饭吃,它解决不了任何当下急迫的事务。

但是这种聚焦于当下急迫事务的“务实逻辑”,正是技术哲学家批判的矛头之一。马尔库塞指出,操作主义的要求早已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成为现代人为自己的理性套上的枷锁。操作主义认为,一切话语只有能够清晰地指明可操作的方案,才是有意义的。“拒绝空谈”是现代科技的旗帜,支配着现代人的“理性”。但是马尔库塞认为,这也导致了现代人的“单向度”,即失去了批判的能力。

什么叫做可操作性呢?什么叫做务实呢?这些说法,首先就默认了“现实”的合理性,包括技术环境和基本体制。所谓可操作性,无非就是在“现有的社会运转体制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谈论问题。但是我们一旦坚持这种意义上的务实,那么这个“现实”本身就成了我们永远不能否定的东西了。

如果我对现实本身不满,对之发起批判,很快就有人要问:你说了半天,倒是拿出来应该怎么做的具体方案来啊,你拿不出务实的方案,空谈批判,这不是说风凉话吗?但问题是,如果拿得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那就说明我的所有想法都是以顺从现行体制系统之整体为前提的,我只能在现有环境的基础上在现行体制允许的范围内“打补丁”,却不能对“整体”发动批判。

这一境况,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的,非但中国人无法批判整个“体系”,西方人同样也逃不出他们的体系。这不是由某项政策决定的,而是现代技术的基本逻辑。

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的支配性力量称之为“集置”,什么意思呢?聚集、集合,放置、安置……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指“统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应当如何运行,都被预先地、整体上安排好了。矿石在被矿工开采之前就已经被工厂安排好了,被“安排”为“能源储量”;大学生在毕业之前就被人才市场安排好了,被预订为“人力资源”。每一块石头的差异性,每一个人的独特个性,也都不会破坏这些“安排”,无非是被预先计算到了“随机变量”里头去了。

于是,在现代世界,一切都运转得井井有条,每一件事物或每一个行为,都能够在整体体系之内找到一个预先就被安排好的位置,甚至包括思想和言论,都不得不找到一个明确的位置,才能起效。你是左翼还是右翼?站队特朗普还是站希拉里?你总是要找一个位置站,才有意义。若是啥队都不站,啥行动都不支持,就只能是无谓的空谈了。

在这种“预先安排”的逻辑下,只存在随机性而不再存在真正的“意外”。变量也是可控的,无非是控制的精确性的程度问题。喜怒无常的大自然被水坝和化肥所控制,对“风调雨顺”的期盼变成了对“降水量”的预估。

哪怕“灾难”都被预先安排好了,或者说,我们相信如此。

卫健委派往武汉的专家组成员,北大医院呼吸科的王广发就说,疫情“可防可控”。他不单在1月10日如是说,在自己被感染,武汉被封城之后,仍然坚持说“可防可控”——只是有所升级。

在1月10日,对这种病我们还没搞清病因,也没搞清传播途径,为什么能够说“可防可控”呢?而等到疫情貌似失控,武汉不得不封城的时候,为什么仍然“可防可控”呢?

我并不想批评王广发专家,事实上,他的逻辑是很清晰的:“最终疫情会控制。……只不过,社会为此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包括亲情、人情、健康和经济。 ”

首先他用量化的逻辑来衡量问题,在这个逻辑下,普通流感和这次武汉肺炎没有质的不同,或许与天花或黑死病也没有质的不同,无非是“付出更多的代价”中究竟“多”的程度如何罢了。

其次,他预先就把最终结果考虑在内,正如尚未开采的煤块也是可燃的,尚未扼制的疫病也是可控的。因为它们的最终归宿早已被“预先安排”了。

这样一来,“可防可控”就成了一句废话,或者说一个“flag”,插上这面旗帜,仿佛我们就“占领”了它、控制了它。而这一控制不需要对未知地带深入探索,只需要竖起旗帜。“可防可控”就像是初始定义,在任何实际谈论之前就预先竖立起来,任何灾难一旦被我们务实地讨论,就一定是“可防可控”的了。

这面旗帜永不会倒,因为它不可反驳。当我们要证明此事“不可控”时,也只能以主张“在多大程度上”不可控。于是“未防、失控”和“可防可控”变成了同一个意思。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愿意听到“可防可控”这个词组,而不愿意听到“失控”两字,因为后者会打破我们的安全感,让人们陷入恐慌。

这说明什么呢?现代技术规定了务实的理性,但自然也好,人心也好,并不总是老老实实地服从这种理性。“可控”和“失控”在技术上看只是程度差别,但是在人心之中仍然显得截然不同,前者带来安全感,而后者带来恐慌感。

我们拒斥“恐慌”,认为“恐慌”属于“非理性”,是一种消极的情绪,是一种需要被控制的、被消除的情绪。但是我们却没有以相同的态度来审视“安全感”。

我们不但总是相信“一切井井有条,能够被现行体制应对,最不济也会在不久后被科学技术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相信这种“相信”是理所当然的。相信科学是理性,而恐慌和不安才是非理性或者“迷信”。

从现代技术的理性来看,恐慌、不安当然是非理性的,但同样地,“相信一切尽在控制”这种安全感也是非理性的。现代科技并不是真的能够预先掌控一切,在一些突发状况之下,安全感并不一定比恐慌感更好。

这次疫情控制错失了宝贵的时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恐慌”的恐慌,一些决策者认为向公众公布信息会造成不安,造成恐慌,所以拼命压制。即便是知道病毒是“未知”的,源头和传播机制也是未知的,仍然要强调“可防可控”,还是为了维系人们的“安全感”,要求人们信任政府、信任科学。

但如果人们的信心动摇了,感到恐慌了,社会就一定乱套了吗?事态就一定会更糟吗?事实证明未必如此,恐慌也许会造成口罩脱销,但同时也能够加强防备意识,减少病毒传播。对现有体制不信任,未必会引发什么反政府势力,也可能激励起更多民间互助的自发组织。

恐慌感和安全感一样,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同时,也都有可能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

拉图尔讲,“我们从未现代过”。“集置”只是支配着现代人的理性的一种“信仰”,但却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在现实中,我们仍然会遭遇“未知”和“意外”,我们仍然会盲信或恐慌。我们不该信仰“信仰”,也不必恐慌“恐慌”。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1 一条评论

  1. 现代人都很“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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