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在几位本科同学的发起下，由我领读，组织了一个库恩《结构》的读书会。到上周，终于把《结构》读完了（跳过了后记），这周起读书会开始读《存在与时间》。
这次带读《结构》还是挺巧合的，正好吴老师出国，咱们系科史哲项目的本科生没人管，这两个同学又特别好学，自发要搞读书会，请吴老师找助教带，吴老师知道我向来乐于拐带后学，就很自然地把他们推给我了。
读《结构》也正合我意，我向来认为《结构》一书是科史哲外行到入门比较适合的一本读物，当然如果自己一个人阅读的话，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或陈嘉映的《哲学科学常识》等书也许更好一些，但如果是读书会的形式，《结构》是最合适的。因此当年我搞新岛沙龙的时候，也曾设想过拉人来读《结构》，可惜最后沙龙的参与者越来越少，也没有稳固的成员，也就没有组织了。
之所以说《结构》合适读书会，首先当然是它值得读，而且既不是太艰涩，也不是太简单，也就是说没啥基础的人努努力也是可以读通的，但又不是不费力就能读通，再加上怎么说也是一本不得不读的名著，所以读完能够有一定的成就感。其次，《结构》虽然论证平易，但其观点对于缺省配置下的当代学生而言是颇具颠覆性的，这种对“常识”的挑战是我们尽快进入学术状态的捷径。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结构》比较适合吐嘈，当然这是指我自己，这次读书会也的确是这么进行的，基本上就是每读一两段我吐几句嘈这样的读法。所谓吐嘈，按中国话来说就是捧哏，学术点说大约是“附和式讲解”，基本上就是逗哏讲两句我附上一句，或者是点明重点，揭示其中的奇诡或奥妙之处，或者是插嘴附议，让语境显得更生动。
库恩的书写得也是蛮生动的。话说田老师把他门下的写作课搞成了语文课，这方面我不太满意，感觉太不学术，不过田老师强调的三条写作纲领还是有道理的，所谓“讲故事、举例子、打比方”，其实学术文本的写作也无非这三条。讲故事指一部书或一篇文章的总体结构，逻辑线索，铺陈节奏等等，好的作品既要循序渐进、娓娓道来，也要适当埋写伏笔，设计一些“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桥段。“举例子”指丰富的具体例证，“打比方”则包括各种生动的类比或隐喻。其实最严肃的哲学著作也仍然有举例子、打比方的环节，不过我们一般倾向于用“概括归纳结论”的方式去阅读文本，读完之后形成诸如“作者有观点一二三四五”这样现成刻板的结论，却正好把作品中更鲜活的东西漏掉了。比如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单单记录下四因说之一二三四并没有多大意义，而亚里士多德拿技术物来举例这一手法也许更值得玩味（这也是吴老师的思路）。
而《科学革命的结构》就是这样一本非常精彩地完成“讲故事、举例子、打比方”的著作，剧情融贯流畅，叙述娓娓道来，有伏笔有呼应，有大量的案例，也有生动的比方。
库恩也不像一些大牌人物那样，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库恩基本上是按套路出牌的，有比较多的引证，论理也循序渐进，也就是说，库恩展示的基本上是初学者可以模仿的写作方式。至于海德格尔、麦克卢汉之辈，虽然初学者也可以读读，但模仿就缓缓吧。
所谓科学革命的结构，指的是“常规时期（反常）——危机——革命——新常规”这样一种科学发展的模型。这套模型可以比作科学史的“间断平衡”模型，反对的是传统的辉格式的，线性累积式的历史模型。库恩认为，只有在常规时期，或者说在受某一套稳定的“范式”支配之下的时期，科学才称得上是累积性的，而在革命前后，范式发生变迁，衡量的标准也发生变迁，不同范式之间不可公度，换言之找不到一个共同的标准去衡量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因此科学革命不是一次简单的累积性发展，而是一次颠覆（只有在事后教科书中马后炮的归结中，革命也被看作进步）。
所谓范式，不是一套成文的教条，或者定律或数据的集合，而是科学共同体的思维定势、行为模式等等，是每一个新手进入这一共同体所需经历的那些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习俗”。常规科学的稳定性与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是相对应的，科学共同体越是统一、专业，科学就越像科学，而共同体越充满分歧、鱼龙混杂，科学与哲学、宗教等其它传统的界限就越是模糊。
《结构》的主旨表达得很清楚，基本上读了小半本书后，我们就基本能够体会到库恩的核心洞见了。不过整本书仍然不显累赘，因为库恩通过大量例证，依次从革命前后的各个环节细细展开，每每暗藏机锋，如果你没有接受库恩的洞见，这些例证将不断地让你动摇，如果你已然接受了库恩的洞见，那么也能时不时会心一笑，读来饶有趣味。
除了大量例证，库恩的比方也非常重要。一个常见的比方是用格式塔转换的“鸭兔图”来类比范式转换时世界观的切换如何是整体性的，而最重要的比方是把常规科学比作“解谜游戏”，特别像“拼图游戏”。拼图游戏总有一套既定的规则，对于每一项新的经验，都会在某种既定的视角下被把握，并以既定的规则整合在知识框架之中。即便有些拼图暂时无法被妥善地安置，解谜游戏也不会去质疑规则本身的合理性，更不会轻易打碎既有的图景。许多时候，解谜活动甚至以预先知道答案为前提，在常规科学下科学家们在进行探究之前往往预先知道将要得到的是什么，或者至少知道其大约的轮廓，但正如预先知道结果的拼图游戏仍可以是具有挑战性的，常规科学也可以是激动人心的。
然而，当无法妥善安置的“反常”拼图越积越多，常规科学进入“危机”状态。危机与反常并无明确分界，在常规科学的任何时刻，科学都会面对反常现象，这正是解谜活动需要费心破解的对象，如没有反常有待求解，也就没有常规的科学活动了。但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研究者逐渐失去耐心，以至于试图尝试一些原有规则所不允许的方式来重新定位知识的碎片，例如允许拼图的叠置，在球面上拼等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图景慢慢浮现出来。这种新图景最初往往是模糊不明的，它也许整合了许多长期以来无法安置的反常碎片，但同时又让一些原本得到融洽整合的碎片变得无处安置了，一些原本被忽略的细节变得重要起来，而一些原本被郑重处理的碎片，却可能被认为是应当排除的干扰。总之，旧拼法和新拼法之间很难找到一个简单明确的标准来衡量那种必定胜出。
科学家从旧范式转入新范式的过程被比作宗教改宗，很难说是哪一项铁板钉钉的证据迫使他决定改宗的，心理的、文化的、信仰的因素都起作用。而新世界观的浮现也像拼图那样，证据在一块一块地积累，但积累到什么时候突然就让人看出了其整体面貌（比如这是一只苹果），却没有明确的标准。有人可能在三块拼图时就看出了端倪，有人也许到30块拼完也还模模糊糊。但无论如何，一旦新的范式建立，新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取代了旧的图景的。
另外，库恩提科学革命的概念意在将其与“政治革命”相类比，这一点我在当年“科学革命究竟是什么”一文中写过了。
以及，虽然库恩没有明确提“间断平衡”，但他的确有意识地把科学进步与生物进化相类比。达尔文进化论描述的生物发展史是“无目的但有方向”的，，科学史也是如此，每一次革命都不能简单说成是朝向某一目的（比如客观真理）迈进的过程，但科学仍然在不断向前迈进，这种“向前”是根据历史性的回溯而确定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库恩的理论是反身性的，他明确把范式革命的理论应用于他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他的理论是对传统的认识论科学哲学的一种革命，他明确意识到他无法以双方公认的标准去说服传统的科学哲学家，但他认为传统科学哲学中被认为反常的东西，难以解释的东西，在库恩这里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基本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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