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公共领域吗——再谈公开成绩和公开评点作业

共 2,242 字2011.10.10

又到了科学通史改作业的时间了。这门课历来有公布成绩的传统,这次应该也不例外。当然,我似乎越来越心软了,对于糟糕作业的严厉吐槽,可能更多转入私下而未必实名公布吧,但是优秀的同学一定还是要公开表扬的。

去年我解释过:为什么要张贴成绩?最近读完阿伦特后,不妨对当时的说法做一些进一步的诠释了。

据说美国的大学非常讲究“隐私”,个人的学习成绩之类的信息是千万不能泄露的,像我这样的助教估计要吃几百场官司了。

当然,美国的整个社会环境都非常强调“隐私”。“隐私权”体现了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的确,个人私密领域的维护是保证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正如阿伦特所说,私人领域(私人财产、家庭)的“围墙”既保住了私人领域,又保护了围墙之外的“公共领域”。但问题是,这个“隐私”领域的疆界有多大?在古希腊来说,隐私的领域就是你的家庭生活,那么现代呢,隐私的疆界似乎无限扩张了,以至于大学之中也充满了隐私的围墙。

当然,美国的大学环境比中国现在的大学好得多,但我从不迷信美国模式。美国大学的模式也许是现代性的典范。

现代(近代)的大学并不是延续古希腊学园的传统,它起源于中世纪的“行会”。行会是一种“结社”,此“社”就是阿伦特意义上的“社会”,即均等之人的聚集。一个行会由一群相同身份相同立场的人组成,对外作为一个整体维护自身的权益。

行会不是坏东西,我曾经说过民主的核心就是“结社”。但当然不仅仅在于结社。结社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人他的“身份”和“立场”,现代社会远比古希腊城邦复杂得多,个人的身份光靠他的“财产”(阿伦特意义上的,或者说“家产”,他的家庭的围墙)是不足以建立的,通过结社,通过加入一个个多元的“围墙”,现代人有可能构建出自己的“身份”,拥有了这个身份之后,拥有了一个确定的、属于自己的“地位”之后,我们才可能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公共领域之中,参与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说,“行会”是重要的,但行会内部的活动并不就是公共领域。行会的结成有两种意义,一是标识出这些人与其他人的差异性,二是在这些人内部保证同一性。沿着我所谓“存同求异”的思路说,“同”是行会得以成立的前提,但最终需要追求的还是“异”。如果只注意维护共同性而忘记了追求卓异,那就远离了公共领域。

而现代社会到处都是维护同的场所,那么彰显异的舞台在哪里呢?我们知道美国人都特别喜欢自我显示,中国人走到哪儿都爱谦让客套,但美国人走到哪儿都爱自我表现。这种表现欲的泛滥一方面意味着他们仍然渴望荣誉(即便说在许多情况下荣誉变成了虚荣),但另一方面,这种无节制的表现欲也暗示了他们其实是欠缺一个恰当的公共领域来倾泻他们的表现欲。“美国梦”最终毕竟是以个人的“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而这个“财富”却是属于劳动者的逻辑,仍是一个同质的东西。以像动物般在遵循丛林法则的市场经济中通过艰苦劳动实现财富为主题的“故事”毕竟是苍白的。当然,“美国梦”仍然是一个值得赞叹的文化,它使得劳动者也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不朽的故事。当然,也有例外的人物,例如乔布斯,他实现了他的人生意义——“改变世界”,乔布斯意义上的“世界”就是阿伦特意义上的“世界”,乔布斯作为一个“工作者”或技艺人也达成了他的不朽。

那么“行动者”的舞台在哪里?阿伦特说,最后的行动者是科学家。如果扩大点说的话,也就是“学术界”,仍然存留着一定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坚持自己的独特身份,共同维系着自我展现和赋予荣耀的规则,通过“言说”达成不朽。

“大学”一方面是学者或者说言说者、行动者的最后舞台,另一方面也是“行会”的嫡传后代。那么,它应该发扬哪一种逻辑呢?行会的逻辑把大学看作一个传授技术的场所,教师和学生的关系通过商业性的契约达成,是某种私人的关系,教师只把技艺私传给订立契约的人,而不外传,学生必须付钱来学习技艺,而教师通过传授技艺获取薪酬。在这个逻辑下,学生的“成绩”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因为他进入大学的目的就是提高个人的技艺,而不在于和他人较量争先。但按照学术的逻辑,大学首先是一个进行学术活动,即互相批评和争鸣的场所,在这个逻辑下,学生的“成就”本来就不在于他多好地掌握了某项私传的技能,学术本来就不是“私传”的。大多数学术作品都追求最大限度的“公开发表”,大多数学者都没有什么从来不肯公之于众的学习秘笈……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想方设法进入大学?这正是因为大学始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地学习技艺的机构,而是一个学者们在此得以保护,从而可以自由地言说和交流、展现自我、攻击他人、互相争先并最终获得尊敬和荣耀的竞技场。

于是,大学的“成绩”与其说类似于关于个人身体状况的化验单,不如说是奥运赛场上的比分表。它应当属于公共领域,而不属于家庭或身体的私事。

当然,问题在于,现在的大学日益地专科化。现代学术的分科、分专业的趋势的真正糟糕之处倒不是它拆分了古时候混为一体的“哲学”或者说“知识”的领域,而是日益把求学的活动变成了学习一门“手艺”。这使得行动者的逻辑让位给了技艺人的逻辑。而技艺人的追求在现代不再是追求不朽的作品,而是蜕变为赚钱(谋生)而从事工作,从而投靠了劳动动物的逻辑。因此不难想象,属于劳动动物的隐私观念(私密的概念最初就是与人的动物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私处、私房之事、卧室和便所等)得以在大学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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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 科学通史学生 的头像
    科学通史学生

    不反对认为成绩不是隐私。但是姓名与学号的联系的确是某种隐私,就像你的身份证号也是你的隐私一样。所以如果考虑尊重隐私,应该要么只公布学号和成绩,要么只公布姓名和成绩。

    1. 古雴 的头像

      @科学通史学生: 我倒也不觉得身份证号是啥隐私啊。。当然,其中包含出生日期信息,这个确实是私人的东西,以及身份证号可能被用来诈骗(会吗?),所以掩护身份证号还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姓名和学号的联系究竟是哪一种隐私呢?学号透露出年级和院系信息,这是学生在大学的“身份”,而如果说大学是一个公共领域,这些身份不应该是私人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利用学号进行的犯罪活动呢?我不太清楚。也许学号的泄露会造成某些危险?但毕竟得到某个同学的学号并不困难,它毕竟不是一个密码……

      无论如何,这次我们只公布姓名,不公布学号。以前我在网上张贴成绩时似乎只公布了学号而隐去姓名的。但是在通过群发邮件等非完全公开方式下发布成绩,仍然有同时贴出姓名和学号的情况。

      我现在的学号是1001110626,本科阶段是00423019。我叫胡翌霖。

  2. […] 第2届北京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在上周末终于忙完了~ 开完论坛后补觉+折腾了两天博客作为调剂,到现在才开始写总结。 我是筹办这次论坛的主要负责人,我最主要的工作是联络各校同学,号召征稿和主持审稿等。同学们在一开始积极性都不高,都是直到最后时刻开始大量来投稿,搞得我最后半个月简直快发神经病了…… 当然吴宁宁和刘平在后期帮了大忙,吴宁宁负责采办会议赠品和印制资料,刘平则负责一切后勤杂务并在最后号召并统领整个硕士生团队。要没有他俩,光凭我的工作能力,这次会议肯定开不起来。特别是最后一周我本人过于疲惫,基本都把事务丢给他们决定了。另外张棽负责技术支援,主要是会议手册的排版和会场照相。排版的工作出了一些岔子,不过毕竟是一项比较辛苦的作业,也替我分担了不少。虽然说我其实也挺愿意亲自排版的,高中时排班刊和本科时排共青苑都有一定经验了。如果是我排版的话,恐怕会搞得华丽一些,会有少量插画和更灵活的字体应用(比如方正字库:启功、黄草、标宋、美黑,以及微软雅黑的普遍应用)。 其实相比他们,我的劳动强度也不算大,不过的确是很伤精神,因为那段时间每天都在启用手机、电邮和QQ和各方同学联络,一开始是先群发邮件和短信,后来则时而挨个打电话沟通。在不主动联络的时候也要随时防备电话打进来。造成神经紧张,经常睡不着觉,特别是白天,好容易补个觉了也随时会被惊醒,对于我这个向来不喜欢打电话的人来说实在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啊…… 联络的工作一开始主要是征稿和宣传,我们向各院校提供了海报和传单,较远的学校通过吴宁宁发送快递,中关村大街和学院路的这几家则是我骑车跑了一圈。其中北理工的联络人最不靠谱,放了我一个钟头鸽子,打乱了我的计划,要走了最多的传单而投稿和注册工作也是最迟缓和低效的。 一开始投稿的响应很少,让我一度担心论坛办不起来,结果投稿在最后半个月蜂拥而来,达到八十篇之多,又让我头疼。 但是我所设计的网上投稿的模式没有得到普遍接受,绝大部分投稿都是通过各校联络人或通过Email发给我的,很少有人亲自在网上投稿。再说投稿的时间过晚也造成了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来推敲和交流。 审稿过程我也设计了在线模式,即先在各校选派若干审稿人,赋予权限,可以查看那些不公开的投稿文章,审稿人可以在网上回复,如此各审稿人和作者可以进行一轮内部的交流。这样投稿人和审稿人能够提前在网站上互相了解,通过网站审稿人先给出点评和质询,投稿人可以回应并完善自己的作品,这样的话一方面加强了审稿组对投稿人的了解(不仅是文章本身,更包括他在阐述、回答、辩论方面的能力);而投稿人可以通过这一网上交流的阶段打磨自己的文章,除了根据审稿意见对文章本身修改完善之外,也可能更加了解其他读者的困惑、要求和兴趣,从而在报告时更有针对性地叙述。这个过程就类似于刘晓力老师所说的选秀过程,最终选出的同学都是经过打磨的,而最终没有选上的同学也在网络上与其他学校的朋友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如果愿意,作者可以再适度开放权限,让审稿人之外的同学也能够参与会前和会后的交流。 但是显然,这种设计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极少有同学愿意亲自发帖,更少人愿意适度开放权限。他们到底怕什么呢?有些人是对自己的论文缺少自信,不希望让它得到公开的点评,这种心情可以理解,然而学术舞台本应是一个争胜的场所,谦虚谨慎是一回事,而不敢面对争论和质疑就是另一回事了。而另一些人则是很看重自己的所谓版权,说文章尚未发表不便公布,但这些文章发表了也没人看,现在给别人看一看有什么要紧的?再说我们投稿区的文章是注册才可见的,一般也不会进入搜索引擎。更奇怪的是,这两种情况经常重叠。也就是说,一方面不愿意面对质疑,另一方面又很重视版权,好像这些自己都缺乏信心的破烂文章都是要去争取什么优先权的?事实上,他们争取发表根本不是为了争取优先权,而就是为了发表本身。他们顾忌的不是新颖的思想在发表前被他人剽窃走,而是担心接下来会被杂志社追究而不能发表。 究竟为什么要发表文章?就现状来说,发表文章的主要目的似乎只是用来确立学术地位的,而这学术地位主要通过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数量决定的。如果说发表论文的目的除了发表本身之外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为了被他人阅读和引用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但学术杂志的意义原本并不是这样的,杂志不同于专著,本是一个交流平台。新闻类杂志是从咖啡馆的闲聊环境中诞生的,而学术类杂志除了咖啡馆之外,也是学会和私人通信传统的一个延伸,起源于学会的通讯和公共信箱。学术杂志的兴起把原本局域性和私人性的交流公开化。当然,新公共领域的开辟应追溯到印刷书的出现,而杂志的兴起标志着这一新兴的公共领域的成熟,自此,印刷术所揭开的新舞台大致完成了,学术界终于充分适应了印刷术的环境,直到内燃机(便捷的交通)和电子技术的出现再来给学术提供新的交流空间。 也就是说,杂志本来是印刷时代学术交流空间中的一个环节,它的意义是和学会传统和通信传统不可分割的。我们看到直到达尔文和华莱士争优先权时,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通信和宣读。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目的是引起学界的注意,最终还是要引发讨论和通信才对。那么, 这种传统在现在的学术杂志中仍有遗迹,我们看到在杂志中在作者之后往往要印上作者的通讯地址和邮编。这似乎作为一种仪式保存着,但为什么要印出地址呢?如果只是为了杂志的编辑联系到作者,那么显然不需要把通讯地址印出来啊,如果只是为了介绍作者的来源或单位,那么不必印邮编啊。那么,这种仪式所暗示的目的,难道不正是说,发表文章的目的之一原本是期待读者直接的反馈吗?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印上电子邮箱呢?既然现在人们大多通过电子邮件和其它电子媒介进行通信,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论文上印且只印邮编呢?难道只是为了精确定位单位而防止歧义? 学术杂志的诞生并没有取代近代学者们的书信传统,我们看到直到20世纪,那些知名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等等,身后都会留下一大摞“书信集”留给考证者们整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最初都在书信中闪现。但是我们现在呢?不管做不做学者,我们根本不写信了。不是期刊取代了书信,而是网络取代了书信。我们现在要向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学者求教,我们可以立刻发一封Email,他立即就能收到,比寄信高效得多。然而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及时让网络代替书信的地位。Email的快捷似乎让它少了许多庄重感,更不用说BBS、博客、QQ等更加时髦的工具了。在大学者们眼里,这些奇技淫巧似乎不登大雅之堂,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公布他们的Email乃至开设了个人博客,但即便是他们也很少认真对待这些媒介,很少会严肃地通过Email,通过BBS或通过博客与他人进行学术的交流。但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坚持着书信交流吗?恐怕也不是。他们既丢弃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又拒绝着更新的交流方式。那么学者们怎么交流呢?成天四处奔波着开那些劳民伤财的破会?在会上象征性地报告五分钟十分钟,然后胡吃海喝一顿,就是学术交流了? 学术界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学术尚未驾驭网络,网络时代的交流方式打破了传统基于书面文本的交流方式,但学术界尚没有适应这些新的环境。现在学术界的情况就好比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传统面对纸张和印刷术那样,旧的学术模式势必将被打破。一个经院哲学家也许会认为(他当然难以想象这一情景),把自己的著述向公众广泛复印乃至在市场中叫卖自己的作品,简直是一种夸夸其谈、沽名钓誉、蔑视知识的不可理喻的行为,而印刷时代的学者们正是这么做的。而现在的大教授们往往也难以想象一种充分网络化的学术模式,或者把这样的可能性设想为时代的喧哗和浮躁。 的确,学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保守的而不能是赶时髦的,但我们保守住什么呢?在人们实际都不再使用邮政通信的情况下在期刊上保留着邮编是保守吗?这只是保而没有守,根本没有能够在新浪潮的冲击下保守住学术通信的传统。我们要保守住的是传统的精神,而不是传统的仪式。保守本身就是一种革新,在时代环境变迁的情况下,只有革新才有可能保守得住。我再重复一遍在创办keshizhe.net时说的话: 学术的网络化是大势所趋,但是究竟怎么个网络化法,还得看我们这代人的作为。就现在的情况看,学术界在网络浪潮面前几乎仍是完全被动的,顶多只是把网络当 作中性的工具来使用,比如期刊论文利用网络来检索,无非是比跑到图书馆里去检索快一点,而期刊该怎么出还是怎么出;比如学术会议通过网络来发布信息联络人 员,无非是比寄信高效一些,但会议该怎么开还是怎么开。我们可以把技术当作中性的工具,但事实上它们不是,新技术正在整个地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 它们也终将重塑学术活动的方式,一厢情愿地无视技术的塑造力,并不能让我们坚守住传统,反而有可能是在技术面前丧失了自我,沦为效率逻辑的奴隶。只有当我们只是把技术看做中性的工具时,技术才呈现为单纯的“效率的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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