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的部分在我看来不是特别重要，海德格尔交代了“这本书”（包括未完成的第二部）的构架。
这个构架在我看来是值得商榷的，我最欣赏的是《存在与时间》的前半部分，而一旦揭开“时间性”并且在时间性的基础上重复一遍，我就跟不上海德格尔的思路了。
不过基本上说，我的思路仍然与海德格尔相对应，只不过从“时间”开始可能需要作出更多的修正。
上周我说道，海德格尔所谓的“问之所及”、“问之所问”、“问之何所问”，分别对应为“存在者”、“存在”、“存在的意义”，而这三者在我的媒介存在论中则对应为内容、媒介和环境。而最后，海德格尔把“时间”，或者说“历史性”揭示为此在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之意义”。相应地，我们也容易理解，所谓“环境”，或者说人之“处境”、“人之条件”，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历史性”。所谓的“时”、“时机”之“时”，指的就是一种“环境”。我用“内容”、“媒介”、“环境”来翻译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时间”，虽然说内容上仍可以对应，但是术语的微妙改变可以把海德格尔猛地拽下地面。而海德格尔本人虽然口口声声要从此在的“平均日常状态”着手，但没几下翻腾就旋至云端了。
海德格尔指出，人本质上是历史性的，是“发生”的，于是存在问题的追问本身就包含一种历史学的要求，因此，《存在与时间》的第二部势必会是一部历史学的追究。但在海德格尔那里，这部“历史”只是“存在论的历史”，只是去在概念领域追溯前代的发问者的言辞。
我完全同意这一“历史学转向”的必要性，但异议在于，我认为这种历史学不应该局限于这样一种“关于存在论”的历史，而应该成为一种“存在论层次”上的历史。也就是说，既然这一历史学并不只是一种罗列考据的工作，而是作为存在论追问而展开的，那么，就应该以存在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线索，而非以“存在论”为对象展开叙述。
海德格尔明明说道，此在（存在问题的发问者）虽然在存在者层次上是最切近的，但在存在论层次上却是最远的，而在存在论层次上最切近的倒是“世界”、此在生存与其中并与之打交道的周围世界、或者说“环境”，这才是在存在论层次上最切近的，人首先总是通过他所处的环境——通过他的“做什么”、“与谁打交道”——来领会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自己“是什么”的。因此海德格尔反复强调，要从此在的平均日常状态，要以他“首先与通常”所是的东西出发，来揭示此在的存在。而这样一种“地基”并不是某种传统的基础主义式的地基，也就是说，我先搞好了这层地基，然后就可以不再回头，一路往空中搭建抽象的理论大厦了。海德格尔的“地基”不应该是这样基础主义意义上的东西，而应该是时时要从此出发，又时时要返回此处的东西。不应该是说你在第一部基于此在的平均日常状态搭建好了一个理论平台，建立好了一些抽象概念，接下来的工作就可以一门心思在抽象的理论中打转了。在我看来，“历史学”转向之后的第二部的工作，也仍然要从“平均日常状态”，从周围世界，从“环境”着手才行。而令人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在这里却试图从那些个在存在论层次上最为遥远的“此在”（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着手出发了，在这里，他似乎把“存在论”当作一个对象，当作一种存在者，来列数它的历史，而这种以存在论为对象的历史恰恰不是一种存在论层次上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媒介史纲领”可以理解为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另一种续写方式，它仍然坚持以存在论上最为切近的“环境”着手。我的架构策略与海德格尔相似：首先是“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从人的现实出发，揭示人的媒介性，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历史性；然后再反过来重来一遍：通过对“环境”的历史性的考察揭示人的现实。这样一个由思入史，由史入思的循环，才算完成了海德格尔式的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