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自然选择”——莱文森媒介进化论批评
胡翌霖©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莱文森继承了媒介环境学的传统，但流于肤浅。他认为传统的技术批评家们只注意技术的弊端，而没有从演化的视角评估技术。莱文森认为技术在初生阶段所带有的弊端将在演化的过程中被淘汰或补救。但莱文森的进化论面临三个问题：谁在进行选择？何以选择？选择的结果如何评估？对这三个问题，莱文森的答案都是“自然——人性”，但他错误地设定了某种前技术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未能贯彻媒介环境学从生态整体考察媒介的基本立场，没有意识到价值标准也存在范式革命。
关键词：莱文森; 媒介进化论; 自然选择; 媒介环境学
引言
保罗·莱文森是麦克卢汉和尼尔·波斯曼的学生，是当今“媒介环境学”的领军人物。特别是，由于何道宽教授的大力引介，他在中文学术界也有了不小的影响。
那么，作为媒介环境学的发扬者，作为芒福德、埃吕尔、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等前辈学者的后继者，莱文森要把这一学术传统引向何处呢？我认为，莱文森所指引的方向是恰当的，但他具体的批评和观点却值得商榷。
所谓“方向”，指的是某种媒介史与媒介哲学相结合的学术路径。在这方面，莱文森继承了从芒福德到麦克卢汉的整条媒介环境学的传统，并且试图以一种“媒介—知识进化论”把哲学与历史融会贯通。
但具体而论，莱文森急于批评埃吕尔等人的技术悲观主义，但并未充分消化前辈们的深刻洞见，导致其“进化论”学说和技术乐观主义流于肤浅。
对悲观论者的批评
莱文森不同意埃吕尔为代表的批评家对技术的敌视态度，认为他们只盯着技术的弊端。他提到：“我们看到媒介批判里有一个普遍的错误，我称之为‘埃吕尔式的错误’，因为它贯穿埃吕尔的著作，这一错误好比是在飞蛾孵化之前就批判其幼虫……显然，媒介支配我们的观点使人看不见从一种技术到另一种技术的媒介演进，而且使人看不见一种媒介发展的不同阶段。”[1]:94
莱文森指出，应从整个演化史的角度评价技术革新，新的技术总有弊端，但随着历史的演化，这些弊端将得到不断的“补救”。他说道：“一切技术进化都有得有失，实际上一切进化都是利弊皆有的交易。……然而，理性使我们能超越得失皆有的困境……因为我们能评估利弊，也许能发明并运用新技术即补救性媒介，借以改良得失的平衡，使之对我们有利，哪怕是微弱的优势也好。”[1]:5
值得补充的是，在莱文森看来，“理性”的作用一般不是在新技术的“发明”环节，而在于“选择”的环节。莱文森认为，知识和技术的发展类似于生物进化，大致分为生成（变异）——批评（淘汰）——传播（繁衍）三个阶段[2]:3，而新“变异”的发生往往是盲目的，莱文森引用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大多数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达成的方式使我们联想到‘梦游者’的表现”[1]:52
莱文森所批评的“埃吕尔式的错误”就是只盯着新技术的初生阶段而指责其弊病和盲目性，但没有注意到这些弊病会在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中被剔除或补救。而且在这个环节，对技术的选择是由理性的人所主导的，他说道：“无论是好是坏，人的指引对一切技术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一切技术在我们的手中都是各种形式的刀子……它证明以下观点的荒谬：技术是自主的，其本性是人不能控制的。”[3]:130
乍看起来，莱文森似乎背叛了整个媒介环境学派的立身之本——“媒介偏向论”，而退缩回某种认为技术是“双刃剑”的，平庸而肤浅的技术中性论上来了。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他诸如“饥饿的猎人用枪来打猎以便果腹，枪就用于好的目的”[3]:129这样的言论时，一定会大跌眼镜。但平心而论，莱文森也不至于如此浅薄，我们始终要把他的主张放在整个技术演化史的视野下看——比方说，一把大砍刀显然不是中立的，它更倾向于被用来杀人而非切菜，但随着制刀技术的演进，通过在人类历史中长期的选择和淘汰，把刀用于更好目的的那些倾向将会得到更多的繁殖，而坏的倾向将得到抑制或补救。因此评估刀这一技术不能光看它运用在战场上的原始形态，还要看到从大砍刀到切菜刀这样一条完整的进化谱系。
但埃吕尔等批评家也并非没有看到技术的改进和演化，埃吕尔指出：“对于某个技术麻烦，它的每一种解决方法都只能在其总体上加强技术系统。”[4]:121这一点莱文森也会同意，只不过整个技术系统的加强在埃吕尔看来意味着对人类的日益压制，而莱文森看来则是人类知识和理性的日益进步。“演化论”的视角并不必然导出“进步”的结论，反而，自然选择的演化图景原本似乎是残酷而盲目的，莱文森如何能够肯定演化的方向总是美好的呢？
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考察莱文森的“进化论”，鉴于“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概念，于是我们可以问：在莱文森的技术进化论中，谁在进行选择？何以选择？选择的结果如何评估？对这三个问题，莱文森的答案都是“自然——人性”，或者说“人的自然”。
谁选择技术？
我可以用枪杀人，也可以用枪打猎；我可以选择买把大砍刀，或者买把菜刀。在这个意义上，我显然可以对技术进行控制和选择。但恰恰是把技术问题放到总体演化的背景下看的时候，这种一时一地的控制和选择失去了意义。埃吕尔说道：“人成为主体而非客体的……条件是他必须对技术发展进行控制。所有人对此大概都会同意，但它事实上完全无效。比问题‘如何’更令人感到棘手的是‘谁’的问题。我们必须具体而实际地自问，到底是谁能对那些为技术辩护的价值进行选择，并对其进行控制？”[4]:124
究竟是官员、技术员、学者还是科学家，在对技术进行选择呢？都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一个总体的社会系统之下，从演化史的宏观视野看，是整个社会在选择技术。但问题在于，这个社会体系本身也是技术主宰着的——即埃吕尔所说的“技术社会”，芒福德所说的“巨机器（Mega-Machine）”，海德格尔所说的“集置（Gestell）”或波斯曼所谓的“技术垄断（Technoply）”。埃吕尔说道：“人类自身试图发明手段控制其技术，并通过在这些技术之间进行选择，使它们服从于他自己的目的。选择和目的都建立在信仰、社会先决条件和神话的基础上，后面这些都是由技术社会决定的。”[4]:121
这些技术批评家不约而同地把现代社会看作由技术的逻辑所决定的巨型机器，人们服从于技术所安排的角色，个别人的逆流而动在整体上不过是些磨损或噪音，人在技术面前不过是一些被动的螺丝钉。
莱文森也并不强调个人的力量，在他那里，选择技术之“谁”也并不是具体的个人，而似乎是一个大写的“人”或“理性”。莱文森可能会说：即便个别的人总是受制于整体的技术环境，但这个技术环境同时又是由“人”选择的。
那么这个抽象的“人”的选择难道不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吗？不完全是。在这里，莱文森的“人”颇有一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味道——他超越于任何个人的意志，推动着历史的车轮，但又不是机械或盲目的，而是精神的和理性的。
在莱文森看来，“技术是人的思想的物质体现，……是精神和物质可以感觉到的互动”[2]:102一切技术都是“知识”的物化形式，一根牙签中也包含了从伐木到就餐的一系列知识，整个技术环境其实就是人类知识的外化。因而技术的进步同时是知识的进步，知识通过在人类心灵和技术环境之间的往复运动不断前进——尽管莱文森更多地引用康德和波普尔，只是非常偶尔地提到了黑格尔给表面上无理性历史赋予理性的逻辑的努力[2]:282，但他显然更像是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的“正—反—合”对应于莱文森的“精神—物质—技术”，而“绝对精神”对应于自然或宇宙：人类来自宇宙并要回归宇宙，在某种意义上“宇宙”通过人类—技术的演化史进行着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莱文森说道：“技术具有这样的意义：通过这些物化的冒险，宇宙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理性、渴求、意志、梦想和许许多多心灵的历险，都会越来越声势浩大地表现出来。”[2]:281
之所以我说莱文森所指认的选择者不完全是“自欺欺人的空话”，是因为我也怀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有点自欺欺人。但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去哲学史中深究了，我们暂且承认莱文森把这样一种大写的“人”或“理性”，或者说“宇宙”，指认为技术的选择者这一策略是合法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凭什么说“它”的选择是理性的和人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和反人性的？
何以选择技术？
仅仅说技术是“知识”的体现，并不足以表明技术的演化是令人乐观的。相反，如果说技术的演化趋于机械和僵化，岂不是意味着人类知识趋于刻板和单调？而莱文森还要强调，技术演化的趋势并非与人性背道而驰，他提出了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其中tropic有向性或回归线之意）或者说“人性回归”说[1]:69——“一切媒介的性能终将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像人‘自然’加工信息的方式，也就是像媒介出现之前人加工信息的方式。”[1]:V
在这里，莱文森错误地设定了某种前技术的“自然状态”的人性，而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向这一“自然状态”的“回归”——“现代技术搜集和加工信息，不是以取代自然能力的方式，而是以复制和延伸自然能力的方式，使人能够达到自然能力过去不能运作的领域，比如星系。因此，技术的胜利，根本不是战胜自然的胜率，而是自然本身的胜利。……技术的人性化即自然化。”[2]:121
看来莱文森遗忘或曲解了麦克卢汉的洞见—— 媒介“不是人与自然的桥梁，它们就是自然。”[5]:310关键在于，麦克卢汉的“人与自然”都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原型”，而是不断被技术重新塑造的——“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6]:17“我们”或“人类”是不断地随着技术的演化而被重塑的，但莱文森忘记了已由技术哲学和媒介环境学揭示了的人的实际性，退回到卢梭式的原始人理论了。
莱文森说，“媒介的存活的核心原理可以这样来表述：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一种信息技术存活的几率在于它满足人类需要的优势。”[1]:153但福特或乔布斯都会反驳：是技术创造需求，而非反之。埃吕尔也指出：“手段先于目的建立起来”[4]:120。并没有一种先于一切技术的，作为原型的“人类需要”，而只有在实际的历史中不停被新技术重新塑造的人类需要。
解释在技术的“生存竞争”中某些技术何以优胜或淘汰时，莱文森就试图援引这个原型的“自然人”。例如，关于“为何无声片被（有声电影）猎杀而广播（在电视之后）还能兴旺”，莱文森解释说：这是因为“人自然生活中经常只听不看但极少只看不听的固有特征。”[1]:85因为“原始人”经常只听不看，但极少只看不听，所以现代人抛弃了无声电影但保留了广播？
事实上，这一现象更适合用生物进化论中的“生态位”概念来解释。只有当两个物种处于相同的生态位时，才构成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否则就可能相互妥协，重新划分各自的生存空间。无声片和有声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能占据的位置几乎完全重叠——能够播放无声片的场合也能播放有声片，反之亦然。而广播和电视的生存空间不完全重叠，虽然电视侵占了不少原先被广播占据的空间，但仍有一些场合（比如轿车中）被广播独占，因此不至于灭绝。而这种“生态位”的关系取决于实际的环境条件，而非理想中的原始状态。例如最近出现的一些新的条件，例如轻巧的液晶屏幕被置于嘈杂的公交车和地铁车厢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准无声的动画片更多地出现在这种环境中。另一方面，随着自动驾驶系统和智能手机等技术的成熟，以至于开车时根本不需要再盯着前方的道路，广播残存的小生境也会被剥夺掉，到时候人们也许宁愿在智能手机上“只看不听”地刷网页打游戏，也不再需要听广播了。
麦克卢汉也认为在原始部落中听觉和触觉更占优势，而“拼音文字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放大，它削弱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的作用，”[5]:280在麦克卢汉看来，电子媒介时代也的确是向原始的听觉—触觉世界的某种回归。但是莱文森生硬地把这种回归认定为一个当然的趋势，那么他又如何解释回归之前的背离呢？
事实上，技术的批评家们往往认为，技术的繁衍是“自主”的，也就是说，技术按照自身的逻辑——具体而言，就是单向度的效率标准——优胜劣汰，因此技术的演化不是造成人性的回归，而是造成人性日益被单调的效率逻辑所支配。莱文森也承认“效率”的确是技术被选择的直接标准，他说道：“一般地说，技术发展本身和人的自恋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其目的是让完成任务的效率尽可能高，效果尽可能好，和其性能像不像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我们发挥功能的自然方式必然是十分有效的——否则这些方式或人类自身就不可能存活下来了。因此，我们对技术效率的追求实际上就等于对自然的追求。”[2]:234
关键是，如果说人的“需求”是不断被技术重新构建的，那么这些“需求”就有可能越来越偏离莱文森所谓的自然状态，最终被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需求”填满。那么，如何确定某种需求是自然的而非虚假的呢？仅仅是因为这种需求在进化中“存活下来了”，就证明这种需求是真实的吗？这显然是一个循环论证，前提是莱文森已经认定进化的趋向是好的。而如果我认定演化的趋向是坏的，那么在演化中存活下来的就理应是越来越糟的东西了。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除了反复地说“胜出的就是自然的，自然的所以会存活的”之外，还有什么方式来评估被选择的技术之好坏呢？
用什么评估技术？
很明显，莱文森是波普尔的粉丝，并受到波普尔过多的影响，特别强调知识和技术通过批评和淘汰不断进步的观点。但他的肤浅处也与波普尔一脉相承，那就是忽视了整体的“范式变革”。
库恩用范式革命反驳了波普尔的知识进化论，而范式革命的涵义取自政治革命，库恩指出：“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以现有政治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方式，来改变现有政治制度”，而不同的政治制度意味着“不相容的社会生活方式”。[7]:86
这种不相容性，或者说“不可通约性”尤其体现在，无法在不同的范式之间找到一个公共的衡量标准，来评估事物的好坏。
波斯曼强调：“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8]:9“媒介即环境”，要从整体的生态出发考察媒介，这又是“媒介环境学”的立身之本，作为媒介环境学家，莱文森理应深知这一点，但当他思及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时，似乎把这一原则抛诸脑后了。
莱文森也提到：“在前进、行动和生活的过程中，有机体必然影响并改变其环境——而且要影响并改变选择它们的进化力量。”[2]:70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主要是试图强调人改造技术环境的主动性，但反过来说，当技术被当做进化的主体时，作为环境的人类文化也同样必然会受到技术的改变，而在这个“文化环境”之中，也包含着对好坏进行评估的理论词汇和价值观念。
波斯曼指出：“新事物需要新词汇，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思……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来的意义……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8]:4特别是，“数字技术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手握成绩单的人而言，一切都像是数字。”[8]:7对于一切事物的好与坏，现代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某种单向的、量化的态度来评估，“价值”一词本身完全是货币制度和市场经济成熟之后的近代产物，而古代人根本不会像现代人这样评估事物的好坏。这种在现代技术环境下形成的单向度的价值观恰恰是技术批评家们着重警示的东西。
波斯曼引用了一个案例：“火柴引进一个非洲部落造成习俗的改变”，他们每次房事之后都要重新生火，原本他们需要到邻居家借火，因此性事是一个公开事件，那么火柴的引入“是否改变了人们对性事的价值评判呢？”[8]:15随后波斯曼提起法利·莫瓦特（Farley Mowat）的《驯鹿人》（The People of the Deer）所描述的“来复枪取代弓箭后造成一种文化的灭绝”这样一种更为剧烈的情况。
而莱文森所争辩的事情完全是南辕北辙，他说道：“波斯曼等大多数批评电子媒介的人错了，他们的错误不在于批评电子媒介与理性和文化素养的联系，而是在于这样一个观点：电能及借用电能的媒介是书籍、杂志和报纸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即文化素养的死敌。事实刚好相反，电子传播滥觞时，电报传递书面词的速度和距离都胜过以前的其他媒介，而且电报大大有助于报纸和新闻报道。”[1]:57
关键在于，波斯曼他们所关心的压根就不是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之间是否此消彼长，而是在关切作为整体的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之间的对立。就好比说火柴引入部落之后的意义并不在于火柴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生火的次数，而是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火和性事的意义。诚然，印刷术传递《圣经》的“速度和距离都胜过以前的其他媒介”，但媒介环境学派的前辈们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印刷术改变了《圣经》的意义。
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莱文森遗弃或者回避了媒介环境学学派的一些最核心的洞见，太急于为技术辩护，因此他对悲观主义的前辈们的批评基本上是不着边际的。但莱文森的学说毫无意思吗？当然也并非如此。我们注意到，莱文森坚持技术演化史的视角，努力为这一视角引入完整的哲学基础，并强调人进行选择的责任，这些方面都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莱文森在哲学方面止步于波普尔的深度，也未能充分地贯彻媒介环境学的立场和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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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莱文森.思想无羁[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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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埃里克•麦克卢汉,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波斯曼.技术垄断[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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