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创新是一个经济学问题——科技史视域下的创新概念解析

这篇是清华校内的约稿，副标题是建议主题，主标题是我定的。发表时略有删减（主要是删了几个例子，无关大局），一些语句加了着重号（我搬回来了）

我们现在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似乎无所不在，所有人都崇尚创新、追求创新。

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行业、企业的层面，“创新”确实是非常重要事情，也确实值得万众关注。但正因为此，我们更需要仔细追究“创新”这一概念的意义，避免“创新”沦为一种口号，成为互相吹捧或互相攻击的“标签”。

我们不妨以学术的立场来讨论“创新”这一概念。所谓学术的立场，与宣传和娱乐不同，并不试图给出一锤定音的简单结论，而是以探索与争鸣的态度去研究问题。

首先应当避免的，是把“创新”简单地等同于“好事”。

“好事”不一定非得是创新，雷锋扶老奶奶过马路，这肯定是做好事，但并不要求他一定要花样翻新，以前无古人的原创方法来扶才好。白求恩来中国救死扶伤，当然是做好事，他拿着过时的医疗用具循规蹈矩地行医就很好了，并不要求他在伤员身上搞什么新发明。考古学家修复古代文物，让它重现光彩，也并不需要特意给它添加什么新花样。

“创新”也未必是好事，例如纳粹创立前无古人的毒气室，以惊人的效率进行屠杀，这种新创造当然是恶的；731部队搞人体实验，发现了许多人体科学的新知识，这些新发现当然也不是好事。

总之，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理解何谓“创新”，但不必把它神圣化、绝对化，好比说宣称某件事情“不是创新”就一定是诋毁和贬低，或者一个人不搞创新就一定是不思进取，这样的态度是应当避免的。同样，当我们讨论如何激励创新、促进创新时，也应当注意，这些举措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制度和文化环境并不只有促进创新这一维度。比如说，我们显然可以通过保障创新者的名誉和利益（各种奖励制度和专利制度）来激励创新，但这种激励人们“争名夺利”的环境仅仅针对创新这一维度，并不是说要把这种激励方式设定为整个社会唯一的或最高的价值。

当我们把“创新”放到历史语境下考察时，更需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发现，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而来的，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的许多制度设计和文化观念都能够激励创新，但不能说因为它们能激励创新就一定是好东西。本文试图从科技史的视角考察“创新”的涵义及其变迁，但并不试图对激励创新的相关环境表示肯定或否定的立场，那些问题还有待于哲学、伦理学或政治学的进一步讨论。

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创新”一词的确经常与“好事”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本身是非常现代的。并不是说古代人一定排斥创新，但他们并不会把创新当做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反复强调自己的学说并不新，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提出。甚至哥白尼认为托勒密天文学最大的错误就是背离了柏拉图的旨趣，而他自己的工作毋宁说是一种回归。

直到牛顿那里，他一方面已经有强烈的争夺“优先权”的意识，但另一方面也认为许多真理古人早就知晓，因此他也致力于破译圣经密码，试图挖掘出被掩藏的古代智慧。

在牛顿之后，伴随着“启蒙运动”，对“旧”的摒弃和对“新”的崇尚才深入人心。人们争相追捧和传播“新科学”，但这些新思想还没有直接作用于社会。直到工业革命之后，“创新”才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联系在一起。

工业革命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某几个新技术（蒸汽机或纺织机）的流行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更关键的是，此时产生了一种新的“创新”模式，无数发明家、科学家和企业家都开始有意识地促进“创新”，从而启动了“万众创新”的工业时代。

古代并非没有新事物，但是新技术的创造和传播更多出于偶然，人们极少有意识地推动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也并没有专门的制度和方法去激励发明。

在17世纪，英国的专利法逐渐成熟，1690年洛克提出“知识产权”的概念，对创新者的保护逐渐深入人心。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器，萨弗里“矿工之友”恰好就在1690年取得了专利，18世纪初纽可门进行改良（长期给萨弗里交专利费），增加了活塞和连杆，让蒸汽泵能够提供机械动力。在瓦特之前，纽可门蒸汽机和萨弗里蒸汽泵已经在矿场应用了半个多世纪了。

瓦特的关键贡献是为纽可门蒸汽机增加了独立的冷凝器，从而大幅提升了其效率。很显然瓦特所做的是从1到2的改良，而不是从0到1的创造。我们熟悉的小瓦特观察水壶而想到点子之类的故事并不可信，瓦特不是直接从自然中获取灵感，而是基于现有的技术进行细节改良。

但正因为如此，瓦特才恰如其分地成为工业革命的代表人物。因为瓦特不仅改良改良了蒸汽机，更改良了“改良”本身。

古代工匠往往出身贫寒，缺少文化，交际圈小，往往守着祖传的绝技闭门造车。而瓦特虽然出身工匠家庭（造船业），但成长环境优渥，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后来更是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以仪器维修工的身份与许多教授和学生广泛交流，从而有机会了解到蒸汽机的相关知识。他最热心于化学研究，与化学教授布莱克的交往虽然并没有直接为蒸汽机的改良提供指导，但很可能开拓了瓦特的视野，启发他把思路聚焦于蒸汽冷凝的相关现象。

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是瓦特的引荐者之一，也许瓦特并未直接向他学习经济学，但“经济”的意识的确也指引着瓦特的工作。古代的工匠往往更关注于定性地实现“功能”，而瓦特却从成本与利润的比率出发，关注于“效率”。最初版本的瓦特蒸汽机在功能上与纽可门蒸汽机并无不同，改良完全在于效率。为了纪念瓦特，现代物理学中功率的单位被命名为“瓦特”，这恰恰体现了瓦特最关键的“创新”之处。

定性思维转向定量思维，瓦特之后的工匠们不再只是盲目地摸索和试探，而是有意识地基于量化实验和经济评估来指导发明活动。

在工业革命之后，爱迪生更进一步把“工业”本身引入了创新活动，爱迪生创办了最早的工业实验室之一，门罗帕克实验室。他把研发活动像生产流水线那样拆分成各个部分，让每一个研发人员专注于眼前的一小块特定的工作，有人专门负责研究灯丝的形状，有人专门负责收集灯丝的材质，有人专门改进灯泡的密闭性，有人专门负责后勤和监督……许多人强调爱迪生为了找到耐用的灯丝做了多少次实验，只想突出他多么勤奋，但更关键的是，爱迪生通过工业实验室这一新的机构，使得“99个人的汗水”能够有效地围绕于一个人的“灵感”。整个工业实验室的发明都以爱迪生为名申请专利，因此爱迪生最终坐拥上千条专利。这既不只是说明了他的勤奋，也不是说他窃取了他人的勤奋，关键在于他改变了“创新”本身的模式。爱迪生的“工业实验室”很快被其它企业效仿，到20世纪，工业实验室成为大型企业的标配，成为大学和科学院之外最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从瓦特到爱迪生，“创新”的模式和意义不断演化，与工业时代的市场经济相互耦合。效率（经济效益）的概念指引着创新活动，而反过来，创新的成果也确实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效益。除了瓦特和爱迪生之外，西方近代那些鼎鼎大名的“发明家”也都有类似的特点。如富尔顿（蒸汽船）、史蒂芬森（火车）、摩尔斯（电报）、马可尼（无线电）、莱特兄弟（飞机）等等，他们都不是相关技术从0到1的第一人，但他们也都是在商业化或者说经济效益方面最成功的。

技术创新追求经济效益，不仅仅是因为发明家追逐财富的问题，而是嵌在了现代创新活动的本质之内。就技术本身而言，经济效益意味着定量改良的方向；就技术的社会效益而言，经济效益则意味着最终对生产力的提升产生的作用。当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时候，要害正是在于现代创新与现代经济的耦合关系。

20世纪初，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把技术创新看作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熊彼特经济学的许多具体主张当然有颇多争议，但是把创新首先看作一个经济学问题，这一点成为许多西方学者的共识。

在中国，出于对“逐利”的本能厌恶，人们在讨论“创新”问题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掉经济学的维度。我们甚至更多地把创新看作一个道德问题，总是去强调发明家的敏锐、刻苦、认真、坚持等可贵品质，却往往讳言其经济学维度，如发明时的效益意识和发明后的市场营销。这样来理解创新的模式及其意义，必然是有所偏颇的。

当然，我们要关注创新的经济学，并不是说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照搬过来，我们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和经济制度之下重新思考创新问题。但前提是，我们不能对“逐利”讳莫如深，回避掉创新问题的经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