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技术（基石大讲堂二十五期讲稿）

6月份为基石资本做了一次长篇讲座，最近他们录好了文字稿分成三篇发布。文本是他们誊录的，我过了一遍，但可能还有零星错误。我在这里贴个总集存档。三篇原文见：我们的教育为何致力于培养复制品？；技术从哪里来？从瓦特蒸汽机看我们对技术的误解；如果AI革命类似工业革命，我们将面临非常可怕的情况。其实三篇对应于我的三问：技术是谁？技术从哪里来？技术要到哪里去？

胡翌霖：什么是技术

编者按：

6月15至16日，基石大讲堂第二十五期在无锡成功举行。本次大讲堂由无锡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无锡广播电视集团（台）与基石资本联合主办。本次峰会以“科学与技术”为主题，围绕科学与技术的源流与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技术前沿领域，多位重量级的企业家、科学家、学者和投资家发表了精彩观点。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胡翌霖老师发表了题为《什么是技术》的演讲。我们将其分为三篇发布。

第一篇：
胡翌霖：我们的教育为何致力于培养复制品？

感谢大家，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作分享。我为明天吴老师的演讲做铺垫，吴老师是我学生时期的老师，现在也是我的同事。他在清华讲科学史，我在清华讲技术史和技术哲学。今天我分享的主题也是从技术哲学到技术史。

吴老师讲什么是科学，我先讲什么是技术。我们哲学家有几个经典的灵魂拷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这是我们对“认识你自己”的思考，同样，对于什么是技术，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讲座也主要从这三个问题来展开。首先，技术是谁？我们要讨论的是技术的定义以及技术与人的关系。其次，技术从哪里来？我们将探讨技术的来源，主要关键词是自由创新，我将结合一些技术史的案例来介绍。第三个问题，技术到哪里去？关于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的技术发展旨在实现什么目标？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发展本身，更不是让人给技术当奴隶，而是要通过技术促进人类的美好生活。尤其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这些话题变得尤为重要。

一、技术是谁？——人的延伸

1、椅子和iPhone，哪个技术更重要？

当我们讲到“技术”这个词，我们往往会想到乔布斯、马斯克这些人，还有iPhone、特斯拉这些产品，他们当然是技术的代表。但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场合，我们也在使用“技术”这个词，虽然我们可以没有意识到——比如“学技术到蓝翔”对吧？挖掘机技术是不是技术？当然也是技术。技术工人，比如为乔布斯把iPhone生产出来的富士康工人，他们是不是也代表了技术？再比如说打游戏，我们经常问这个游戏是技术游戏、氪金游戏还是运气游戏，我说这个游戏是一个技术游戏——所以这也是技术。还有我们找技师帮我们修脚，修脚技术也是技术对吧？

所以我开篇要讲的是，“技术”这个概念的含义其实很大，“技术”这个词，从高到低，从上到下，我们都在用。

因此，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技术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谈论什么？到底谁更“技术”？当我们谈论谁具备技术的时候，我们是说乔布斯、挖掘机技工还是修脚技师？当我们谈论去哪里学习技术的时候，我们是说去清华学、去蓝翔学还是去网吧学？

于是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文语境中特别突出，就是我们其实同时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意义上谈论“技术”这个概念。而最奇怪的一点是，各种用法都不违和。无论我们是讨论打游戏的技术、开挖掘机的技术还是所谓的高新技术，我们都在使用同一个词汇，我们感觉它们的含义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使用起来又都非常的顺畅、自然。

从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技术”一词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是高新技术，科技创新等很高深的东西。第二个是职业技术，拥有一技之长。当我们谈论职业技术时，指的就不是上清华了，而是上职业技术学校，听起来就没有高新技术那么高大上了。还有一种是身体技术，在身体层面的能力技巧，包括修脚技术和游戏技术等等。因此，“技术”这个词至少包含了这三重含义：科技、技艺和技能。

为什么这三重含义能够统一起来呢？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们是一致的呢？我就直接说我的结论，这也是我在著作中给出的定义：技术是可学会的东西。

讨论“技术”的定义，没必要去查词典，事实上，我并没有看到哪个词典里对技术的定义，能够同时涵盖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实际的用法。

技术是可学会的东西。学习是一项人类特长的活动，学习活动恰恰涉及我们刚刚所讲的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内在层面，指的是身体的、能力的固化到个人内部的一种个人技能；第二个是学习过程层面，可以通过学习，实现从外而内的内化的一个过程，这种过程通常发生在学校或一些专业的领域；第三个是外在层面，即器物和环境，比如芯片、iPhone、VR这些东西，我们也管它们叫技术。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内外相互沟通。

所以，技术包含了三个特性，即外在性、内在性和中介性，学习和制造的活动将这三个层面联系在一起。外在性即我们天生并不掌握，需要向外界学习；内在性即通过训练与磨合内化为自己的能力；中介性即通过技术沟通内外。

因此，当我们谈到使用技术时，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内向外，我们是将自己的意图、想法和需求投射到外部世界中，使用技术改造世界，把外物塑造成自己。而我们在学习技术时，则是进行一种内化的活动，通过外部物体来塑造自己。

科技领域有一位重要人物，凯文·凯利，他在其著作《技术元素》中对技术进行了定义，即一切尚未运行完好的东西（Everything that doesn’t work yet.）。我对于这个定义的翻译是“一切尚未起作用/奏效的事物”。他曾引用文学家亚当斯对技术的评论：

1）在你出生时，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一切，仅仅是正常的。

2）在你30岁之前，任何被发明的事物都会难以置信地令人兴奋和富有创造性。

3）在你30岁之后，任何被发明的事物正如我们所知违反了自然秩序，成为文明终结的开端。直到它存在了10年左右，才逐渐变得真正令人满意。

这个例子实际上涉及我们熟悉的技术代沟。年轻人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的出现，而对于中年以上年长的人来说，他们往往会觉得新事物和新技术伤风败俗，礼坏乐崩了，文明要糟糕，“你看现在这些年轻人不专心工作，整天沉迷于手机”，等等。这种对技术接受的不同层面，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问题。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技术都曾经是激动人心的新事物。而对你来说，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的那些环境，你仅仅把它们当成正常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新的技术。

凯文·凯利举的例子就是椅子，他说：“我们不再认为椅子是技术，我们只是把它们看作是椅子……可过不了多久，电脑也将像椅子一样，成为微不足道的和到处都有的事物。”

对于我们正在使用的这些东西，比如椅子，比如我正在使用的PPT和话筒，它们都不再被视为技术。在我们谈论科技和创新的论坛上，我们不会讨论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早已存在并成为日常的一部分。话筒不过就是话筒，屏幕不过就是屏幕。

只有那些改变了旧有环境，让30岁以后的人感到不太接受的东西，我们才会认为它是新技术。

然而，凯利的说法实际上揭示了我们熟悉事物中隐藏的重要力量。熟悉的事物恰恰是最有效的事物。凯利对技术的定义是“尚未work”，比如现在我们谈论人工智能芯片等等，这些东西还没有到来，还没有生效。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还没有真正融入到我们熟悉的生活中，所以它们被视为技术。而那些已经起效、已经充分地深刻的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的那些东西，我们已经不再把它们看作技术。

因此，当我们不再把某件东西视为技术时，才是它最大程度发挥着影响的时候。

前沿技术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它们正在对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冲击，而一些过时的技术已然不再能充分发挥作用，它们往往显得与日常生活世界格格不入，被放在博物馆中，被当作文物来看待。只有那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非常熟悉的事物，才是真正完成了的技术。

而那些实现了技术，那些构筑着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方式的东西，恰恰是最不起眼的存在。比如像这张乔布斯在发布会上的图片，我们看到的是iPhone手机，iPhone非常重要，但是乔布斯身上的衣服是否也属于技术？它也是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衣服比iPhone更加重要。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在发布会上，没有拿手机，我们不会觉得奇怪，我们可能会猜想他在发布其他内容，然而，如果他走出来时没有穿衣服，我们就会非常震惊，因为他要穿衣服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衣服作为一项技术发明，它已经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已经充分嵌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了，因此，当它们正常发挥作用时，我们往往是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的。然而，一旦我们失去了它，我们会感到比失去iPhone手机更加震惊，更加无法接受。衣服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才充分体现。

同样，眼镜和其他一些技术产品，比如电力和灯光，它们没有被置于舞台中央受万众瞩目，不是因为它们没有作用，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已经充分展示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因此，当我们学习技术史时，我们常常会重新激活对过去技术的惊讶和赞叹。我们可以回顾历史，重新体验那些现在我们司空见惯的技术，比如凯文·凯利提到的椅子。当椅子刚刚出现时，它所带来的震撼和影响可能不亚于iPhone或其他任何新技术。

比如说，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椅子在中国大约是由唐朝开始逐渐普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南宋时期，陆游曾经记录了人们对椅子的观感，当时椅子还没有被普遍接受，还没有成为理所当然的存在。那时人们是如何看待椅子的影响呢？

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里写道：“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这句话浓缩了很多元素，“往时”就是历史性，技术它是有历史性的；“士大夫家”说明技术有阶级性，就是一个新技术出来之后，它对不同的阶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些阶级先受到影响；“妇女”表示性别对于技术的接受也存在差异；“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则体现了社会、心理和伦理等方面的因素都凝聚在椅子这一技术物发挥作用的过程中。

所以技术在真正起效的时候，它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包括社会阶层、性别、社会关系和心理状况等等。而当技术变得普及并且熟悉时，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影响，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有通过回顾历史，我们才能重新认识到这些影响。

因此，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史的重要性，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激活“惊诧”。现在我们理所当然的东西，曾经冲击着古人的生活；现在我们陌生不解的东西，曾经是古人的理所当然；

这种跳出和激活，它可能没有直接的作用，但是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解放思想。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突破成见，跳出“理所当然”。当我们对历史有更多了解时，我们也会对现实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现在熟悉的东西，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曾经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在未来也一定不是理所当然的，它只有在现在，才是我们认为的理所当然的正常的东西。在历史的启发之下，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未来世界的不同可能性。

好，让我们回到之前的例子，凯利提到的30岁之前更容易接受新技术，而30岁之后就不容易了，为什么会如此呢？

这个例子实际上体现了学习的影响。因为技术的发挥作用，实质上是技术构建了一个我们熟悉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熟悉、稳定的生活世界中，我们觉得一切正常、熟悉和安稳，这就是技术发挥作用的结果。

对于儿童而言，他们的生活世界还远远没有稳定下来。他们的成长和学习过程就是在尝试创造一个他们熟知的生活世界。因此，儿童更容易接受新技术，因为对他们来说，什么技术都是一样的，每一种技术都在塑造他们的生活世界。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世界已经塑造完成了，他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方式里面了。所以对于老人来说，技术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构成他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试图用新技术取代他们习惯的旧技术，那其实不是取代而是破坏，因为你首先需要打破原有的稳定的意义链条，让它去适应新的结构。这对老人来说，意味着他需要重新学习。

2、技术是人的延伸

从前面提到的例子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每个人都是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去接受技术，而这些观点在技术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也不乏呼应。

我引用了媒介哲学家麦克卢汉的观点，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我们借用这个定义，技术是人的延伸。技术在塑造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某种意义上定义了我们是谁。人不仅仅是一个由皮囊包裹着的客观对象，人是由外部环境中的某些东西来定义的，所以麦克卢汉说“人的技术是人身上最富有人性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说你是谁的时候，你不会把你赤裸裸地剥光了以后把肉一片一片地切下来，说这个是你，人不是像猪肉一样去理解。当你问我是谁，你看到我穿的衣服，你可以说穿着这种衣服的可能是个现代人；然后你看我使用的PPT和麦克风，你可能猜我是个老师。而如果你把衣服和工具这些外在的技术剥掉，你只看到我的肉体，你反而看不出来我是谁。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人本身是由他所建构的他生活世界的那些外在的技术决定的，“无论这个延伸是鞋子、手杖、拉链还是推土机，一切延伸形式都具有语言的结构，都是人的存在的外化或外在表达。就像一切语言形式一样，它们都有自己的句式和语法。”

麦克卢汉引用并发扬了丘吉尔的名言，“我们制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塑造了我们”。人和工具是相互塑造与定义的关系。他指出技术可以改变我们的感知习惯。

麦克卢汉用他的媒介哲学具体分析了某些具体的技术是如何反过来塑造我们的。他说：“轮子、印刷术或飞机能改变我们的感知习惯，人们往往持怀疑的态度。即使这样，一接触电光照明，他们的疑问就涣然冰释了。在这个领域，媒介即是讯息。电灯一亮，就出现一个感知的世界。电灯一灭，这一感知世界就荡然无存。”

各种的技术都能够改变我们的感知习惯。举个简单例子：媒介即讯息，电灯作为一个外在的技术，最能体现这一点。电灯一亮，就出现一个感知的世界，电灯一灭，这个感知的世界就荡然无存。有电灯和没电灯，你所感知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之所以能在这里演讲，如果没有灯是不可能的。但没有灯也能有其他交流和感知方式。

我举个更典型的例子，计时技术和钟表对生活方式的塑造。麦克卢汉和芒福德等技术史家都强调钟表的重要作用。芒福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蒸汽机只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蒸汽机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是在工厂，而工厂何以可能？工厂必须要有统一的时间才是可能的。工厂必须统一大家的工作时间，朝九晚五或者朝九晚九等，必须要有一个公共的客观的时间标尺在那里，而这个客观的时间标尺又是脱离了自然的时间标尺的，无论是刮风下雨，你都要朝九晚五地去工作。

在现在，我们说讲座下午3点开始，你们就能3点准时过来，我就能3点准时开讲，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在古代，日上三竿，你就该起床了，太阳下山，你就该回家了，这是一个自然的时间标尺，不是特别客观。你顶多就是养个公鸡，公鸡一打鸣你就怎么怎么样，也不是特别精确。所以古代人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时间观念的。

只有非常少的一群古代人有这样的一种对于刻板的客观的时间标度的需求，就是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在修道院里，哪怕是公鸡不鸣、太阳不出，修道士也需要定时去祷告，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的度量来匹配他们这种非自然的、刻板的生活方式，而不能依靠太阳和公鸡。

所以机械化的时钟最早发端于修道院。其实中国寺院也有句俗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为钟在寺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要求僧人按照刻板的规律来生活，要早课要晚课。

按照一个客观的时间进行规律的刻板的生活，这件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在古代这只是一小部分修道士的生活方式，但是通过时钟的普及，这种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开来。修道院经常坐落在教堂旁边，高挂的钟被其他人看到。他们虽然不是修道士，也会被时间不断影响着。因此，他们的生活也在客观的时间环境中被规训。

时钟的扩张首先是修道院生活的扩张，其后是工业时代的工厂制度的扩张。除了指引时间的节奏外，时钟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与工业时代的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比如，时钟驯服了自然的能量，将其转化为均匀的机械节奏；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它是一个自动化运行的机器；它是追求精密化的机器。这些特点都是工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隐喻或起源。

麦克卢汉修正或补充了芒福德的观点。芒福德只强调了时钟是作为刻板、规律的时间标度工具，但未强调这个时钟其实是西方机械钟，它其实把感知时间方式，由听觉为主转变为以视觉为主。无论中西方，传统的时间感知方式是声觉鸣响，通过听觉传达；而机械钟表则是视觉传达。这个转变还有一个人类感知习惯的过渡阶段，一开始，机械钟表会每小时报时，但后来渐渐取消了这个功能。起初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觉的时间，认为到了特定时间钟就应该响起，到后来人们会觉得这样很吵，不再需要声音提醒，只需客观的视觉感知即可。

麦克卢汉认为，由以听觉为主导的意象转变为以视觉为主导的意象，对于人的思维和生活习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听觉感知是突然性的遭遇性的，比如中国古代人讲“时”，他们强调的是“时机”，“恰逢其时”“时不我待”等等，讲的是一个突然性的遭遇性的事情。而视觉意象通常没有突然性，视觉是一个冷漠的感觉，你可以置身事外、远远地、冷静客观地看待，视觉感知的时间其实是客观的均匀流逝的。现代人更倾向将时间理解为客观的、均匀的东西，这是机械钟表的影响。

麦克卢汉还举了一个例子，即当你听到雷声时，你总是先看到闪电，因为光速比声速快，但奇怪的是，当你看到闪电时，并没有非常震惊，而是平静地接受它；而尽管你预期很快会听到雷声，但雷声实际响起时，仍会让你一惊。这说明听觉总是给人一种突然性的遭遇性的感觉，而视觉则给人一种冷静客观的感受。

所以麦克卢汉说，当我们生活世界中的关于时间空间的一些技术，它们对你的感官的影响发生了切换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会发生变化。他们认为现代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标准化生活方式，来源于视觉中心主义的崛起。

历史学家的研究可以做一些佐证。例如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在他的著作《大地的钟声》中记录法国乡村的变化，他们神圣而富有意义的钟声如何最终变成了扰乱“私人生活”的噪音，而拆除鸣钟的行为如何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深深纠葛，当鸣钟被禁止时如何引起群情激奋等等。

我们再回到学习这个概念。当我们说技术塑造了人，塑造了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时，其实意味着人没有先天的固定的感知习惯、感知方式、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后天塑造的，或者很大程度上是后天塑造的。这也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的一个特点，即人类没有所谓的“自然的”生活方式。人的自然的生活方式当然可能有茹毛饮血的状态，但是一旦拥有技术，作为“人”来进化的时候，人类的生活方式就会由相应的技术环境来塑造。

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也讲到，人类的本质恰恰是缺乏，需要后天补足。相比之下，其他动物具备先天的能力，一旦成长起来，自然而然地获得的那些能力就决定了它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有些动物能够飞行，它们就在飞行中觅食；有些动物拥有尖牙和利爪，它们就是捕食者。

然而，对于人类而言，他的先天能力非常脆弱，人作为万物的灵长，依赖的不是先天的能力，而是后天获得的能力。人的先天能力非常弱小，什么都干不了，甚至连爬行都需要学习。人能够获得的能力都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来。这个也和人的生物学特点相互印证。相较于其他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人有非常独特的漫长的青春发育期和老年期。其他动物并没有更年期的说法，它们一生都可以生育，而人类在没有生育能力之后，依然有一段较长的寿命。

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人需要学习。人在漫长青春期需要向经验丰富的老年人学习。人的生存能力需要通过后天学习而得。前面提到的人为什么先天孱弱，但最终能够成为万物之灵长，成为生物链的顶端，就是因为人可以依靠后天学习到的能力和技术来补足先天的身体的缺陷。人类没有野兽的尖牙利爪，但可以用石器来弥补。

因此，人类存在漫长的没有或只有很弱的生产能力和繁衍能力的青春期和老年期，就是因为人类需要在幼年期接受老人的教育。这是作为人类的特点之一。

这也解释了前面说的，为什么年轻人更擅长学习和创新，为什么年轻人更能主动适应新事物，而老年人通常对新事物持怀疑态度，不是因为老年人智商不行，而是人类这个物种就是这么进化出来的。老年人的职责并非学习，而是教学，年轻人的职责才是学习。这是人类的生物学特点。

而年轻人学习、老年人教学这样的分工其实已经被逐渐瓦解了。随着技术的发展，老年人的教学使命逐渐瓦解了。首先是容器、文字等外在的技术出现，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学习，而不再完全依赖于口耳相传；其次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每个具体的分工都有专门的人去从事，教师也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分工，教师并不非要老年人来担任。在原始部落里，那些教授知识的人一定是老年人，而到了农业社会，到了后来的文明社会之后，承担教育职责的可能是职业的教师，不一定是老年人。

而到了工业时代以后，人们不再崇尚祖传的秘方，不再崇尚老越吃香，开始崇尚创新，追求最新的发明，老年人因为跟不上技术，地位逐渐边缘化，不再承担关键的社会职能。所以老年人现在只负责安享晚年。

而且今天不仅生产性技术，老年人生活所需的技术也是日新月异，使得老年人连安享晚年也变成了一个问题。老年人想要安享晚年，但他们发现如果不使用支付宝、微信或移动手机，生活就不方便，他们得不断适应新技术。然而，他们的适应能力又天然地不如年轻人。所以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方面是社会的老龄化，另一方面又是新技术的更迭速度远远超过人类世代更迭的速度。

图：Horace Dediu:1900年起技术发展和预期寿命图

这张表格是一位美国人绘制的，展示了自1900年以来美国各种新技术的普及情况。图表最底下的是9%和10%，最上面的是90%。它展现的是一个新技术从刚问世、被不到10%的人使用开始，到它被90%的人使用、变成一个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的曲线变得越来越陡峭，最早的电话、汽车需要几十年才普及，而到了智能手机等新一代技术，这条曲线已经基本变成一条直线了。

同时，图表还有一个横轴，表示人的预期寿命，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中要经历多少次技术迭代——一种技术最终被90%的人使用，就意味着你不得不学习。

对于古代人来说，他们也会面对一些新技术，但他们可能一生只需要学习一门技术，适应一种新技术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一生中要不断学习新技术，否则就跟不上潮流。然后可能有些技术你刚学会了，它就落伍了，又更新迭代了。

这是技术的更新迭代与人类的关系，这非常重要。对于老年人如何理解技术和技术的意义，我们需要给予重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这本身其实是一个意义的问题，即我们如何理解老年人的意义，难道老年人就是注定被社会抛弃的吗？

3、AI时代需要复兴自由教育、博雅教育

我们这里不再展开，继续回到技术和学习的关系。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学习的方式。最早在人类的远古时期，人类是通过经验丰富的老人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学习。随着城市文明和技术专业化的出现，教学职能逐渐转由专业教师承担，学徒制也出现了，师傅将技能传授给徒弟。这一模式是城市文明建立和分工出现的标志。

从教科书上学习的模式则是印刷术兴盛的标志。目前我们熟悉的教学模式是印刷术之后出现的，课堂上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教材，按照教材逐步学习。

到了工业革命后，技术的职业化和分工化促进了教育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正如工厂是生产方式职业化的体现，学校成为了教学方式职业化的体现。

而现代技术进一步影响着学校中的学习方式，例如数学化思维和标准化思维，影响了学分制和考分制的形成。

我们正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这也改变了学习的含义。比如在信息时代，“博闻强记”的意义被弱化了。与农业时代不再需要打猎一样，在信息时代，我们也不再需要那么强的博闻强记的能力，而是更需要搜索和联想的能力。

接下来，我想讨论AI时代。AI时代机器也学会“学习”了，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以及如何学习，需要我们重新定位学习的意义。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直接给出结论：AI时代我们需要复兴传统上的人们学习的目的。

传统上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古希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以及中国先秦时期，学习的目的都是成人。最近《教化——古希腊的成人之道》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了，它讲述了古希腊的教化，学习的目的是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品德完善的人，得到灵魂的健全。

后来，在中国，学习的目的逐渐转变，到了科举制度，变成了学而优则仕。学习不再单纯出于健全灵魂这些目的，而是出于相对功利的目的，为了做官。然而，这种制度某种意义上培育的依然是你的品德，做官肯定还是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再加上一定的治理能力。

在西方，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学习的目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转变为贵族教育，形成了自由七艺的传统——西方更加强调自由。

自由七艺包括7门学科，其中理科有4门：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文科有3门：逻辑、修辞和语法。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由的”——不是为了谋生而设的技能，而是为了自由而设的学习。为什么要学习？是为了培养个人品位，这是贵族的教育，追求高尚趣味，脱离低级趣味。

到了西方的启蒙时代，启蒙教育重新定位了学习的意义。启蒙教育是所谓的“公民教育”，学习是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所以说为什么叫“义务教育”？你必须学习，才能拥有投票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才能为自己负责。这本质上还是一种现代意义下的自由。

只有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化和专业化以后，学习才是为了找工作，学习是为了习得一门手艺以谋生养家成为了主流思维。

在古代的精英教育，遵循的是理想的教育观念，现在，教育变得普遍化，目的就转变为习得一门实际谋生的技能。然而，在AI时代，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我们可能会重新回到传统的自由教育或者说博雅教育的方向。

工业时代的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它变成了职业化教育，要培养的是大量适应工业生产角色的人才和劳动者。然而，这与教育理念和追求造成了悖论。

从古希腊到现代，无论是古希腊的自由教育还是近代的贵族教育，都坚持以培养健全的人作为目标。这一目标我们很多人还在坚持，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用传统观念看待教育，认为教育是为了成人，完善灵魂。然而，在职业教育和现代专业教育中，这一目标似乎遇到了悖论。

德国18、19世纪的国务大臣孔特曾说：“只有接受了教育的人才能克服自身的惰性，从劳动中得到快乐。”他好像是说，人需要劳动，如果人没有接受教育，劳动就是痛苦的，但如果接受了教育，劳动就是快乐的。

但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否接受教育，都不能把人从枯燥刻板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变成了枯燥刻板的劳动将教育本身给异化了，让教育也变为了一种枯燥而刻板的活动。然后教育的结果就是你去从事流水线上枯燥刻板的劳动。

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前面我们说过，人与技术环境是双向塑造的，技术环境注定会塑造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无论如何，在工业时代成长并接受学习教育的人，必然带有工业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

工业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复制，现代工业化生产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量产，大规模、标准化地制造、复制相同的产品。工业化生产的本质决定了工业化时代对人的需要。工业化社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因此人才的使命和任务就是生产和复制，而不是所谓的创造，所谓的每一个人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创造当然也是必要的，工业时代弘扬创新，但创新只是生产链条的一小部分。例如，你可以发明汽车，但发明得到的一辆汽车无法满足每个人的汽车的需求，我们需要流水线化地去生产，高效地复制汽车，所以复制的技术要高于创造的技术。

那么针对这个基本需求，工业化时代要求人才也是可复制的，即可以从事相同角色和位置，适应流水线化的复制品的生产。工业时代，人的特性变成了复制品，人们追求的不再是自己的个性和灵魂的独创性，而是适应社会角色，而这些社会角色就像零件一样是可以互换的。我们看到，工作岗位是可互换的，当一个人下岗时，另一个人可以接替其职位。

在工业时代，社会的整个运行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可互换的标准化的生产模式等塑造之下形成的，理所当然的，工业时代的教育方针和体系也趋向于培养复制品。尽管我们常常批判这一点，但它本质上就是人在工业时代的宿命。只要我们的生产环境仍停留在工业时代以复制为主要使命的工业化生产模式中，人的教育就必然是量产化的，而非回归到创造性或成为健全的人。

然而，现在我们的时代环境可能再次发生新的变化，信息时代或许正在推动一场新的革命，颠覆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在信息时代，信息物的创造具有一个新特点，即信息物的复制不再是主要问题。信息本身很容易复制，只需创造一份程序，便可自然地进行复制。例如，创造出一个AI，就可以将其复制给其他人使用。因此，复制可能不再是社会的主要使命。这个时候，我们或许有机会改变教育的方针，不再是旨在培养可替代的耗材，而是重新回归到人本教育、博雅教育。

第二篇：
胡翌霖：技术从哪里来？从瓦特蒸汽机看我们对技术的误解

二、技术从哪里来？——自由的创新

1、“奇葩”的希腊文化，如何成为现代技术的起源？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了“技术是谁”，接下来我们将探讨“技术从哪里来”。技术与人类是同源共生的，有人类就有技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这一点无须赘述。

我重点将讲述现代意义上的技术从哪里来。某种意义来说，现代科学来自西方传统，来自古希腊，而现代技术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来自古希腊，至少有一部分源于古希腊，另一部分源于中国、阿拉伯等地。世界上当然存在多个技术的来源，但是是从古希腊开始，技术成为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创造领域。

我们稍微提及一下，也呼应一下明天吴国盛老师的演讲。他讲什么是科学，一定会讲到希腊人的科学和希腊人的自由精神，但吴老师可能不会涉及希腊人的技术，而希腊人的技术也非常发达，也非常自由。

这是古希腊的基本环境，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的范畴是不一样的。

古代希腊围绕爱琴海两岸形成了广阔的文化辐射圈。希腊文化有一些特点是很奇葩的，这也是我当时在听吴老师的演讲时感受到的，就是它建立在一种真空之上，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社会环境。

我们可以看一些其他人对这个社会环境的评价。比如《圣经》提到过保罗去雅典传教的事情，保罗对雅典人的生活状况感到非常惊讶，说“所有的雅典人和侨居在那里的外国人，不管其他的事，只是论谈或探听一些新奇的事”。这段翻译有点生硬，实际上指的是他们成天闲聊，不务正业，每天都只关心讨论一些新奇的事物。

现代艺术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则评价道：“希腊人以人生为游戏，以人生一切严肃的事为游戏，以宗教与神明为游戏，以政治与国家为游戏，以哲学与真理为游戏。”就是说希腊人的基本状态就是一种游戏的精神，整天不务正业，什么都是游戏，大家都在玩游戏，这和圣经的描述是一致的。

比如说他们闲聊的时候要进行辩论，经常会有辩论比赛，大家争论谁更有理，谁更能说服对方，逻辑和修辞学科正是在这个环境中发展起来。另外还有体育竞赛，我们都知道奥林匹克是希腊的精神中心。他们整天就在进行比赛，所有的东西都是比赛，包括战争、国家、政治，好像都是在进行竞技和游戏。

希腊城邦文化有一些重要的元素，包括市政厅、体育场、剧场、集市等，旅行者曾记录，如果一个城市缺乏这些元素，是很不像话的：“我们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没有市政厅，没有体育场，没有剧场，没有集市（agora），没有泉水汇集在一起流入泉房。”

市政厅代表了希腊的民主和辩论文化；体育场代表了游戏和竞技的文化，剧场则象征了英雄主义文化，而集市代表了自由交流的文化。这些是希腊人的基本特点，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独特的。

在这种环境下，希腊人并非不重视技术，希腊人也有非常发达的技术实践，但有一些高明的技术不是运用在比较明确的生产领域，而是运用在宗教祭祀和剧院娱乐等领域之中。

例如，希腊人运用了一整套机械技术，包括脚手架、起重机和滑轮组来建造建筑。此外，在剧场中也广泛使用了各种机械工具。比如大家或许听到过一个文学术语叫“机械降神”，是说剧情的推进遇到瓶颈时，一个救世主突然降临，将剧情推动起来。“机械降神”本来是实指，在古希腊剧场中，会使用起重机将扮演神的演员从高处降落到台上。同时，剧场里的幕布还可以用机械的方式来切换，而且还符合透视法的原理。下图所示的就是机械降神。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机械的创作和发明，例如希罗。虽然他并非生活在古希腊时期，但他仍然是希腊文化的产物，他是讲希腊语在希腊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发明家。希罗在数学领域有卓越的工作，如我们在中学学习的海伦公式，实际上就是希罗公式，该公式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还有一些理论研究，比如系统总结了“简单机械”的概念。

我重点推荐的是他的许多机械发明，例如里程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记里鼓车。还有女仆机器人，可以自动滑到你身边，你把酒杯放到她手上，她就能感应到给你倒酒，当你拿走酒杯时，它会自动划走。还有自动开门机，可以使用蒸汽动力将门打开。还有汽转球，算是蒸汽机的一个原型，通过点燃下方的燃料使水沸腾，然后上方的蒸汽从两个管子中冒出并推动球旋转。

图：希罗的发明

古希腊有一件考古文物，叫做安提基西拉机械，十分令人惊叹。目前有人成功复原了这台早期计算机。它能够在不同历法间进行换算，并推测相应日期时太阳、月亮及其他行星的位置，并预测日月食。比如，它可以将雅典历法的日期换算为迦太基历法的日期，并推算当天太阳和月亮的位置以及是否有日食或月食等情况。其具体的功能和结构仍在解读之中，但从留存的残片可以确定它至少包含30多个齿轮的联动运作（总共可能上百个）。而这个机器只比现代的笔记本电脑大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接收了大量希腊文献，并主要在阿拉伯世界的黄金时期——阿拔斯王朝——将希腊的科学技术发扬光大，主要包括天文学、数学以及机械技术等领域的创新。

当时的人们观念先进，阿拉伯学者泰伊卜认为，“技术之所以能发生、发展，是由原来的创造者将从前创造的东西传给了后来人。后继者批判地研究这些技术，在可能的情况下加以改进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日臻完善”，这体现出他是有一种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观念的。

在阿拉伯世界，机械学、工程学被看作数学，与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并列，工程师和建筑师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阿拉伯世界也有一些发明家，例如，雅扎里写了一本名为《论精妙的机械装置》的书。他宣称，里面的机械他是“通过反复试验而不是通过理论计算来组装的”。其中包括一种水力驱动的自动奏乐器，上面有木偶可以演奏音乐，下面是一个驱动装置。还有大象钟等等。

从希腊到阿拉伯，我想要探讨的是这类技术属于什么技术。因为可能之后吴老师也会讲，在一般人的理解中，科学是追求理论、追求自由的，没有功利目的，而技术更加功利。的确，实用性是技术的一种特性。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希罗和阿拉伯人的装置，比如水力驱动的演奏音乐的玩偶，它们并不是为了实用目的而存在的。历史学家戴克斯特豪斯曾对此评论：“希罗制造出来的只是一些完全多余的玩具，虽然往往比较昂贵，而且总是构思巧妙，但都不是为了协助人的工作……它们都只是一些戏法儿……精巧、琐屑、乏味、多余。”他还认为，当时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的奴隶制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因为实用的工作都让奴隶去做了，所以这些贵族和精英人士都不务正业，不考虑实用，只顾发明这些奇技淫巧的东西。

然而，伊斯兰技术史的学者这些活动有更高的评价。哈桑认为：“以提供娱乐和美的享受为目的的装置……如果忽视了以下列举的4个要素，也许就难以准确地把握其实质。”这四个要素是：1）出现关心机械的有闲阶级（这在其他文明和其他时间是很少见的）；2）工程技术人员的严肃态度（他们是认真地去搞研究，去开发技术）；3）包含与现代机械技术密切关联的要素（这些技术虽然当时不适用，但是为现代机械技术奠定了一个高起点）；4）追求理想而不满足现实（他们要做一些新的理想的东西，而不是满足于现状）。

从古希腊到阿拉伯世界，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技术传统，即自由的技术。“自由”不仅仅适用于科学，技术也有这样的层面，这个层面在某种意义上在西方仍然是一个传统，许多人并不仅仅是为了肉眼可见的明确的实用的目的而开展技术研究。

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案例是ChatGPT。OpenAI一开始是玩DOTA游戏的，他们在游戏中使用人工智能，玩得挺好，引起了微软的注意。英伟达早期也是在游戏产业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还有其他的技术，比如飞机，也是如此。在莱特兄弟的飞机成功起飞后，飞机逐渐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一开始，很多人是出于挑战自我的心态，把它当成玩具、玩游戏的心态来发展的。从开始研发到最终取得成功的大约100年间，飞机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但一批又一批的人投身其中，追求刺激和乐趣。

汽车最早也是贵族的一种竞速游戏。其实当时汽车并不太实用，因为道路并没有修建好，光拥有汽车的话，还不如使用马车出行。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是我们中国非常需要的一种传统，对于开发技术来说，不一定非得着眼于那些实用的产出。保持一种游戏性的和好玩的心态，可能是西方技术史的一个特点。

2、从瓦特改良蒸汽机，看我们对技术的误解

而现代技术逐渐与实用性挂钩，正是现代科学和技术联盟的结果。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浮光掠影地介绍一下技术史。

我只选取一个案例，就是瓦特，通过介绍瓦特的技术创新是如何发生的，来探讨技术的来源。瓦特是当代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瓦特时代是西方科学和技术是如何联盟的呢？

瓦特其实并非蒸汽机的发明者。我们之前提到，希罗在其之前已经设计了蒸汽动力装置，而达芬奇也设计了蒸汽加农炮。蒸汽机的直接来源是真空泵，这是蒸汽机之前关于真空研究的重要科学实验，是蒸汽机的前身。之后还有其他诸如帕潘的蒸汽活塞、萨弗里的蒸汽抽水机、钮可门蒸汽机等蒸汽机的前辈。直到1765年，瓦特才完成了蒸汽机的改良设计，并在1776年才成功生产。这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

这个大背景其实是科学和技术的融合。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真空泵的发现，揭示了大气压的存在。这个发现是因为水泵技术的极限。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国家非常富裕，同时又附庸风雅、好大喜功，因此，许多地方都建造了喷泉作为市政广场的景观。有时候，喷泉还被雕刻成小孩子撒尿的形象。这种风潮促使了大型喷泉的兴起，人们争相建造更大的喷泉，你造了5米高的，我就要造10米高的。1635年，一位公爵想要建造一个10多米高的喷泉，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把水抽到10米以上。于是他委托大科学家伽利略，希望他能够研究出解决方案。当时的伽利略年事已高并且已经失明，虽然已有部分研究，但尚未完成。伽利略去世后，他的秘书以及遗产整理人托里拆利在整理他的文档时发现了这个未完成的研究，于是托里拆利继续了这份工作，最终发现了大气压并发明了水银气压计。

之后到1650年，马德堡市长盖里克发明了真空泵，并于1654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公众演示，即我们熟知的马德堡半球实验。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活动当时被认为是哗众取宠、缺乏实用价值的，只是单纯为了展示了真空大气压和真空泵有多么厉害。

到了1659年，波义耳进一步改进了真空泵，把马德堡半球由铜球变成了玻璃球，实现了实验的可视化。波义耳做了大量的公众实验，其中一个典型的实验是在玻璃球中放置一只小鸟，把球中的空气抽空后，小鸟死亡，展现了没有空气时动物无法生存。然而，这些实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面向公众的热门表演艺术，当时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实验表演，展示一些新发明的仪器。

之后有一个人是丹尼斯·帕潘，他本来是惠更斯的秘书，后来接替胡克成为了波义耳的助手。之前提到，在波义耳的许多实验中，小动物经常会死亡，为了处理死亡的动物，1681年丹尼斯·帕潘发明了软化骨头的器具，把死掉的小鸟放进去煮一煮，鸟骨就软化了，更便于处理。这就是最早的高压锅。

高压锅的发明，其实主要是为了医学实验，因为不光是真空泵会死小鸟，其他的各种实验都会死掉很多的动物，需要更快速地清理骨头。而在这个发明中，他获得了蒸汽机的灵感，在之后发明了活塞式蒸汽机。

我们知道高压锅先煮热再冷却后，盖子就拔不开了，因为蒸汽变冷后会形成真空，大气压就把盖子给压住了。早期的活塞式蒸汽机就利用了这个原理。蒸汽先充满容器，冷却后容器产生“吸力”，其实就是利用大气压力推动活塞。

但是帕潘的蒸汽机是一个实验室装置，尚未实用化，第一个实用化的蒸汽机是1690年萨弗里的蒸汽泵。蒸汽泵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蒸汽机，而是蒸汽气泵，用于抽水。这个蒸汽泵被命名为“矿工之友”，它并不使用活塞，主要用于从煤矿矿坑中抽水。

萨弗里的蒸汽泵也申请了英国专利。当时英国的专利制度刚刚开始成熟，也是在1690年，洛克提出了知识产权的概念。萨弗里的蒸汽泵获得专利之后，后面的发明家必须向其支付专利费，比如钮可门的蒸汽机就需要向萨弗里支付专利费。

然而，蒸汽泵有一些缺点，一是能量损耗很大，因为它需要不停地加热、冷却容器；二是它只能抽水，无法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因此用途单一，主要用于矿井，尤其是煤矿，因为煤矿可以就地取用燃料加热，而且煤矿也最需要排水。不过它也并没有被后来的蒸汽机完全取代，因为它体积较小，可以更灵活地布置。

萨弗里的蒸汽泵可以看作是真空泵的一个衍生物，在进行专利演示时，它被描述为一个真空泵的模型。

1712年，钮可门蒸汽机推出，其设计可能综合了萨弗里的气缸和帕潘的活塞。蒸汽冷凝后，它不是直接抽水，而是通过抽动活塞，带动机械杠杆和机械臂，从而产生机械能去做功。它一开始也是用来抽水，但因为它是带动机械运动的，所以它可以做得很庞大，从很深的地方抽水，突破了10米的限制。

钮可门蒸汽机的商业化已经比较成功了，在1733年的时候，大约有125台蒸汽机在矿场运作。实用版本的纽可门蒸汽机体积非常庞大，但教学和实验场景下会使用缩小的模型。

在我们上小学时可能就已经听说过瓦特的故事，说他小时候对壶盖很好奇，看到水壶不断跳动，就问奶奶为什么壶盖会跳动。奶奶说是因为水沸腾了，壶盖才会跳动；瓦特继续问为什么，奶奶答不上来了。此后瓦特经常研究这个现象，最终发明了蒸汽机。

类似的传说不仅吸引了小学生的兴趣，也在全球流传。这个故事最早是由瓦特的儿子传播出来的，但我们熟悉的版本是不大可信的。首先，当瓦特出生时，他的奶奶已经去世了；其次，瓦特出生前早已有蒸汽机流行，瓦特只是改良者；第三，原理也不对，瓦特并非通过壶盖发现了蒸汽的力量，蒸汽机最早是利用大气压力进行工作，通过蒸汽冷凝产生真空效应，而不是通过蒸汽膨胀顶开壶盖，早期的蒸汽机其实是“大气机”，原理与壶盖被顶起正好相反。

而其实我想探讨的是，这个故事的流行本身说明了一种科学观和技术观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会流行这个故事。

首先是因为这个故事是由瓦特的儿子传播的，同时得到了瓦特的姨妈的验证。但最早版本的故事并没有提及顶壶盖的情节，而是描述了他观察壶嘴的情景。此外，出场的角色也并非奶奶，而是姨妈。

这个原始版本可能是可信，但也不一定，因为宣扬这一故事可能为了强调专利优先权。瓦特去世后，小瓦特继承公司，他们主要为争夺优先权而打官司，因此，瓦特的儿子讲述这个故事可能是为了宣扬瓦特的蒸汽机是完全独立发明的，具有优先权。

这与牛顿讲述苹果砸到头的故事类似，这个故事也是牛顿自己讲的，其背景是牛顿与胡克等人争夺优先权，他希望表明万有引力定律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与其他人无关。因此，这个故事也不一定可信。

为什么故事会被改编成现在的样子？为什么要将姨妈改成奶奶？可能是为了突出一种保守和落后的形象。为什么要改成壶盖？可能是对瓦特在蒸汽机上的贡献有所误解。原始版本的故事实际上是研究蒸汽冷凝现象，通过在壶嘴上放置勺子，观察勺子上的冷凝水滴。

当然，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很熟悉的观点，就是抛开事实不谈，“故事虽然是假的，但道理是好的嘛”，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辩护。比如《语文》教案这么解读：“正是由于他能留心观察身边的事物，并认真地研究，所以他才能发明蒸汽机，也正是因为他的刻苦钻研，坚持不懈，所以他才能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但我是强烈反对这种态度的。首先，这不符合科学的原则，你用弄虚作假的态度，怎么能宣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呢？

其次，改编故事时如果和历史真实不一致，那么宣扬的道理就未必符合历史真实，导致中国传统上对科学家或发明家究竟是如何做研究的，产生了普遍的误解。

编造的瓦特的故事，宣扬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价值观或者发现模式呢？首先，你要学会观察自然，比如观察水壶及身边的事物。其次，聪明的瓦特需要有灵感，就像牛顿的苹果一样，突出灵感的重要性。第三，它强调科学家和发明家通常是特立独行的，需要面对世人的不理解。比如像奶奶一样的保守者不理解创新者的行为，创新者需要与保守者斗争。第四，它还通过塑造瓦特家庭贫困的背景，强调了刻苦努力等价值观。最后，发明往往被理解为全新的创造，没有注重发明有其背景和前提。

但是，在科学史和技术史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真实且普遍的发明模式。首先，直接观察自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需要阅读文献和进行交流。发明往往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基于专业训练和长期积累。

此外，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并不孤独，他们得到了同行的理解和世人的支持。而虽然有些人出身贫苦却能作出贡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境优渥对科技发明和创新更有利，因为科技发明和创造需要物质条件。最后，发明和创新往往不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灵感，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

因此，我们经常需要编写故事来宣传和科普，实际上这是源于对实际的科技发明历史的误解或偏见。

瓦特的家庭背景是怎样的呢？他确实来自一个工匠家庭，但并不贫困。他的父亲詹姆斯·瓦特是造船业的从业者，同时也是一位船主。为了建造船只，他在家中设立了一个工坊，专门制作维修远洋航行所需的各种仪器。比如说，航海需要使用四分仪和象限仪等一些仪器；此外，还需要计时观测仪器和比例尺等等。因此，瓦特耳濡目染，在家庭的仪器工坊中接受了大量的手艺教育。

瓦特的祖父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做过教师，教授数学和航海导航，后来成为一个类似市政官的地方官员，所以瓦特算得上是官三代、富二代。他的母亲是书香门第，家世也很显赫，瓦特的文化教育大多是母亲提供的。瓦特确实从小体弱多病，他的好几个哥哥姐姐都夭折了，所以瓦特没有去学校学习，而是在他母亲的娘家完成了启蒙教育。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的故事流传的是他姨妈。他在母亲娘家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龄大一点后才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到了18岁时，瓦特的家境发生了转折，他的母亲去世，父亲的经营和健康也都出现了问题。所以瓦特决定要开始独当一面，去谋生了。于是瓦特前往伦敦学习仪器修理，同时找工作。但由于他是半路出家，之前没有在伦敦做过学徒，因此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返回家乡——格拉斯哥附近的一个小村镇。

正好他得到了贵人提携，有机会去帮助格拉斯哥大学修复一批天文仪器。这批仪器是捐赠给格拉斯哥大学的，其中许多已经损坏。格拉斯哥大学当时没有修复这些仪器的能力，于是考虑将其送到远方的伦敦进行修复。由于瓦特家在当地有一定的声誉，有人推荐他来修复仪器，这样就不必再去伦敦找专家了。

一些教授们推荐瓦特去修复这些仪器，而瓦特很争气，成功修复了它们。推荐者中包括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化学家布莱克。他们对瓦特的修复工作评价极高，并表示以后还会有更多仪器需要修复，希望他能留在格拉斯哥大学工作。于是，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开设了一个仪器维修工坊，担任仪器修理员。

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日子里，瓦特并不孤单，他交了很多朋友。举个例子，他在大学期间和父亲保持通信，父亲经常寄一些维修工具给他，因为家里是工坊，有许多维修工具，而父亲认为瓦特做维修员肯定需要工具。但瓦特告诉父亲，“不要再寄工具了……六个中国下午茶茶杯，一个石制茶壶，一个不要太小的糖盒和一个便盆，越快越好”。茶壶和茶具主要用于款待客人，由此可见，瓦特一到格拉斯哥大学就广交朋友，之后他也成为了大学中的一个小小的讨论核心。他的朋友罗比森评论说：“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凡是在科学上有突出爱好的年轻人都是瓦特先生的熟人。他的客厅是这类活动的聚集地——每当我们遇到什么难题，我们就去找瓦特先生……”

瓦特还具有商业头脑，他在大学期间与伙伴克雷格合伙经营乐器和玩具店，直到克雷格去世，瓦特才放弃了这个事业。

在与布莱特和罗比森等大学师友的交流中，瓦特逐渐对蒸汽机及相关问题产生了兴趣。因此，当面临修理任务时，他才能够有的放矢。

1763年瓦特接到了维修钮可门蒸汽机教学模型的任务，该教学模型是缩小版的，汽缸表面积相对体积的比例更大，因此热损耗更加显著。瓦特发现这台机器效率不高，开始思考如何改进它。在研究蒸汽机时，瓦特确实使用到了水壶，他在手稿中就画了一个水壶。他用水壶进行了水蒸汽冷凝实验，目的是研究水蒸气凝结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瓦特和他的导师布莱克都错误地将“热”理解为物质，不知道“热”其实是能量，他们以为蒸汽是水和热的化合，冷凝则是分解过程。因此，瓦特在化学范畴内将热视为一种物质，将蒸汽视为一种化合物来研究水蒸气现象。尽管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种科学观点并不正确，但这种科学兴趣激发了他的研究热情。他的实验手稿中的理论和数据都是错误的，但这些实验是有效的，确实启发瓦特得出了实际的改良方案。第一个改良方案是增加了一个独立的冷凝器，这极大提高了热效率。

然而，只有这个发明还不够。真正重要的是进行商业化生产。

瓦特在1765年做出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即发明了独立冷凝器，并在1769年获得了专利。然而，由于活塞和气缸的加工工艺不完善，早期的投产没有成功，合伙人罗巴克破产了。瓦特的专利最终转让给了当时的债主博尔顿。

本来瓦特的专利将于1775年到期，但博尔顿游说议会，把专利延期到了1800年，并与瓦特合伙成立了Boulton＆Watt公司。瓦特在博尔顿支持下进一步改良蒸汽机，在引入先进的制造技术后，蒸汽机成功投产。

博尔顿还引入了一种现在看来也是比较先进的销售策略，即免费提供改装服务。由于当时许多矿场已经在使用纽可门蒸汽机了，这些人不可能再购买瓦特的蒸汽机，毕竟也不知道其效果如何。因此，博尔顿的策略是提供免费改装，即在现有的蒸汽机中加装独立的冷凝器，并根据节省的燃料抽成。这种销售策略帮助瓦特的蒸汽机打开了市场。

因此，博尔顿在瓦特蒸汽机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企业家，最初通过制造小玩具（小金器）发家。同时，他非常热爱科学，并主持了一个著名的科学社团——月光社。

月光社在满月时聚会，最初的成员包括老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作家，博物学家）和博尔顿本人；钟表和仪器制造商维特赫斯特等名人也经常参与他们的活动，这些名人还包括了美国国父富兰克林；月光社的社员还包括医生威廉·斯莫尔、瓷器大亨韦奇伍德、机械发明家埃奇沃思、废奴主义作家托马斯·戴、化学家普里斯特利、药学家斯多克斯等不同领域的人士。后来瓦特在罗比森和斯莫尔等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月光社，成为月光社后期的主要人物。

博尔顿是月光社的核心人物，在他去世后，月光社基本停滞不前。斯莫尔也一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他英年早逝。

月光社的成员之间保持着良好的联系，瓦特经常与斯莫尔通信和交流。

典型的月光社活动，据记录，“这群人经常聚在一起。1768年7月，瓦特的朋友罗宾逊（罗比森）经过利奇菲尔德时，他‘被达尔文医生毫不做作的文静和谦恭迷住了’，他发现斯莫尔也在那儿，还有‘非常热情的朋友博尔顿先生’。这些聚会既为了工作也为了娱乐，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试着在两点用餐，通常计划至少待到八点。酒喝得很多，餐桌上摆满了鱼、阉鸡、切达干酪、斯提尔顿干酪、馅饼和奶油葡萄酒。用餐时，妻子们偶尔会加入这些男人，孩子们进进出出。但是当餐桌清理干净后，他们就会摆出仪器、平面图、模型、矿物和发动机。在屋子或车间，他们能一直谈到晚上……甚至持续到第二天。（经常在达尔文家过夜）”。

瓦特加入月光社后，得到了博尔顿和达尔文等老社员的高度赏识。在小型聚会中，瓦特已经向大家展示了他的改良方案。大家不仅严守秘密，也给予瓦特有益的意见。这些建议非常中肯，比如达尔文的意见是，尽管你的理想很好，但在执行上可能会遇到困难，达尔文对瓦特说：“亲爱的朋友，我一直严守你的蒸汽改进计划的秘密。但是我开始看到一些执行上的困难。希望上帝能让我们在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带上瓦特太太——一个星期！——一个月，一整年。”实际上他也说准了。

博尔顿也非常热情地招揽瓦特。博尔顿这个人是这样的，1769年在瓦特仍与罗巴克合作时，博尔顿也被他们盛邀入伙，但是博尔顿希望和瓦特单独合作，并未加入他们的计划，而是给他们投了一点钱，他对瓦特表示，“我之所以愿意帮助你，有两个动机，一个是对您的喜爱，另一个是对能赚钱的精巧的项目的喜爱”。博尔顿没给很多钱，为的就是等他们破产后接手，和瓦特合作把事业搞大。他认为瓦特的格局太小了，“只为三个郡而建厂不值得。但是，我发现我值得为整个世界付出努力”。

瓦特在一开始失败后，一度心灰意冷想要去俄国，博尔顿也非常关心地劝告瓦特：“你要去俄国这件事让我大吃一惊，……你身体不健康，长途旅行或航行有危险。我失去了你的安慰，使我有点不舒服。不过，我希望尽我所能帮助你，给你出主意，而不考虑自己。”

月光社总结出一些选人的标准：1)商人或者专业人士,他们具有相同的平等的社会地位。2)尽管没有一门科学能够使他们都感兴趣, 但他们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而且通常都存在重叠。3)他们通常都会极端地重视知识的实际应用⋯⋯并且他们在解决个人和商业问题的过程中相互合作, 在解决科学和技术的问题时也是同样。4)毫无疑问, 成员中没有人的主要利益位于英格兰中部地区, 如果有人生活在不方便到达伯明翰的区域之内, 那么将不会被接受之外为一名成员。

蒸汽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月光社的影响。一是博尔顿引入最好的工匠生产蒸汽机；二是生产汽缸的镗床由威尔金森在1775年改良，威尔金森是月光社成员普利斯特利的姐夫；三是用以计量燃煤消耗以收取提成的仪表最早由月光社成员维特赫斯特开发。

我之所以介绍月光社，是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会议，就有一点月光社的味道。各行业的人，包括企业家、发明家和投资家一起交流，我认为这种精神非常重要。

总之，瓦特处在科学和技术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他的发明中科学和技术的融合方式，和现在是不同的。现在主要是在一些很具体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技术发明，而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瓦特对“热”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是用一个错误的理论在指导他的实验研究。

但这并不重要，对于这个事情而言，重要的不是科学理论本身，而是它集中体现了科学革命之后的新兴科学文化对发明的影响，包括科学仪器产业的兴起、工匠地位的提升、自由开放的科学社团的兴起、化学的兴起，以及重视数学和实验等等，这些都在瓦特改良蒸汽机的过程中显现。

瓦特是“改良者”这一点恰恰令瓦特更适合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瓦特不仅改良了蒸汽机，更改良了“改良”本身，从关注功能定性改良到关注效率的定量改良，这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做法。

综上，我们通过举瓦特的例子，讲述了一个工业革命时期的创新者的背景故事，里面的很多元素，包括销售策略和组织社团等等，都是不过时的。

第三篇：
胡翌霖：如果AI革命类似工业革命，我们将面临非常可怕的情况

三、技术往哪里去？——促进美好生活

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技术往哪里去。

技术从哪里来？技术往哪里去？我的简单的结论是，技术从工业革命到AI兴起，目的是造福人类。

这张图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个典型的纺织工厂的景象。大型的纺织机——当时叫骡机——在1800年之后逐渐成为纺织厂的主流。庞大的工厂车间中只需要几个工人，其中包括两个大男孩——一个18-20岁，一个14到18岁，还有一个4-8岁的小男孩。选择这么小的男孩，是因为他负责钻到机器里面清理棉絮，太大了钻不进去。而这也是最危险的工作，因为机器是在不停运转着的。童工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至少也要14个小时，最多可能达到18个小时。有时候还有一个大人作为监控者，负责管理。只要4个人就能负责一个这么大的车间的生产，这是工业时代的一个基本的景象。

这个景象预示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失业——原来很多人做的事情，现在只需要几个小孩就行了，小孩便宜；另一个是残酷，童工的待遇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看到童工的工作状态、工作时长都是非常糟糕的。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可能正面临着新的工业革命。最近在讨论AI话题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观点：

“被新技术大幅减少的不一定是就业机会，更可能是社会整体的平均工作时长，比如二百年前欧洲很多地区人们的劳动时间每周超过了100小时，现在欧洲很多地区只有35小时。”

“AI不会替代人类工作机会，而是将创造更多的新就业岗位。作为堪比历次工业革命的大浪潮，AI或将创造全球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奇迹”（李彦宏）

“就像工业革命那样，AI会造成失业，但随后会催生出各种新兴产业，提供大量新岗位、新职业。”

“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卢德主义者那样，反抗新技术是愚蠢的，也没有任何意义。”

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这些观点都喜欢用工业革命进行类比，认为AI掀起了一场工业革命，并认为我们不必担心、不要反对，因为工业革命最终来说是一件好事，促进了人类进步。

然而，如果我们对科技史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就会意识到，如果AI革命真的是像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那样的事件，那么我们将面临的情况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将AI革命类比于工业革命，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是遗忘历史。他们想当然地描绘工业革命的图景，完全不顾历史记录。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底层的错误。

第二种错误是归因错误。他们可能看了历史，但把历史中的一切好事都归功于科技，而忽视了其它因素，特别是抗争和改革的意义。我接下来会讲这个例子。

第三种错误是上帝视角，也就是冷漠。尽管他们看到很多人遭受苦难，但却将之视为为了人类进步的必要的牺牲，对于个体的苦难持冷漠态度。

最后一种错误是类比不当。其实我们面临的情况与工业革命时期并不完全相同，可能更加严峻。

我们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工业革命时期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人对工业革命的回顾，与工业革命时期的学者的报道，他们对于工业革命的评价是非常不一样的。

现代人通常倾向于美化工业革命，将其视为一项伟大的壮举和善事。例如，罗杰·奥斯本在他的一本关于工业革命的出色著作中写道，“工业革命的意义，无论怎么描述都不过分……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竭尽全力与自然界保持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绝大部分人都在饥饿、疾病和衰老的威胁下，勉强地苟活在世界上……在[工业革命后的]新世界里，人们摆脱了饥饿和物资短缺的困扰”。

而当时的人又是怎么看的呢？F·哈克特在1844年说：“机械化以及难以置信的精细分工降低了民众应有的体力和智力，竞争又将其工资压低到仅够糊口的最低水平。在市场过剩的危机时刻，工资还会降到糊口底线之下……悲惨的人类大众只能遭受饥饿与匮乏的种种煎熬。”

因此，我们看到，这两种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人说工业革命使人们摆脱了饥饿和匮乏，另一个人说悲惨的人们只能遭受饥饿与匮乏的种种煎熬。那么，谁是正确的呢？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恩格斯。恩格斯是一个工厂主的后代，他的家庭本身是小资本家，但他在人道主义和同情心的驱使下，调查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并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成书大概是在1844年。

我们从书中节选两段：

“工人阶级得到的食品比1834-1836年少了2/3；肉的消费量大为减少——有些地方减少了20%，有些地方减少了60%；甚至那些在最坏的时期还能找到足够的工作的手工业者，即铁匠、泥瓦匠等等，也因为没有工作和工资降低而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在现在，在1843年1月，工资还在不断降低。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厂主们的报告里面所说的呵！”

“所有的街上都有饥饿的工人站着（由于他们的老板关闭了自己的工厂，不能给他们工作了），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讨，成群结队地守在人行道旁，向过路的人请求帮助，但是他们不是像一般的乞丐那样哀求，而是在要求，在以他们的人数、以他们的态度和言语来威胁人。一切工业区，从莱斯特到里子，从曼彻斯特到北明翰，情形都是这样。骚动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

英国工业时代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呈现这样的景象，此时工业化达到小高潮，随后转变为这种状态。这一时期被经济学家称为“恩格斯停顿”，它描述了从18世纪末到1840年代期间，整个欧洲工人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增长和进步，反而停滞不前甚至急剧下降。

巧的是，就是在恩格斯完成这本书之后，大约在1850年至1860年，情况逐渐好转，但仍然相当悲惨。直到19世纪末，工人待遇才得到真实的提升，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才能说比100年前好了一些，但也没好到哪里去。一直要到20世纪，逐渐才好起来。

现代学者提供了更多客观数据来说明当时工人的状况。

例如在平均寿命这一硬指标上，当时的工业重镇——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平均寿命比全英国低10岁，全英国的平均寿命本身也不高，约为41岁，而这两个城市的平均寿命仅为31岁。

又如收入数据。1760年到1830年间，平均工作时间增加了20%，周薪上涨了12%，如果按照时薪计算，实际薪资反而下降。

再看粮食消费量，包括恩格斯也统计了肉类与粮食消费。1840年之前，英国整体的粮食消费量一直在下降，尤其是肉类的消费量急剧减少，直到1840年代之后，粮食消费量才触底反弹，可见人们的饮食状况不佳。

此外，通过解剖学发现，1850年左右出生的英国男性，身高明显低于前几十年的男性，一直到19世纪末也没有恢复到1760年的水平。身高的下降说明了当时存在营养不良和发育不良。

还有童工的压榨也是一个问题。在1830年代，纺织工业约有50%的工人是童工，而煤炭行业则有33%。童工的工资最低只有成年工人的1/6，每天工作时间却最高达18小时，还经常从事危险操作。

以上就是工业革命初期的情况。实际上，这已经都不算是初期了，从1760年代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一直到1840年，已经经过了近80年的时间。如果说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瓦特时刻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未来80年可能都会是这样的状态。

之前我们提到了劳动时间的减少，“二百年前欧洲很多地区人们的劳动时间每周超过了100小时，现在欧洲很多地区只有35小时”，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但问题是，这个进步应归功于谁呢？

事实上，每周工作100小时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在工业革命之前，哪里有100小时这样高强度地工作呢？当然，这个说法在统计数据上就是不准确的。我找到了一个表格，它显示了不同时期英国工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

可以看到，英国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长，在中世纪时期是相当少的，从1600年开始才逐渐增加，主要上升是在工业革命时期。以瓦特蒸汽机和珍妮纺织机为标志，工业革命开始兴起，其后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直到1830年达到顶峰。1830年后工作时间出现下降，是因为当时英国出现了第一次经济萧条，所以这里的下降也不是什么好事，它意味着高失业率。1830年代的经济萧条也标志着工业革命的结束。

还有几个重要节点，如187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降。当时发生了什么呢？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1868年，英国工会联盟的建立。这些事件标志着工人的组织化，工人团体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抗争，随后工作时间开始下降。

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也使得工作时间有所减少。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有人将工作时间的减少归功于科技发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在1760年开始的科技发展，增加了人们的工作强度，真正导致工作时间减少的，一是经济萧条，二是工人运动。

工人的抗争包括组织社会运动、建立社会组织、推动立法等等，其中的卢德运动、宪章运动、巴黎公社、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等，我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这些活动此起彼伏，持续了100多年。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抗争，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否会随着科技发展而自动改善，这是很难说的。

这是英国的状况，它是最早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的国家。而一些后起的国家，直在20世纪仍未解决工业革命初期带来的社会动荡问题，包括广泛失业、工人境况堪忧和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以及物资匮乏等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纳粹兴起。失业危机并不会自动解决，而如果不解决，最终谁会来解决？希特勒上台来解决了。纳粹党发出宣言：“再也不会出现工人被机器取代的情况了。”

纳粹上台时，他们将责任归咎于共产主义，声称饥荒和战争是共产主义带来的，呼吁给他们投票以解决这些问题。而无论是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它们都需要解决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危机。如果你不能用更和平的、更温和的方式解决，就一定有人用更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是是否需要社会革命，而是等待哪种社会革命。

我们不能指望不采取任何行动，听任科技的发展，相信科技会自动将人类带向美好未来。这种观点是可疑的。

许多人认为，这些问题是暂时的，长期来看人类肯定会进步，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工业革命从长远来看当然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但问题是，“长远”是多长？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长远”就是我们的一辈子。之前说到一个数字，80年，80年就是整整一个人的寿命，相当于3至5代人都生活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当然可以说，过了80年后，工业革命就一片光明了，未来就会好了，但问题是你活不过那80年，你就是牺牲品，你就是受害者。

很多人的观念是：只要全人类长远来看进步了，那么一部分人在短期内做出牺牲，成为垫脚石，那也是不该有丝毫怨言的——哪怕这个“一部分人”其实是大部分人，特别是底层劳动者，哪怕这个“短期”可能长达几代人。

但还是有一些人有怨言。这些有怨言的人在不断抗争，勉强争取到些许福利和保障制度，但后世也不认为那是抗争之功，反而将其归为科技进步的福祉。

比如，劳动时间从100小时减少到35小时，人们认为这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而不是那些代代相传的抗争者为之奋斗的结果。这些抗争者和抗争运动，包括我们纪念的五一劳动节和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他们争取的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劳动者的保障，但现在的人们可能都认为，这些都是科技进步的功劳，而不是人们抗争的成果。而如果人们仍然相信科技进步能够自动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可能将面临下一个希特勒上台。

我之前推荐了一本书，弗雷的《技术陷阱》，他说：“大部分经济学家承认，技术进步在短期内会造成一些调整问题。但很少有人提到，这个‘短期’可以是人的一生。而且，长远的影响最终取决于短期内做出的政策选择。”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之所以在长远来看是好事、是进步，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本身，也取决于人们为适应和应对新技术所做出的抗争和调整，以及新的社会设计和法制建设。所有这些努力都是重要的，如果在短期不付出这些努力，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拥有一个“长远的”美好的未来。

最后，我们再谈谈之前说到的第四个错误，即忽视了这次工业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同之处。这次工业革命可能更加严峻。

人工智能的先知诺伯特·维纳在其1950年的著作《人有人的用处》中表示： “自动机的采用会带来失业现象，它同目前的工业萧条甚至三十年代的危机相较，后者只不过是儿戏而已。这种危机会给许多工业部门带来危害，甚至也可能给那些利用新潜力的工业部门带来危害。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业传统决不妨碍工业家去攫取迅速取得而又稳当可靠的利润，并且在他个人行将破产之前溜之大吉。”

维纳在这里讽刺了那些只关注眼前利益，不顾他人死活的资本家和工业家。

维纳指出，现在面临的危险是非常可怕的——30年代的危机引发了纳粹上台，但他认为相比起来也不过是儿戏而已。

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那么可怕呢？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大量的新工作，填补了岗位缺口，为失业者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

但现在，人工智能革命是一种新革命，它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AI已经学会了学习。有人声称未来人工智能会创造新的岗位，但问题是如果才能获得这些新岗位呢？人并不能自动适应新岗位，必须通过学习来适应新岗位，然而机器学习速度更快。因此，AI革命可能创造许多新岗位，但这些新岗位人类也很难竞争过AI。最后，人类可能只能从事给AI清扫灰尘等的工作。

简而言之，我们从工业革命中学到的教训是防止以下四种错误。

首先，我们要尊重历史，全面了解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况，特别是要关注那时的失业危机等负面现象。因为这些现象是完全有可能再次发生的，所以我们应该阅读历史。

其次，我们应该公允地归因，不把一切好事归结于科技，把坏事归咎于偶然性。我们要正确评估工人运动等抗争行动的积极意义，承认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同样重要。毫无疑问，我们不希望再次面临反复出现的工人运动、新的纳粹党、新的卢德主义，这是令人恐惧的。既然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就应该吸取教训，通过一些温和的方式促进公平和福祉。

• 我们应该有人文关怀，不要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玩《文明》游戏的玩家，认为无非就是牺牲了一批人，牺牲一批人就过去了，国力就发达了。这种观点是非常冷漠和非人道的。我们应该同情底层境遇，不能认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科技进步是为了给人类带来福祉。

第四，我们应该正视两次工业革命的差异，注意到AI技术的新特点，准备好应对在许多方面更为严峻的危机。

最后简单总结，技术到哪里去？

我们首先要承认，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技术是工具，人是目的，而非相反。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逻辑其实是人是工具，技术是目的，因为他们把技术进步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追求的目的，认为可以为了促进进步而牺牲一代人。

这种逻辑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技术进步是永无止境的，你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为了技术的加速发展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值得的，那么下一代人呢？下一代人是否也要牺牲自己的幸福来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呢？技术永远可以发展，技术永远可以进步，所以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此这种逻辑是可怕的，它让世世代代都成为牺牲者。

所以，我的主张是必须回归以人为本，回归以人为目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长期来看会造福人类，来掩盖我们短期内为技术所牺牲、为技术所奴役的状态。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我们人类借助技术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造福人类自己。

谢谢大家，我的讲座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