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思想史何以可能？——从《技术与文明》看芒福德的编史方法

本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3, v.29;No.107(01) 46-52

摘要：芒福德是技术史学科的先驱，他的代表作《技术与文明》在编史学方法上有深远的启示意义。他的编史学方法可以阐发为“技术思想史”，与“科学思想史”一样，技术思想史旨在梳理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即某种思想或精神层面的线索。技术思想史要求引入以下四个特征：一、精神性（不再把技术仅仅看作中性的物质器物，而是要揭示技术的精神内涵）；二、统一性（找出各种技术的统一性而非仅仅碎片化罗列）；三、连贯性（在技术史中找出某种叙事逻辑，以归纳从古至今的技术发展）；四、反思性（以“认识自我”为最终的哲学关切）。而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给出了相应的回答，他阐发了技术与精神互为因果的观点；提倡用技术体系的整体视角看待技术；并按照技术体系的转换划分技术史的断代线索；最终为当代人认识自己的时代提出要求，即要“消化”技术。

关键词：芒福德、技术史、思想史、技术体系

0   引言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技术史学科的先驱者，他在1934出版的《技术与文明》一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美国技术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在1969年授予芒福德以“达芬奇奖”（The Leonardo da Vinci Medal），这是该学会的最高奖项，授予在技术史领域卓有贡献的终身成就。

技术史学会的官方评奖词说道：“《技术与文明》……可能是第一次充分地关注到技术本身的文化与美学面相的作品，也第一次把技术史看作人类历史的关键阶段（essential phase）。” ^[1]。

芒福德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学术研究者，他更乐意以“作家”自居，他的工作也超出了一般历史学家的范围。正如达芬奇奖的评奖者所说：可以把芒福德的学术领域称作“人的哲学”（philosophy of man）^[1]，他始终着眼于“人性”，在技术史和城市研究中饱含人文主义情怀。评奖者还补充道：这本书既能对成熟的学者提供启发和刺激，也适合作为入门者通俗可读的教科书。

时至21世纪，芒福德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愈加重要了。从达芬奇奖的颁发倾向来看，相比50年前，带有人文主义、女性视角和大众文化视角的技术史家更受青睐而这些视角其实都已经蕴含在芒福德的著作中了。

新一代的技术史家们仍然从芒福德的著作中吸取灵感。例如达芬奇奖2017年的得主佩西（Arnold Pacey）^[2]、2018年得主帕尔（Joy Parr）^[3]、2019年得主白馥兰（Francesca Bray)^[4]、2020年得主迪奥戈（Maria Paula Diogo）等，这些几年最受赞誉的技术史家，在各自的著作中仍然会引述芒福德。可见芒福德对技术史学科的影响经久不衰。

作为人文主义作家，芒福德并不以史料整理见长，今天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他的视野、关怀和方法。不过，芒福德本人并没有明确地归纳和表达自己独特的编史学方法，本文将尝试从编史学的角度整理并阐发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蕴含的独到思想。

1   从科学思想史到技术思想史

我把芒福德作品中蕴含的编史学纲领，阐发为“技术思想史”。这一概念与“科学思想史”相对应。但是由于“科学思想史”一词也经常被人误解，我们首先对“科学思想史”的基本特点作一番说明。

在这里，我讨论的科学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cience）是一个西方科学史界的术语，作为编史纲领通常与“科学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Science）相对立。^[5]有时候也被称作“内史”与“外史”。

需要注意的是，科学思想史不是简单地指关于“科学思想”的历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s）；所谓的“内史”，也不是说要关注“科学内容”。思想史和社会史都会关注“科学思想”或“科学内容”，区别在于前者更关注这些科学内容发展更迭的“内在逻辑”（思想与思想之间的演绎或呼应关系，包括科学、哲学、神学等领域的思想），而后者更关注它们的“外在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等环境）。如果科学史只是单纯记录科学内容（如牛顿1687年发表三定律，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相对论），那么它既不是内史也不是外史，只是单纯的史料整理或者某种“功绩年表”罢了。而进一步挖掘在牛顿与爱因斯坦之间究竟有哪些沿革环节，追溯这一系列思想沿革的连续性或断裂性，探讨这些沿革的观念前提或观念后果，这才是“思想史”的工作。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哲学的追究，即通过与古人对话，追问思想的来龙去脉，最终回答“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

比如说，无论是思想史或社会史，叙述天文学史时都会提及柏拉图、托勒密、哥白尼、牛顿等人。而在梳理线索时，柯瓦雷把现代天文学的兴起归结为“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6]这样的世界观或宇宙论变革，这才是所谓的思想史；而社会史则可能在印刷工坊、镜片工匠等社会关系层面寻求天文学变革的线索。

在这个意义上，内史与外史未必冲突，而是互补的两种视角。好比说撰写某个人的历史：“简历”往往是侧重外在的（社会关系的变迁、取得的成就或地位等），而内省的“心路历程”则是偏重内在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等等）。心路历程与简历都可以独立叙述，但也可以把两者对照或穿插起来。

言归正传，我在这里提出的“技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echnology），也不是关于“技术思想”的历史（history of technical thoughts），而是要在技术的演化变迁之中寻找某种“内在逻辑”，即某种思想或精神层面的线索。

那么这种编史方法何以可能呢？我们注意到，技术似乎与科学不太一样，因为科学家的成就似乎从一开始就是精神性的，而科学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世界观。而技术领域的成就看起来首先是物质性的，另外技术成就相对庞杂繁多，怎样从中梳理出一条思想性的线索呢？

要以科学思想史为样板，把思想史纲领引入技术史，我们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 精神性：不再把技术仅仅看作中性的物质器物，而是要揭示技术的精神内涵；
• 统一性：找出各种技术的统一性而非仅仅碎片化罗列；
• 连贯性：在技术史中找出某种叙事逻辑，以归纳从古至今的技术发展；
• 反思性：以“认识自我”为最终的哲学关切。

我将指出，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就为以上问题提供了解答：

一、技术与精神互为因果；

二、技术的整体视角（生态系统）；

三、始生代—古生代—新生代；

四、理解并消化技术

2   技术与精神

芒福德对技术史的兴趣源自他1930年撰写的一篇杂志文章《机器的戏剧》（The Drama of the Machines）。因为这篇文章，芒福德受邀去加州大学讲授主题为“美国机器时代”的课程，在备课过程中他发现材料不足，于是去欧洲考察访学，最后在1934年完成了《技术与文明》。而在他1930年的文章中，芒福德就已经表达了他理解技术的初心，在《技术与文明》的导言中，芒福德自己引用了那篇文章中的说法：“如要对机器有清晰的认识，我们不仅要考虑其实际方面的根源，还要研究其心理方面的根源；同样，也必须考察机器对美学和道德的影响” ^[7]1。

芒福德注意到，机器的发展有其“心理根源”，而机器发展的后果也包括美学和道德等精神领域。芒福德的出发点就是把技术史与人类精神史相打通。

更重要的是，在芒福德看来，技术与精神并不是两个互相独立，只是偶尔发生关联的两条线索，而是互为前提、互相内嵌的。

一方面，技术发明的背后有思想观念的变化——不是指具体开发设计的技术思想，而是指世界观、生活习俗、价值追求等领域的思想观念。芒福德说道：“就过去150年的所有的物质文明的重大发明而言，它们的背后不但有技术上长时间的内部发展，还有人们的观念（mind）在不断变化。只有人们的愿望、习惯、思想和目标等重新定向了，新的工业过程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7]7

另一方面，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领域，也不是生而有之、稳定不变的，它们也受到技术变迁的影响。例如，“在寺院中首先形成的有规律的准时的生活方式，对人类来说，并非是生而有之的。而现在，西方人的生活已完全为时钟所左右，已成为其‘第二天性’。” ^[7]17

芒福德非常重视机械钟的历史意义，他甚至认为“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 ^[7]15这种观点也必须把工具、机器与精神、观念、生活方式放在一起考察才能够理解。机械钟改变了人类的时间观念和生活节奏，崇尚标准化、自动化和精确化，与现代工厂制度相辅相成。当然，芒福德也并不贬低蒸汽机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但他也不只是从蒸汽机作为动力工具的生产效率等角度看待蒸汽机的重要性的，蒸汽机与时钟一样，真正重要的影响也是在文化和观念的层面，庞大而刻板的蒸汽机消除了家庭作坊的随意性，强化了集中和严密的管理方式，芒福德说道：“蒸汽机有利于垄断和集中，要求24小时工作，成为节奏引领者（pacemaker）” ^[7]151

机械钟不只是计时工具、蒸汽机不只是动力工具……芒福德反对工具主义的技术观，他认为技术发明不能仅从其用途和效率的层面来衡量，而是要从人的观念和生活出发理解技术发明的前因后果。

3   技术体系

芒福德所反对的工具主义技术观，正是流俗的看法，这种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经济学家把工业革命理解为能源利用率的革命；考古学家把史前文明理解为以石器为中心的时代；哲学家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工具使用者……早期的技术史家也不能免俗，例如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1876-1960）在其主编的《技术史》七卷本巨著的前言中说道：“编者确信，在我们的技术文明中，人的价值在于对方法和技能的理解，人类运用这些方法和技能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并逐渐使现实生活更加舒适。” ^[8]

在芒福德看来，“控制自然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部分面相，而且不是最关键的。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器具与其说是工具，不如说是容器。石矛、石斧比竹筒、篮子之类的东西更容易保存，因而强化了考古学家的偏见。蒸汽机、炼钢炉之类的装置轰隆作响，因此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强化了现代人的偏见。归根结底，古往今来的各种技术，总是“男性”的一面更受瞩目，而“女性”的一面常遭忽视，前者是主动的、攻击性的、控制性的；后者是被动的、保存性的、包容性的。

芒福德说道：“从马克思开始的所有关于技术的讨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过分强调了我们的工业设备中可动的和主动的部件所起的作用” ^[7]11。人们没有看到，即便是这些主动的东西，往往也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它们只是一个更大系统中的一些部件。而它们背后还有许多保存性、支持性的东西发挥着作用。芒福德说道：“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集中到环境中更喧闹的、更活跃的部分，在讨论机器时，实用设施和设备常被忽略。” ^[7]13

比如当我们审视工业革命时的火车的时候，那个喧嚣活跃着的蒸汽车头总是率先映入眼帘。所以我们把火车看作蒸汽机的一项应用。但火车不是光靠车头起作用的，保证高压蒸汽机得以发挥作用的，还有铁轨、车站、时刻表、贸易环境等等背景因素。把这些当作整体考虑，这就是为什么特里维西克失败了而史蒂芬森成功了。而芒福德也总是把那些貌似显著的技术成就放到更大的“生态系统”下考察。

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开篇就提出“机器体系”的概念，“指整个技术综合体，或技术体系。这涵盖了工业所取得的或新技术所蕴含的所有知识、技能、技巧等” ^[7]13。他在晚年回顾时更是把自己的研究称作“生态史”^[9]。正如米勒所说，“芒福德的社会研究，也就像一位生物学家研究自然界那样，永无休止地探索着、寻找着各种生命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内在关联。他总是把他论述的主体——无论是一本书、一幢建筑物，或是一座城市——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环境中来观察。” ^[10]

价值观本身是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外在于技术体系而恒定不变的标尺。只有在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下，我们才能够恰当地评估技术的优劣。比如，单独的一辆火车与一辆马车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如果环境中没有铁轨，没有燃煤工业，没有车站调度制度，那么火车毫无用武之地。而且，交通工具的速度快慢本身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尺，“更快更高更强”并不总是好事，芒福德说道：“铁路运输可能比运河上的小船更快，煤气灯可能比蜡烛更明亮。但速度和亮度只有在谈到人类目标或在讨论人类和社会的价值观时才有意义。如果世人想欣赏景色，那么运河船的缓慢比摩托艇的快速更能满足要求。” ^[7]251

价值观本身蕴含于技术系统之内，现代人之所以喜欢以线性的、可量化的速度、效率、强度等标准去衡量价值，正是内在于现代机器体系的一种趋向。芒福德说道：“机器体系代表着在生活中以数量取代价值的一种企图” ^[7]251。

从“生态系统”的视角，芒福德笔下的技术史不再面临碎片化的危险，技术史同时就是人类文明史，是关于人类命运的完整叙事。

芒福德在技术史中看到，伴随“机器”的扩张，对力量或效率的追求压倒了丰富多元的价值追求。他说道：“人在试图攫取力量时，往往将自己抽象化。或者换一种说法，人试图将自身的所有其它部分都排除在外，仅留下攫夺力量的倾向。”^{[7]29、[11]31}

芒福德的态度也是“生态论”的，他并不机器或工具是坏的而容器是好的，单一的技术或器物无所谓好与坏，关键在于整个生态系统是否丰富。仅仅偏重工具的文明和仅仅偏重容器的文明都是糟糕的，现代技术的危险性不在于它能够控制自然、攫取力量，而是在于这一种倾向被过度放大，以至于排斥了其它价值。

在《技术与文明》之后，芒福德转向城市研究，1938的《城市文化》和1945的《城市发展史》，成为城市研究领域的经典。他对城市的重视与他的技术观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个别的技术只有放到整体系统中才能被恰当衡量，而城市就是由种种技术与文化汇聚在一起的生态单元，芒福德说道：“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程度的汇聚体。在城市这种地方，人类社会生活散射出来的一条条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焕发出的光彩，都会在这里汇集聚焦，最终凝聚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12]

4   技术史的断代

从“技术体系”来看，整个历史就可以被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技术时代。正如科学革命被看作旧范式到新范式的转换，技术革命也可以被看作旧体系到新体系的切换。

《技术与文明》把公元1000年之后的西方文明划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技术体系” ^[7]101。包括：

始生代（约1000-1750）：“水能—木材”体系；

古生代（约1750-1850，即通常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时期）：“煤炭—钢铁”体系；

新生代（1850年至今）：“电力—合金”体系。

始生代是欧洲进行文化融合的时期，欧洲人从中国、阿拉伯、古希腊等其它文化中搜集资源，整合成自己的体系。这一时期的欧洲文明逐渐形成了与更早的古代文明的差异，在古代文明中，技术内嵌于生活的网络之内，技术活动与文化环境中的其它环节密不可分。而“到了中世纪末期，这种文化网络的循环被打破了，有一个部分与网络分离开来，自己开动马力疯跑了起来——亦即控制环境的意愿。” ^[7]40

这种“技术脱离生活”的趋势，就是芒福德所谓的“人的抽象化”。这种抽象化趋势尤其在中世纪晚期的三个领域表现出来：

• 采矿业让工作脱离生活，采矿业蕴含的“观念”是：“经济价值与所花费的劳动量以及产品的稀缺程度有关……矿工的价值观，就像金融家的一样，变得抽象而定量化了。……只有矿工的环境却是无机物的世界，与饮食或生活毫无关系。” ^[7]71
• 资本主义让价值脱离生活，“用货币价值观代替生活价值观” ^[7]23。古老的观念中，“善”总是和“恰当”相联系，不偏不倚、不多不少，才是最好的。而在货币价值观看来，价值总是多多益善，永无节制的。货币价值观也与科学的量化观念相辅相成^[7]24
• 军事活动让社会组织脱离生活，军装和武器是最早的标准化产品之一，军事组织把人训练成精密服从指令的机器人，让人脱离日常生活并压抑个性。

这些领域并不是中世纪社会的全部，所以人的抽象化趋势仍然隐而未彰。直到印刷术的出现打破了“具体和抽象之间”的平衡^[7]124，欧洲社会进入了某种革命时期：旧的体系崩塌了，而新的体系尚未建立。

直到1750年之后，新的技术体系首先在英国成型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芒福德的回答简单而粗暴：因为野蛮^[7]144。因为英国处于旧的欧洲文明的边缘地带，文化上的包袱和掣肘较少，使得它更有可能抢占先机。

芒福德对当时英国文化环境的野蛮和恶劣深恶痛绝。芒福德讽刺说：“英国的肮脏工业达到高潮时，工人阶级住宅密密麻麻地建在公共下水道旁。就在这个时候，中产阶级的图书馆里却充斥着自满学者的著作，详细对比并论述中世纪的污秽以及当今时代的文明和整洁。” ^[7]170芒福德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认知的反差，是因为人们把技术与生活相割裂来看，人们看到了现代技术比中世纪技术更加强力，据此判断现代比中世纪进步。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技术的强大并不总是有益于人的。芒福德说道：“加快节奏”本身没有意义，“离开了服务于人的目的，就像照射在撒哈拉沙漠上的阳光一样，它们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在古生代技术时期，动力的增加以及活动的加速变成了目的本身，无需用有益于人的效果来证明其合理性。” ^[7]182

芒福德相信在“新生代”的技术体系下，这种把人过度抽象化、机械化的趋势可能得到逆转，但这并非易事。如果人们不能采取整体的、系统的、以生活为中心的观念去衡量技术，那么新的技术未必能塑造出新的文化和观念。

芒福德引用了哲学家罗素的一个观察：“交通运力的每次改善都增加了人们不得不穿行的距离，一个一百年前的人要花半个钟头走着去上班，今天的人坐车上班，但还是要花半个钟头路程。” ^[7]240芒福德自己也提出了一个颇具远见的洞察：“通信技术让某一条信息更快速和有效的传递，但现在人们要花费更多时间应付爆炸的垃圾信息” ^[7]240。

新的技术未必总是让所有人都受益，旧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更有可能利用新技术巩固自己的利益，例如交通工具的加速帮助工厂主雇佣住的更远（因而可能薪水更低）的员工，而没有帮助员工们减轻通勤压力。

芒福德借用了斯宾格勒提出的“假晶”^[7]233的概念（假晶原指岩石构造的错位替换现象，甲种岩石渗入乙种岩石的缝隙中形成了貌似乙种岩石的外形，但实质还是甲种岩石，斯宾格勒把它引入文化领域）。芒福德认为，技术总是内嵌于更大的文化—观念系统之中的，它们通常互相塑造、互相选择，但技术的更迭未必总是能带动文化的更新。有时候新的技术反而被用来巩固旧文化中最陈腐的部分的存在，“新发明、新设备往往用于维持、更新并稳定旧秩序的结构。过时的技术装备中有着政治的和金融的既得利益。……19世纪所产生的工业世界已经在技术上陈腐落后，在社会上濒临死亡，但不幸的是，其腐烂的尸体上生长的蛆虫可能影响甚至毁掉代替它的新秩序。” ^[7]195

“最先进的技术也不能承诺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就像电灯并不能给丛林中的猴子带来任何承诺一样。” ^[7]195如果我们只盯着技术本身的更迭，盯着技术的加速或强化，那么就很容易被“进步的幻觉”所蒙蔽，而忘记了文明的进步始终需要人们在思想、观念、社会、政治等方面做出全面的努力才能赢得。

5   消化技术

芒福德把握技术史的趋势，最终还是要回到当下，回答当代人的问题：我们该做什么？

首先，技术史研究本身就是一切行动的基础，芒福德说道：“研究现代技术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是理解并加强当前对机器开展的重新评估的基础。对机器的全面评估也许会使我们在迈向成为机器的主人的道路上更前进一步。” ^[7]10

历史研究的目的首先是打破习以为常的成见，重新激活创新者的心态，不把任何既定的秩序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过去一代先锋的一些大胆创新，现在已成为芸芸大众的固定常规了，而且他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丝毫没有感染到先辈创新时的激情。……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氛围当中，这种氛围塑造了我们……我们根本不可能对这种氛围造成的影响作出评价，更不可能估计机器体系的发展趋势……” ^[7]318

芒福德反对那些主张“回到过去”的浪漫主义者。工业革命是恶劣的，那就该逃避机器，回到农业时代吗？芒福德鄙视这种逃避态度。他指出，那些被守旧者向往的古代人本身并不是守旧者，古人们往往对现状不满，总是向往一种更美好的社会。正是因为这些先辈一代一代的开拓和探索，人类文明才会不断变革。芒福德揶揄道：“他们建议回归当初开拓者的生存条件，却不具备当年开拓先锋的精神力量。” ^[7]263

芒福德更反对那些主张“顺应现实”的技术至上主义者，他们轻率地向机器体系投降了，屈从于机器的运转逻辑而不思抗争，不再去探索它、控制它，这也是懦弱的。积极进取和当家作主的态度——“如果这是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那人类又为何在面对机器体系的时候如此懦弱？” ^[7]278

如何理解技术，芒福德用了一个独特的词汇——assimilate，有消化、吸收、接纳、同化、理解等含义，姑且译为“消化”。他说道：“我们超越机器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消化机器的能力。只有当我们真正领悟了客观、冷静、中性，这些机器世界中的真谛时，我们才能进一步地领会更复杂、更丰富的有机界，以及更深奥的人性。” ^[7]320

“消化”正是把某些“内部”的但又不完全属于我们的东西揉碎咀嚼了化为己用。关键在于，技术并不是外在于人类的东西，而是人类文明的内在部分。技术与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互相塑造，技术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反过来说，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微观方面做出的选择和改变，都会反过来影响技术的发展。因此在技术趋势面前并不只有全盘逃避和全盘顺从这两种选择。正因为我们从整体上看待技术，所以我们能够从细微语境之中看待人的各种选择和努力。人类不可能扮演上帝，对整个技术体系进行选择，但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最终都会影响技术的趋势。

芒福德说道：“技术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是人类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倾向和奋斗的结果。它们貌似是最客观、最科学的，其实常常是非理性的——不过即便是不可控制的，它们也并不是外部的。选择本身体现在社会的小的增量变化、每时每刻的决定以及轰轰烈烈的斗争；……如果谁不能在机器的发展中看到这种选择，这只是暴露出他自己的无能，他没能注意到逐渐累积的影响，直到这些影响如此密集地叠在一块，以至于看起来完全是外在的和非人性的，为了重新征服机器，使之臣服于人类的意图，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并消化它。” ^[7]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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