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和技术问题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

发表出来的文稿见这里:http://www.jjjcb.cn/content/2020-09/24/content_95300.htm

发表稿中对我的表达有非常多的改动,不过这些改动也是经过我审阅同意的,这算是必要的妥协吧。我当然有更独立的思想,但在和官媒打交道时,也愿意求同存异,借机会稍微传递两句我想说的话。

很显然,采访者希望把“卡脖子”问题的原因定位于“基础科学”方面的薄弱。这一点我也同意,但我觉得基础科学是不能“抓”的,只能慢慢酝酿,慢慢积淀,虽然基础科学是技术之源,但这源太远了,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强行去促进,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科技,就是笼罩“救亡图存”的迫切心态之下,所以才会导致我们更重视“夷之长技”,而不太重视基础科学和科学精神。从吴老师到我,向来也都强调追根溯源,要发展基础科学,要树立科学精神。但我们强调的正是“反急功近利”的长远积淀。这种积淀问题不能依靠另一次“图存”的压力下的急迫运动来弥补。

所以我在回答问题时一直很谨慎,千方百计要强调对基础科学的促进是“百年之计”。在登报时虽然被大幅删改,但我还是坚持把“百年之计”四个字留下来了。

下面是我原始的书面采访稿:

问题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然而,我国仍面临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子在哪里?

答:一方面,诚如总书记所说,我们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积淀较为薄弱,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这是“卡脖子”现象的根源。西方从科学革命到工业革命直到今天,技术的发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以科学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人自西学东渐到改革开放,都在不断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因为我们学习科技首先是为了救亡图存,所以难免更“功利”一些,对于最直接影响生产力的部分更加着重,而对于为生产技术提供基础理论支撑的那些部分,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还是相对落后的。因此,要摆脱“追随者”的角色,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我们还是要大力发展基础科学,为技术应用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持久的动力。

当然,所谓百年树人,基础科学的进步需要从教育开始,着急不得。因此我们现在开始推进基础科学的研究和教育,并不是为了解决眼下的困境。基础科学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长远的眼光。可以说是卡脖子现象激起了我们的反思,让我们想到亡羊补牢,从而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大计而做谋划。

在基础科学领域尚未补足缺陷之际,我们也不必悲观,我们也可以努力让“卡脖子”变成我们“另辟蹊径”,推进技术创新的动力。

“卡脖子”现象也是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凭空发生,而总是有其连续性。再怎么给一个原始人讲解飞机的原理,他也造不出来,更何况在制造工艺方面有许多难以言传的东西,需要不断积累,而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在特定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先发优势”,没有“后发优势”,后发者如果要沿着先发者同样的路线来发展技术,那么他往往是一步慢步步慢,因为先发者不断可以延续技术发展的内在惯性,还可以通过抢占市场而得到外部的利益,依靠市场激励促进进一步研发,不断良性循环。后发者一方面技术本身的惯性积累不足,另一方面市场被抢占导致外部动力也不足,那么当然就是很难跟上了。

所以就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业已建立领先优势的技术领域,我们还是难以撼动他们的优势地位。我们需要正视这一问题,正因为技术的内在惯性和市场激励必将促使技术发展“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我们才更需要积极地促进技术创新。

我们需要在落后领域努力追赶,但更需要“另辟蹊径”。因为技术还有一条重要的发展规律,那就是新技术总是层出不穷。技术的惯性未必总是好事,在新的技术领域开辟出来之后,旧有的惯性可能反而成为阻碍创新的力量。

美国技术的崛起和反超英国,本身就是另辟蹊径的结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英国的绝对优势,形成了煤、钢铁、蒸汽机组成的工业体系。而美国并不是依靠在钢铁业和蒸汽机领域崛起反超,而是依靠石油和电力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拔得头筹。另外,美国当初缺乏历史积淀,因此缺乏熟练工人,有大量劳动力但在精细制造方面远远比不上欧洲。然后美国就特别发展起来流水线生产的模式,不再依赖熟练工,反而让工人更加傻瓜化,以福特汽车为代表开启了新的生产方式。

在微观层面的例子更多,比如说手机的信号和续航本来是最关键的要求,诺基亚常年领跑,而苹果异军突起,靠的不是更好的信号和更长的续航,反而最初以糟糕的天线和极短的续航遭人耻笑,时至今日苹果手机的信号也没有超过诺基亚,但那已经不再重要了。而诺基亚反而因为其在功能机时代积累的优势和惯性,导致对新的要求反应滞后。

我们看到,先发者对后发者“卡脖子”,是技术发展的固有规律导致的,我们应正视这一现象,但不能太过于纠缠。如果当年美国发狠心一定要培养出和英国一样多、一样能干的熟练工人,那么流水线生产模式反而更难推广。如果乔布斯千方百计想要在天线方面赶上诺基亚,划时代的苹果手机也出不来了。

在传统芯片方面被卡脖子,短期来说当然让我们很被动,但也许反而让我们在未来的云计算、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发展中,减少了包袱,最终另辟蹊径,开启新的技术时代呢。

问题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创新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优势,首先是人口优势。一方面如果普及了优质的教育,那么更多人口意味着更多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丰富的消费者提供激励。

在一个小国家,如果一个新技术只有0.1%的人感兴趣,那么它几乎就可以说“没有市场”,很难得到正向的市场激励。但在中国,如果有0.1%的人对某一技术感兴趣,那也就意味着数百万人口的大市场,足以为开发者提供可观的经济回报,形成激励。中国的小众市场相当于很多国家的大众市场。

而我们知道,新兴技术刚推出来的时候,往往不可能一下子成为大众流行物。电动机一开始好比玩具,汽车一开始只用来赛车游戏。从小众到大众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探索和试错的过程。在中国这个市场中,新产品在较不成熟的时期就可以走出实验室投向市场,更早接受用户的多样化的反馈,激励进一步的研发。

另外,前一题我们提到,技术发展的所谓“后发优势”,关键体现在“没有包袱”。比如在国外要发展移动支付,首先面临的环境是信用卡的极大普及,信用卡的普及本来是西方的优势,但是这种普及又减缓乃至压制了移动支付的普及。哪怕移动支付体现出许多新的优点,也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已经为信用卡制度和刷卡系统投入很多的银行业也没有太大动力去发展移动支付。所以,在信用卡领域落后的在中国反而在移动支付领域成为领先者。

另外,中国当然有其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优势并不体现为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是无益的),而是应该体现到对技术创新的间接保障。特别是,对教育和民生的支撑。只有普及的、平等的教育,能够最大程度上调动中国的人口优势,催生出更多的创新者。也只有保障了广大人民的温饱条件,他们才可能积极消费,促进新技术的投产。我们早前更多地把所谓的人口红利引向了体力劳动者的领域,而这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渐耗尽。但当我们不再只把人口看作生产者,而是同时看作创新者和消费者,那么这仍然将是中国的优势。

近年来大学和研究生不断扩招,中国的博士生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越来越多的青年能够接受专业训练,最终取得博士学位。这一方面当然有博士泛滥,博士学位越来越水的危险,但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一个庞大的创新人才的基数。日益增加的大学生和博士生,未必都要进入专门的科研机构,哪怕他们分流到各行各业,也可能把研究态度和创新精神传播开去。对于青年学者个人而言,研究生数量的增多意味着压力的增加,但对于国家的科技发展而言,竞争的加剧也将有利于推动创新。

现在,这些新近培养出的博士研究生们许多还处于中青年时期,正是最富有可能性的时期。所以我们就要努力把我们年轻的、日益壮大的科技队伍所蕴含的巨大创新潜能更好地激发出来,这就是下一题的主题。

问题三: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如何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

答:体制改革首先就是要分工明确,在创新活动中,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商业开发等多个层面,很难有一个人能够统揽全局。每一个创新者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作用。

从领域来说,学界、商界和政界各司其职;从身份来说,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和企业家也是各司其职。一个良好的体制应当同时保证各个环节的独立性和联动性。

当前,科研体制中的很多问题,就是各个领域互相越界,混同不分。比如一个科学家可能要花大量精力去填表、跑关系,而这些活动不属于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许多重复劳动完全可以由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负责。而一个管理人员有时候会直接干预科技研究,制定或修改研究方向,这也会扰乱科研秩序。当然,有一些科学家也不务正业,成天想着升官或发财,而缺乏对科研事业的专注。所以体制改革的第一任务就是划清边界,让科学家专注于科研。

但另一方面,现代的科技研发和古代的科研不同,往往涉及更多资源和利益。科学家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成功的研究成果也可能产生大量的资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要求科学家专注研究,丝毫不管利益问题,也是不负责任的。科学家为了促进研究事业本身,也需要为自己争取相应的名利才行。在这个意义上,体制改革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以恰当的、平衡的方式来分配名利。让创新者能够享受到恰当的名誉和利益的激励,但又不至于让他们过分陷入逐利。

为了这些目的,开放和透明都是体制改革的努力方向。无论是名誉还是利益,本身都不是坏东西,不能讳莫如深。把名利环节遮掩起来,只会导致更多的灰色运作。科技体制应当以开放和透明的方式为创新者提供恰当的研究条件和激励方式。

另外,体制改革除了分工明确之外,也需要对不同领域有不同办法。没有一劳永逸放之皆准的体制。比如有些基础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更多地促进开放交流,科研单位可能是越自由、越分散越好;而有些必须加强保密的领域,诸如军事科技领域,我们又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更封闭、更集中的组织形式。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既不像前苏联那样只懂集中而不懂开放,也不像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完全散沙。而是有可能更充分地发挥出体制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促进科技创新全面开花。

问题四:请您谈谈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

关于科学家精神,党中央和国务院早有权威说法,包含: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和育人等精神内涵。

我想重点谈一谈“协同”的精神。在一些比较旧的宣传模式下面,科学家往往被塑造为特别孤僻的人,全世界都不理解他,他一个人和全世界做斗争。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团队作战,都是有伙伴、有朋友的。包括哥白尼、伽利略这样开拓性的人物,当时也有许多的支持者。哥白尼在天文学家的小圈子里一直颇有名气,甚至和罗马教廷也关系友善。伽利略也受到贵族资助,和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很多学者保持通信。

“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本身就是西方近代超越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关键之处。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天才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但是创新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是极其有限的。许多技术创新都被当作“祖传秘诀”被小心守护,不愿意公开,最终难免失传或淘汰。而西方人通过民间出版业的崛起,以及专利制度的完善,逐渐形成了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让学者们公开自己的最新创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共同改进,这就促使了整个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形成。古代的哲学家和炼金家最大的落后之处不在于思想内容,而在于交流方式。

所以我们要提倡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提倡埋头苦干的冷板凳精神,但同时更要提倡开放交流的协同精神。现代科技不再是一个依靠个别人闭门造车就可以取得重大突破的事业,而是一个全人类前赴后继,在开放的空间中竞争和交流的集体事业。

现在,美国等少数国家有陷入孤立主义的危险,但这并不表示科学本身也要退回到前现代的封闭模式。相反,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承接使命的机会,美国人不再倡导合作,那么我们更要倡导开放合作。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所说,我们要“坚持全球视野,加强国际合作,秉持互利共赢理念,为推动科技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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