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还是发表在界面上（转载请与界面联系），但不是约稿，是我随手写完投给他们的，反馈是质量比前两篇差了，这可能是我这篇的写作过于散漫的关系，也可能与我这篇文章面对的问题更加纠结，观点也更加中庸的关系。不过他们还是把文章发了，但改动非常大，题目变了（科技进步真的可以剪裁人类的价值偏好吗？），贺建奎的主题也去掉了了（别问为什么，问就是中国特色），我又给生搬硬套加入了无痛分娩作为“由头”。内容也裁剪很多。我这里贴原文：
保守的伦理总是滞后于技术的发展
贺建奎通过基因编辑造出了天生免疫艾滋病的女孩，遭到了全面抨击。但同时，也有许多人开始畅想未来，认为即便现在还不够成熟，在不久的将来，基因编辑技术必定能帮助人们生育更好的宝宝。
基因编辑不仅可能预先排除许多遗传病，甚至有可能让宝宝更漂亮、更聪明。可以想象，这种技术一定会受到相当一部分家长的欢迎。甚至说，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伦理地位可能将会反转过来：现在是多数人谴责个别为子女做基因编辑的人，而到未来，如果某对父母在生育前竟然不做基因编辑，反而要遭千夫所指了。
在当下和假定的未来这两种情形中，指责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让一个不受控制的、不安全的、充满意外的婴儿降生，是不负责任的。就今天而言，基因编辑后的婴儿有更多的意外性，但可以想象，到未来某一时刻，未经基因编辑而自然诞生的婴儿，才显得更不受控制、更不安全。现在我们谴责贺建奎的许多理由，总有一天反过来会用来谴责自然生育者。
当然，其实现在的所谓自然生育，也早已蕴含了无数技术，如果一个当代母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不做孕检产检，不科学饮食，在家请稳婆接生，遇到早产或先天性疾病的婴儿也不去医院救助……如此的话，我们很可能认为她是不负责任的。对古人而言完全正常的生育准备，在现代人眼中是远远不够的。相反，在现代人看来无比正常的辅助技术，比如剖腹产，在古人眼中也许是离经叛道的。
如此想来，在今天人们看来还令人惊异或引起抵触的基因技术，在不久的将来会否像剖腹产那样稀疏平常呢？大有可能。我们不仅难以阻挡技术的飞速发展，也难以阻挡思想观念、伦理文化方面的变迁。从历史上看，往往是伦理在适应技术的发展，而不是技术来适应伦理的约束。一门新技术挑战了旧有的伦理怎么办呢？很简单，打破旧伦理，建立一套适应于新技术的新伦理就好了……
即便滞后，也不能丢弃
说到这里，似乎有一些悲凉。难道说对伦理的思考和关切，到头来都是白搭的吗？既然伦理总会变迁，我们还有必要在乎它吗？顺应技术的要求不就完了？
并非如此。虽然我们知道伦理总会变迁，但它究竟会如何变化，仍和我们的思考与选择有关。比如说，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思想也总会历经变化，同一个人18岁和80岁的时候，观念和德性往往大相径庭。但即便如此，难道18岁的年轻人就可以毫无立场，随波逐流，浑浑噩噩过日子吗？
其实伦理的发展与科学或技术的发展类似，都没有什么凭空降临的变革，对传统的坚持与对传统的颠覆总是同时进行着的。科学家要是没有任何保守立场，一味否定旧有的权威，就只会是一无所成的民科；发明家要是不愿沿用任何既有的定式，不断地重新发明轮子，一样也不会有什么成就。
技术注定要发展，而伦理势必会随着时代而变迁，这是我们的命运。但这不能构成我们放弃伦理的理由——这种放弃的立场就好比在说：既然你总有一死，何不现在去死？
伦理学本身就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在人终有一死的命运下积极求索，二是在不及与过度之间把握合适的尺度。因此，技术发展的必然性不可能取消伦理学，在技术面前，伦理学的使命就是在抗拒与拥抱之间寻求恰当的分寸，既不让伦理学过分保守，一味抵触时代的变迁，又不能让伦理学过分散漫，一味拥抱技术的变革。
滞后的伦理不总是抵触新技术，人们歌颂新技术多么“好”时，依据的同样可能是过时的伦理学
注意到，我说过分保守的伦理学抵触时代的变迁，但不一定总是抵触新技术。相反，一些无条件向新技术投降的人，恰恰坚持着某种过于保守的伦理学。
伦理学追问“什么是善”，也就是说，要去反思“好与坏”的衡量。持有某种固执的伦理观念，不仅表现于一味认定技术为坏的时候，同样也表现于无条件认定技术为“好”的时候。当新技术的鼓吹者们强调技术将为人类带来好处，技术将让生育变得更好时，他们关于“好”的观念，没准恰恰是过时的。
在某些人看来，先天免疫艾滋病被当作更好的事，这种观念在人们对艾滋病完全束手无策的时代也许是对的，但现今的技术条件下，控制艾滋病的传染性，完成母婴阻断，避免小孩感染艾滋病早已不难做到。在这种技术环境下，再费力不讨好地去进行先天改造，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那么，当我们试图利用新技术让人们或后代们变得更聪明、更美丽、更健康时，我们采取的衡量标准又是哪里来的呢？何谓聪明？何谓美丽？何谓健康？这些标尺与伦理学本身一样，也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着的。
价值标尺的历史性与多样性
有人可能会说：总有一些肯定正确的标尺吧？比如说，去除遗传病，总是更加健康吧？但此事也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遗传病”在进化论视野下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东西。如果某种遗传病总是坏事，那么携带这一基因的人群的生存能力必然更差嘛，因此在漫长的进化史中，经历着所谓“优胜劣汰”，早就应该被淘汰没了才对。那么如果一种病症能够相对稳定地一代代遗传下去，那么它事实上理应有某种特殊的生存优势。
的确如此，科学家逐渐找到与一些遗传病相伴随的生存优势，比如带有镰状细胞贫血症基因的人群，更容易抵御疟疾，因而在疟疾高发的地区有其生存优势。优胜劣汰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优”的标准，适者总是相对于环境而言的，而环境本身总是多样的和变化的。在一个地域和一个时期的优势，到了另一个地域或另一个时代可能就变成了劣势。
另外，许多时候，天才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许多天才所具有的天赋，在另一些人身上未必是什么好事。偏执能让人疯癫，也能让人专注。那么比如说，有一种基因特性让人有10%的可能性变成疯子，那它是一个劣势的基因吗？但如果拥有这个基因的人，同时还有0.1%可能性变成爱因斯坦呢？
聪明、美丽之类的衡量，时代性就更为显著了。善于编程的人在今天是聪明的，但在古代却无用武之地。博闻强记、倒背如流在古代无疑是聪明人，但在随手就可以用搜索引擎来检索信息的今天，就没那么了不起了。
警惕技术对多样性的敉平
因此，当我们说某一技术能带来某一好处时，我们还需额外注意，我们会不会因此把某种本来大有局限的尺度，揠拔到了过高的地步？我们会不会压制了多样性的生长空间，而让单一的尺度过度膨胀？
因为每一项新技术，往往都绑定了某一套特定的评判标准，而当这一新技术席卷世界的时候，同时也就把某一种价值尺度扩张到极致。
比如说，整容技术理论上能够让人脸千变万化，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个全民整容的国度，人脸却是变得越来越单一而不是越来越多样。
那么在基因技术的未来，我们有信心逆转这一趋势吗？当我们有了极端精密的技术，能够从出生起就定制一个人的各种属性时，人们会变得更趋同还是更多样呢？比如说，在特定环境中有好处的遗传病基因自然会被清除，会造就爱因斯坦但同时会增加疯癫几率的基因也不得不被负责任的父母预先清除。
正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总是超前于伦理学的发展，因此当某些价值尺度被新技术裹挟着流行世间时，人们甚至对此毫无所觉，新技术的鼓吹者们自以为摆脱了过时伦理学的牵制，却想不到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才是裹足不前。
与新技术捆绑在一起而得到促进的单一尺度也许适合此时此地的价值或审美，但多样性和偶然性的丧失却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适应力和想象力。伦理学应当为变化中的未来敞开胸怀，不只限于敞开胸怀去迎接新技术，也应当努力为价值的多元性留出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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