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生姚禹最近在讨论班做了报告，讨论了从现象学角度对普特南“缸中之脑”思想实验的重构。题目是他自己选的，我感觉可以做，但对他实际做出来的东西我很不满意。我的批评就不在这里复述了，我在这里简单记一下我对“缸中之脑”的理解。
首先普特南之所以提“缸中之脑”这个思想实验，绝对不是为了重新提出一套“外部世界怀疑论”，在怀疑论的意义上，缸中之脑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我认为康德的“物自身”就足以回应一般意义上的怀疑论，而极端意义上的怀疑论则压根不可能回应，无需理睬。
普特南提出缸中之脑，其实是试图给出一套“反证法”，用极端化的情形揭示出分析哲学传统的指称理论的矛盾，进而反驳传统的“外在实在论”，佐证普特南自己的“内在实在论”。
所以我说，对“缸中之脑”实验进行现象学的重审可能是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决不能落到重提怀疑论的层面上，这样的话相比普特南都是倒退，更无颜以现象学自居。“缸中之脑”作为一个极端化的情形，应该是要把某种理论或某种态度的悖谬之处无限放大，从而驳斥这种立场，这才是有意义的思考方式。如果一个极端化的思想实验并不能揭示任何一般情形下就存在的问题，那么这种思考更像是古希腊的智者、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当代的（部分）分析哲学，走向了诡辩家而非哲学家。
缸中之脑是极端化的情形，它只是点明了那些在非极端化情形下就已经暴露的问题，普特南其实已经明确表明了非极端情形，比如说：一个从未见过树的人能否用“树”这个词指称树？进而，如果所有人都从未见过树，树这个词能有指称吗？如果所有人从未见过树但都以为自己见过树，又如何呢？……
我来重构的话，可以立刻给出一个缸中之脑的“去极端化”版本：AR眼镜——假设一个人从小到大一直戴着一个AR眼镜看世界，从未“直接”用肉眼看过世界，那么他对世界所形成的知识有何不同？
我在私下与姚禹交流时，曾提过“VR之蛋”的概念，其实是随便说的，被他郑重拿来改写成“茧中之身”进行报告。其实我提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反驳他最初的思路：试图用身体现象学来整个“取消”缸中之脑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轻率的，而且也是建立在对身体现象学的误解之上。如果说所谓身体现象学就是说“大脑与身体不能分离”，那么我们不让他们分离又如何呢？只要设定疯狂科学家不是把虚假的感觉直接传给神经元，而是设定连大脑带身体一股脑塞进去的VR蛋壳，在这里头营造虚假的世界，效果难道不是和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是一样的吗？
AR眼镜就是VR蛋壳的弱化版本。试想一个人从小就带着AR眼镜看世界，但这个眼镜做得轻薄贴身，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带着眼镜看世界的。那么他（如张三）指着太阳说“日”，和其他人（如李四）指着太阳说“日”，说的是一个东西吗？
在普特南转述的传统指称理论的立场下，这两个日不是同一个日。但这是一个“上帝视角”的判断，而在张三的视角下，李四说得日就是自己指的日，在李四视角下亦然。再比如说假设AR眼镜把所有的红和蓝颠倒了，张三看到别人说的“红色”时其实感觉到的是“蓝色”等等。
这个思想实验的关键在于，这种区分只有在一个上帝视角或一个超越的视角（比如摘下眼镜的张三，又或者为张三戴上眼镜的疯狂科学家）下来谈论才是有意义的，在所有人都不具有超越的视角的情况下，这些区分并没有意义。考虑到普特南逐步走向实用主义，就更容易理解他的立场了。
现象学是怎样的立场呢？当然，现象学家也将承认张三的“日”和李四的“日”，“指的是”同一个日，因为那“一个”本身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并不存在一个上帝视角意义上的“一个太阳”，然后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去观看他和言说他。客观性是主体间性的产物，而不是先于任何主体预先摆在那里的。把任何事物看作“一个XX”，是需要“沉淀”的，沉淀的过程包括技术环境和与他人的交往在内。
现象学家并不认为我们看到的首先是零碎的“感觉材料”，我们看到的是事物的“侧显”，无论是透过肉眼看还是透过望远镜看还是透过AR眼镜看，看到的都是事物的经过某种压缩或删减的“一部分”，但透过这“一部分”我们看到的就是该事物。我们就是说“我看到了太阳”，而并不是说：“我看到了太阳的半边的表面”；类似地，我们也不是说“我看到了太阳光在镜片上折射的产物”，也不是说“我看到了镜片上通过电子信号激发而显示的形如太阳的显像”。只有在什么时候我们通过某一媒介看到的是“形如太阳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太阳”呢？恰恰在相应的“沉淀”尚未完成之际，比如说，对相关技术的学习尚未完成之际，或者说在与他人沟通遭遇障碍之际。
现象学认为，我们的意识或知觉是可以通达事物的，但这个“通达”从来就不是直截了当的，“通达”是有阻滞，有结构，有厚度的。在这个意义上，AR镜片的“阻挡”，和肉眼看太阳所遭遇的“阻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总是必须通过某些媒介性的东西，如技术器物、身体技艺、知识储备、语言习惯等等，才能与事物打交道。肉眼看到的太阳就一定比滤光镜中看到的太阳“更太阳”或“更不太阳”吗？透过电子仪器所看到的，和眯着眼看到的一样，都只是太阳的一种“侧显”，是太阳的一种特定的呈现形式，但我们就此谈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这同一个太阳之所以同一，并不是因为先行就有一个太阳摆在那里等待我们去看，而是因为先行的通过历史性的沉淀，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与磨合，在主体间形成了这种一致性。
那么如果疯狂的科学家在AR镜片上动了手脚，让张三看到的是“虚假的”太阳呢？（比如太阳上长了角）事实上，根本不需要疯狂的科学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同人关于某些事物有非常不同的经验印象，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古代希腊人从来没有在太阳上看出黑点，而古代中国人非但能看到太阳上有黑点，还能看到星星上长了角。这就是由于双方在天文学理论和观星技术等方面的沉淀不同，而造成了分歧。这种分歧不只是理论上的，也渗透在观察经验之内。经过文化的融合、思想的碰撞，人们就许多事情逐渐达成了共识，但又逐渐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歧，这并不奇怪。张三和李四如果对太阳产生分歧，那么他们可以通过交流来澄清（当然很可能达不成共识）。但如果张三和李四压根没有分歧，那么他们谈论的当然就是同一个太阳。甚至，在张三和李四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讨论同一个太阳，因为没有同一，怎么谈论分歧呢？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张三和李四都不可能谈论那个作为“物自身”的“太阳本身”，如果他们确实在讨论“太阳本身”，那么这个符号更像是象棋中的“马”，只是在一种特定的精心设定的语言游戏内部有其意义，而在其它语言游戏中并无意义。
其实就结论来看，现象学和普特南是相近的，都是反对上帝视角，都在某种意义上持有一种介于独断论和怀疑论之间的态度，甚至都在某种意义上接受一种类似实用主义的态度（比如说概念的意义在于使用）。但他们的论证思路大不一样。普特南深陷分析哲学的语境，因此想要拔出来是极度艰难的。他试图跳出上帝视角，但并没有跳出对符号抽象的先行设定。现象学同样要破除上帝视角，超越“自然态度”，但应该走得更深入，更彻底一些。
如果说“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只关涉到“语词”与“物自身”的关系，那么也还是有点无聊，“缸中之脑”除了是AR眼镜的极端化之外，也可以说是任何技术“代具”的极端化。涉及到的是“身体“的“可替换性”或“可扩展性”上面。
从这个角度说，“缸中之脑”思想实验恰好可以用来反驳一种狭隘化的身体现象学理解，把现实的解剖学身体看作是某种不可替换的东西。现象学的基本特色就是“反现成化”的思维方式，现象学讲的时间，首先不是由钟表记录的客观时间，现象学讲的空间，首先不是由笛卡尔坐标系规定的绝对空间；现象学讲的身体，首先也不应该是生物学、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这个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无疑具有“可替换性”，现象学无法否定解剖学身体的可替换性，相反，现象学倒是认为，这种身体的替换不需要诉诸未来的高科技才能发生，而是在人类使用技术（人的延伸、代具）的时候，就已然发生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缸中之脑”“去极端化”，首先就得到了人机一体的“赛博格”，再退缩回来，就得到了“义肢”、“假体”，再退回来，就是身体之延伸的“代具”，即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但这种极端化似乎不能一蹴而就，一般情况下，身体之“替换”或“延伸”，是需要学习的，所谓的“身体图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学习和训练中变换和重构。如此看来，“缸中之脑”这一过于极限化的思想实验未必适合用来做身体现象学的演习，我们倒不如还是以AR、VR为例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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