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届清华科史哲论坛评论

第2届清华科史哲论坛于2017年12月10日举行，这一届论坛规格比第一届小一些，但标志着进入常态化，每年哪怕只是以吴门弟子为主做一次总结报告会，也是不错的。

会后吴老师要我写篇综述，但我第一天备课第二天上课第三天感冒，现在仍然在感冒状态。拖了大半个礼拜。今天吴老师自己贴出了会议纪要，不知道还要不要我写了，但我还是简单记一些评论吧。

会议流程参见吴老师的纪要，我这里相当于加一些评论。

第一个报告是吴国盛老师讲“希腊天文学的起源”，据说这次报告大致按年代顺序排列，所以吴老师恰好排到第一个。

当然这种顺序其实也并非偶然，吴老师之所以转向西方科学思想史，出发点就是对希腊思想史的考察，我们之后这些追随吴老师的学生，也都是从言必称希腊听起的，吴老师占据希腊之起点也是应有之义。

吴老师这篇报告的内容方面，有许多对希腊天文学和宇宙论的常识性介绍（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已饱受西方科学史熏陶的学生而言是常识，对一般听众未必），我不赘述。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吴老师引用韦尔南的观点，“提出希腊人对圆的几何偏爱来源于希腊人的城邦政治生活”。他提到希腊人关于圆形宇宙的偏爱和“无支配”的城邦政治理念有关，政治理想和宇宙学理想互相影响。这种把希腊政治哲学与自然哲学联系起来的视角是重要的，少了一边就很难理解另一边。但更具体的一些说法，我感觉还是有些可疑，比如从重装步兵经常围成圆圈听中间的人说话这种习俗出发，得出关于平等与圆形的偏爱，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当然，“天圆”的认识并非独特，更关键的是“天球—地球”这两球模型是希腊人的独特认识，天不是一个半球，地也同样是球体。重装步兵固然有圆形商谈的传统，但也有列成方阵的传统，从这种意义上从对圆形的偏爱，得到“天圆地方”的认识也是说得通的。

第二个报告是蒋澈的“普林尼《自然志》诸版本源流与评述”，蒋澈师弟刚刚在北大完成了博士学业，来到清华科学史系做博士后。蒋澈的特点是“万能”，真的是博学全能，拉丁语俄罗斯语日语各种语言精通，遇到花花草草要想辨认或者遇到电脑故障之类的都可以找他。但他的一个缺点或特点是过于低调谦虚，有时就显得锐气不足。其实这篇报告，蒋澈向整个中国研究西方科学史领域的学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批评：不通文献学，就做不好科学史。

就古代科学史而言，特别是就印刷术之前的抄本时代而言，文献学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几乎没有一本书，是从古希腊起原封不动保存至今的。几乎所有的传世文本，都是历经多次抄写流传下来的。而每一个抄本几乎都是不完全相同的，抄错的，抄漏的，佚失的，重构的。今天流行的文献都是数百年来无数学者整理、考订的产物。但这些考订并没有标准答案，判断哪个版本更加权威，取决于文献学上的扎实研究，也影响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蒋澈举了老普林尼《自然志》一书为例，说明了文献学工作为何对于理解文本内容而言也是必要的（例如对“普全教育”/“百科全书”概念的理解），也梳理了英、德、法、日、俄等各国学者的文献学工作。

文献学家们的辛勤工作以及蒋澈的工作都是值得我辈学习的，当然落实起来需要分情况讨论。首先文献学的意义在抄本时代毋庸置疑，但在印刷术之后的时代，讨论某些知名作品时，就未必那么重要。其次现代学术界日益专业化，文献学作为一门专业领域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些人成为文献专家，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文献专家。

在对蒋澈的要求打完折之后，我的看法是：首先，最起码的是，每位学者都必须有文献学的意识，不能随便拿一本当代出版物就认为标准，而应该尽可能寻找最权威、最可信的版本，同时对版本差异有所自觉；其次，我们应当向西方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史学科已经存在的文献学传统学习。但这种学习，是否意味着在科学史学科内部增设一个专门的文献学专业领域，甚至在学科建制上予以保证，这方面我持有保留意见。比如外语能力更是研究西方科学史最起码的能力，但并不是说科学史系地下还要设立拉丁语专业，希腊语拉丁语专业自然还是该设在外语系，正如哲学史、神学史等专业自然也该设在哲学系，尽管哲学史和神学史对于理解西方古代科学史而言也是必要的基础……那么文献学专业自然还是该设在历史系而不是科学史系，关键是加强与国外同行和兄弟院系之间的交流；最后，虽然科学史家未必需要亲自建立文献学专业，但是开设自己的文献学课程却是必要的，比如科学史系虽不开拉丁语专业，但专门针对科学史文献的学术拉丁语的课程可以并应当由科学史系内部开设，我也期待以蒋澈为代表的新生代科学史家，能够在清华科学史系开设起独特的文献学课程，指导出专长于文献学的博士。

第三个报告是中科院大学袁江洋教授的“化学史上的两种思维模式：元素论化学与原子论化学”，他主张近代化学的真正起源不应该是传统上普遍认可的持元素论的拉瓦锡，而是持原子论的道尔顿。（这段总结摘自吴老师，以下类似提要部分也会摘自吴老师）

我们比较熟悉“思想史”纲领在天文学和物理学等领域的应用，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也好，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也好，其实都是谈的“思维模式”的分别及其变迁。那么化学史方面又如何呢？袁老师提出的元素论与原子论两种思维模式的对立与变迁，就是对化学思想史的挖掘。拉瓦锡虽然提出重要的氧化学说，但其意义并不能简单地从今天我们熟悉的“氧化还原理论”来理解，今天我们心目中的氧化还原学说其实已经带上了原子论的烙印。拉瓦锡虽然反对燃素，但他与坚持燃素的普利斯特列同属于一个传统，拉瓦锡没有反掉燃素说背后那个更基本的思维方式（元素论），所以说拉瓦锡的革命性是要打折扣的。反倒是波义耳的地位又需要重审，他不属于元素论传统，他的机械论、微粒论思路似乎与后来的道尔顿更接近（但仍有很大不同）。

第四个报告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吕天择的“对欧洲中世纪工业革命论题的考察”。他考察了一些学者关于中世纪工业革命论题的说法，主要是列举了中世纪关于水力、风力的应用，缩绒磨之类在纺织业等各个生产行业中大量运用机械，这些技术成就都显示出中世纪欧洲在技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吕天择辨析认为，我们确实应当重视中世纪的技术发展，但“工业革命”这一提法并不适合。

吕天择的报告与我后面的报告有关，我认为要谈论其它“工业革命”，首先要把18世纪那场正牌的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搞清楚。在结论方面，我同意吕天择反对“中世纪工业革命”的提法，也同意吴老师的评论：即可以谈论中世纪的“技术革命”。

我现场提问了一个关于GDP数据的说明力问题，不过现场因为不能来回讨论所以没问清楚。吕天择提到“从1000年到1500年，人均GDP从400国际元，增长为774元。 同期亚洲从450元增长至572元。……这个结果说明在1500年左右，西欧领先其他地区的程度远远没有近两个世纪以来悬殊”。但我的疑惑是，首先谈论革命应该更多和自己比较而不是和亚洲比较，事实上从400到774，欧洲是接近翻倍，而亚洲只是1.27倍，增量94%和27%相比，是否算得上悬殊呢？还要考虑到古代世界的特点是经济并非持续增长，而经常是在一定限度内上下波动，如果中世纪欧洲已然建立起某种持续增长的趋势，那么这是否称得上革命性的呢？

我同意吕天择的结论，但对其论证方式不大认同，吕天择引用的诸多支持或反对中世纪工业革命的证据，都是一些经济学数据。但一方面对古代史的经济数据的重构本身是一件非常不确定的事情，另一方面即便数据都被认为是可靠的，但永远不能绕过的问题是数据只提供定量的比较，而要从定量的比较中得出定性的结论，始终是可疑的。如果说GDP增长300%叫革命，那增长100%呢？增长50%呢？怎么才算显著增长呢？都是一笔糊涂账。关键在于，“工业革命”意指一种质变，必须涉及某种整体的结构性的颠覆，而这种颠覆性只能通过数据来佐证，却不能直接从数据中推演出来。

第五个报告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高洋的“浅析帕拉塞尔苏斯的经验概念”。他深入文本，细致地梳理了“经验”（experience, experientia）概念在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前后学者们实际使用时的含义，“经验”的概念的现代化，其实是对“知识”或求知活动的理解发生了变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提到“符号”作为“一种获取所有隐藏事物的知识”，这种“魔法知识”的传统正好呼应我们读书会这学期读到的，福柯关于“相似性”认识型的说法，读书会的小伙伴表示听完高洋报告后对《词与物》更有感触了。

第六个报告是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杜海涛的“普罗米修斯、俄耳甫斯、赫尔墨斯——从编史学纲领到认识自然的立场”，他认为这三个神话人物分别对应了关于科学革命的三种编史纲领：机械论、博物学、化学论。张卜天评论说，把俄耳甫斯对应于博物学编史，比较牵强，而化学论也不足以涵盖赫尔墨斯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思潮。【以上也是摘录自吴老师的纪要】

把俄耳甫斯对应于博物学，的确是有些过于浪漫化了，不过杜海涛提到，相关博物学的说法是参考的吴老师。确实吴老师也经常说要用博物学编史纲领重审中国古代科学史的问题，也提到博物学态度能够在科学主义的现代提供某种补充或纠偏。但需要注意的编史问题和重建问题是两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时代重新提倡的博物学，当然可以是理想化、浪漫化的，但是要以博物学为线索理解古代科学史，特别是西方古代科学史，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事实上我和卜天师兄都认为（吴老师也反过来受到我们影响，也这样认同了），“博物学”一词根本不适合用来翻译西方古代的Natural History传统，我们不能把现今关于博物学态度的理想用于理解古代历史。

杜海涛批评了狄博思关于化学论传统的提法，他认为狄博思过于保守，不愿意肯定神秘主义传统的积极意义，因而其化学论纲领是不完整的。但卜天师兄的批评是，杜海涛还是保守了，不如干脆不要谈“化学论”纲领，而谈“神秘学”纲领（这是张卜天上次会议的提法）好了。神秘学纲领是能够涵盖化学论的，而反之不能。我也同意这一说法，事实上我很早就感觉“化学论纲领”这一提法很违和，因为化学论与机械论这两条线索最终汇聚，以机械论吞并一切为终点，恰恰是现代化学彻底摆脱了神秘主义的背景之后，“化学论”的线索就断了，并入机械论的线索了。那就显得很奇怪：现代意义上化学的建立，恰恰是化学论传统的终结。而神秘学传统能够涵盖的范围更广，概念也更一致。当然，缺点也是神秘学的涵盖太广了，与化学论谈的似乎还不是一个层面的事情。

第七个报告是本系副教授张卜天的“从自然志到自然史——时间维度是如何引入的”。

我在好几年前向吴老师叫板，提出西方科学史语境下Natural History不能翻译成“博物学”，引起激烈而持久的争论。我现在对当时的争论越来越得意了，并不是说吴老师被我说服了的问题，而是说这一争论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启发了诸如蒋澈、张卜天他们颇为深入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本身比译名之争更重要。

但研究的过程中还是要涉及到译名问题，张卜天这次的报告首先就从诸多翻译实例中，展示出Natural History翻译成“博物学”是不恰当的。进而，张卜天还注意到Natural History在西方历史中的词义变化，从布丰前后，被注入了时间性的维度，因此他建议根据历史时期，在较早时期一律翻译为“自然志”，而在晚近时期则根据语境可以译为“自然史”。

吴国盛老师评论认为，翻译应该尽量坚持一贯性，可以考察“时间维度是如何引入自然志的”，但不宜改变译名，还是一律译作“自然志”比较好。我也同意术语翻译应该尽可能坚持一贯性，但我始终坚持“自然史”才是最佳的译名。

第八个报告是本系助理教授胡翌霖（我）的“什么是工业革命”。我的报告准备得还比较仓促，论文没完成，主要就是ppt报告，当然我现在算是老油条了，知道有很多人会只贴摘要不发论文，所以也跟着糊弄过去了，但这个习惯其实不太好。我这两周会尽量整理出一篇文章来贴在博客上。

我从时间、地点、人物、事情、为何、何种、好坏等7个角度（7W）追问工业革命的意义。简单来说结论是我认为必须从技术史的维度，才能准确界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止界限。同时，坚持技术史的维度，就不倾向于承认所谓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而可以用复数的、具体的“技术革命”替代之（如电力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互联网革命等）。

现场有老师提议我加入工程史的视角，我表示值得关注。但由于我时间没控制好，没有留下更多讨论时间，非常遗憾。

第九个报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姚大志的“一所法国工程师学校的理念、制度和争论”，介绍了法国综合理工学校的建立。法国综合理工大学是现代理工科院校的典范，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于现代科学的职业化、体制化颇有影响。

第十个报告是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后刘红晋的“达尔文和胡克的中国通信网络”，第十一个报告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嘉义的“科学与政治：冷战前期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我自己讲完报告后精神一松，加上这两篇报告的主题我并不很感兴趣，就没有太认真听，印象中都还是听到了一些新鲜的轶事，但都印象不深，没有记住。

第十二个报告是中科院大学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的“欧洲古典艺术品中的地图隐喻”，汪老播放了大量古代画作让我们欣赏，他按照地图（地球仪）的隐喻意义的不同做了初步的分类（比如象征权力，象征知识等等），但没有更深入的分析。他自己的研究是在中国古典方面，西方艺术品是作为对比去考察的。

第十三个报告是中科院科学史所刘钝研究员的“贡布里希与科史哲”，介绍了著名的艺术史家与艺术评论家贡布里希的另一面：他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思想。贡布里希熟悉库恩、耶茨等科学史名家的工作，与李约瑟、波普尔等也密切交流，在科史哲领域即便算不上专家，也确实称得上资深票友了。他在处理世界史和艺术史的一些问题（比如文艺复兴的意义，达芬奇的角色等等）时涉及到许多关于科技史的洞见。贡布里希的科史哲观点，对于专业的科学史家或科学哲学家看来，也许没多少参考意义，但至少说他的宽阔视野值得我们学习。艺术史家也得懂一点科技史，同样，科学史家也该学一点艺术史，在这方面汪前进老师和刘钝老师做出了表率。

最后的闭幕式环节，中科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袁江洋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鞠实儿教授、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分别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