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vs平等——我是一个右派的社会主义者

上个月发了篇文章谈到两吴聚会的感想，结果招来了一个指责吴彤老师的评论者，在下面交流了若干回合。我倒不是非得给吴彤老师作辩护，毕竟我与他也只有台面上的而没有多少私下的交往，他个人是不是一定无可指摘，我并不敢拍胸脯担保。不过就事论事，只是根据指责者提供的情况来看，我还是忍不住要进行辩护：不只是为吴彤老师，也是为我心目中的研究生导师作某种辩护。

虽然在当时的辩护中并未挑明，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分歧涉及“自由”与“平等”之争：我始终强调的是导师选择学生的自由，至于保障平等的标准化规则，我并不把它看成特别重要的问题。

很早以前我就提到：“平等”取代了“自由”是现代科学与现代民主之困境的共同症结。所谓现代性的许多问题，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平等”的篡权问题。我的这一立场显然不局限于科技问题和教育问题，这毕竟原本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此在这次争论之后我本想写个总结帖，不过最后发现很难把问题局限于研究生教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部分，在那一系列评论中已经充分表达了，而若要再加“总结”，不妨扩大一些打击面吧~

平等与自由之争有时被视作分判左派和右派的标尺。一般而言，我不喜欢站队，但如果非要问我政治倾向如何的话，我也不得不把自己归入右派了。按照“中国政治坐标系（北大未名版）”的测试，我在政治上是明显偏右的（0.9），在文化上则是保守派（-0.6），不过在经济问题上倒是中间偏左（-0.1）（这是我刚才又做了一遍，几年前的结果大约类似，但更中立一些）。这个得分看起来是准确的，尽管我感觉在经济上我可以更左一些——下面我就要说明为何经济上左而政治上右是完全合理的。这篇文章可以视为我关于政治立场的一个定性表态和基本解说。

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忽视穷人的权益，但我并不希望把我的诉求描述为争取“平等”，更恰当的表达可以是追求人们享有“基本的自由”或“起码的生活/教育条件”。在我看来，许多问题就是贫困的问题，而不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的：一个社会如果最穷的人几乎就要饿死，但最富的人也吃不饱饭，那么所有的人都是穷人；而如果一个社会最穷的人也衣食无忧，最富的人则挥金如土，那么所有人都不是穷人——即便后一个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比前一个更大得多，也不存在什么更严重的问题。急需解决的是穷困问题，而不是差距问题。当然，社会差距如果死水一潭，无法流动，那么也成为问题，但是这种问题不是平等的问题，而是流动的问题，抹平差距并不会带来流动。

在我看来，一般所谓的平等问题无非是底线问题，是说有一些人缺乏在共同体中享有足够自由的某些底线条件。按照阿伦特的说法，这是“劳动”或者说克服必然性的问题。为了有可能自由地创作和交往，人们首先必须吃饱饭，必须有一个栖身之地，以至于不再需要成天都面对觅食这样的动物性需求。但是这种起码的条件或底线的权益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许多现代人事实上也都把平等问题看做底线问题，但分歧在于他们看来底线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最高的价值。我们在谈追求真理、自由精神等等概念时，经常会受到如此这般的质问：科学家和艺术家难道不要吃饭？不解决吃饭问题能有什么追求？——当然这一点我很同意，但是他们的言外之意却是，那些保障吃饭的活动才是更有价值的，才是首要的。但我却要说，吃饭是起码的条件，这恰恰意味着吃饭是最无足轻重的需求，或者说，它最好根本不是一种需求，它不是什么更高的或更低的价值，而是它本身正是需要来赋予价值的事情。

比方说空气当然是每个人生活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你如果没有气来呼吸当然什么都做不了，但只有在某些最紧迫的时刻，喘气才会成为我们的首要需求，而在一般情况下，喘气根本不是一种需求。并不会由于“能够喘气”是任何生活的前提，就意味着“喘气”应当是我们最高的人生追求，就应该是我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根本就没有“生命的意义是否在于喘气”的问题，事实上，“喘气”与其说是生命的意义所系，不如说它只不过是这个“生命”本身，追问生命的意义其实也就是追问喘气的意义、吃饭的意义。本质上说，人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和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喘气等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用“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好比“人吃饭是为了喘气”）这样的同意反复来回答意义的追问。

喘气是人之为生物的最起码的条件，觅食是人之为动物最起码的条件，居住是人之为文化人最起码的条件，上学和工作是人之为现代市民的起码的条件……这些起码的条件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有些人会自愿地或被迫地失去某些条件，尽量保障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有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一种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但责任不等于追求，义务不等于意义。在群体生活之中，每个人总是对他人负有各种责任和义务，但如果一个人整个生命就只是为了他人而活的，那么他就只是个不负责任的奴隶，他试图把个人生活的意义寄托在他人身上，但他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只是单纯的让他人活着就好了吗？

整个现代伦理学的困境就在于此，人们把伦理理解为底线伦理，但没有发现底线的问题和意义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促进生命被封为最高的意义，但这一煞有介事的概念其实不过是在作“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这样的同意反复，人们开始争论这一作为最高意义的生命究竟应该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是人类的还是包括动物的，这些复杂精巧的争议掩盖了初始命题的苍白性——现代人绕来绕去，就是无法在生命之外寻找生命的意义。究其根本，“底线的逻辑”要负有很大的责任，现代人混淆了“最低的”和“最高的”，混淆了“起点”与“目的”，导致整个意义的追问陷入了悖谬的泥潭。

“价值”取代了“善（好）”成为了现代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使得伦理学沦为了某种经济学。这不仅仅是从量化的研究方式而言的，也是从学科本身的定位而言的。（正如阿伦特所说）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家计管理”，旨在克服必然性，或者说旨在解决那些保障“起码条件”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内，平等的确要优先于自由，或者说自由的问题甚至还没有开始。因此说我的测试结果在经济问题上是偏左的，特别是涉及基本的社会保障、农产品和住房的补贴等，我都并不支持什么自由竞争，而更倾向于统筹平衡。我也支持“自由市场”，但应当参与自由竞争的主要是那些“作品”，而不是“消费品”（见阿伦特的区分）。

所谓的平等问题真正重要的方面无非是起点的问题，不过即便是起点问题，也未必总是要达成平等（所以说我的经济坐标只是微微偏左）。各人的“起码条件”是有差异的，比如你可能吃两个包子就饱了，而我要吃六个包子才饱，这就并不平等。支持人与人应当平等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说：大家都是“人”，所以要平等。这是没错，但我如果给一个人一块日元，给另一个人一万块美金，大家给的都是“钱”，是不是平等了呢？很显然，此钱不等于彼钱，他们面值不一样，或者币种不一样，因此并不等同。但人和人也不一样啊，那么不一样的人非要得到同样的财富才算平等吗？

如果我们援引的是抽象的“人”，那么也只能推导出抽象的财富或权益，例如每个人都需要起码的食物、住房和其它财富。但这些食物、住房等概念也只能是抽象的。你不能一方面把人与人的具体差异抽象掉，另一方面却要主张财富与财富之间的现实的均等。

具体而言，每个人之得以可能自由生活所必需的“起码条件”是多元和差异的，它与各人的体质、文化和历史背景以及他的追求都有关系。对今天的一个市民而言，电话和上网等条件已经成为生活必需，但在十几年前就并不是。对一个有志于钢琴的人而言，其起码的需求（一台钢琴）就要比一个拉二胡的大得多。但无论如何，这种基本需求都是有限的，为了弹琴的目的，你需要一台钢琴，两台也许更好，三台四台也许也能用上，但你肯定不需要几十台钢琴。无论如何，买钢琴本身并不是目的，弹琴才是目的。但当我们把基本需求换算成金钱时，对需求的衡量就变得困难了——你究竟需要十万，一百万，还是一千万呢？而且金钱的存在方式也最为特殊，任何一种实在的需求都是有限的，它们受制于人的身体的限度——无论我多么爱吃汉堡，我并不需要每天一百个汉堡，无论我多么喜欢弹琴，我并不会每天换几十架钢琴挨个弹。但如果说它们都能换算成钱，那么我就能都照单全收，多多益善，大不了我吃完五个汉堡再卖掉九十个汉堡好了。消费品的意义原本只是在于保障某些生活的基本条件，使得这些超越单纯消费的活动得以可能展开，换言之，它们是追求的前提而不是追求本身。而钱却最可能让人迷失于其中，从最普遍的媒介变成最高的目的，而且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

如果要把“起码条件”的问题转换成“平等权利”的问题，就需要用某种统一的标准来统摄各种因人而异的需求，把包子和房子，把钢琴和二胡统一考虑——于是很自然的方法就是把一切都转换为“钱”，用金钱的数值来衡量。但这样的转换往往就造成了目的的迷失，金钱喧宾夺主，工具的工具现在变成了目的本身。这也是我曾在“数学、教育与机械”一文中提到的问题的一种形式，即实践知识维度的缺失，过程和目的相混同。

马克思批判的异化和货币拜物教也涉及类似的问题，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也正是这样一种自由社会的理想。我之所以仍然支持共产主义，因为在我心目中，共产主义的要害就是自由而非平等——自由职业、按需分配：想做啥做啥，想要啥要啥。这种社会有可能吗？当然，它不太现实，但也并不是特别不可想象。事实上，共产主义所必须的条件确实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或者说消费品的生产极大丰富），而并不特别需要某种特别的道德境界。因为只有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才有可能取消金钱，而只要取消了任何形式的货币，人类的需求（无论他们多么贪婪）就终究是有限的——只要多余的钢琴完全一文不值，你就不会需要十架钢琴，如果你不爱弹琴那么你连一架钢琴都不会去索取，这并不是因为你道德多么高尚，而就是因为你不需要。你也不会羡慕“富裕的邻居”，即便他有一百架钢琴，你也不会希望平等地占有，这并不是因为你特别淡泊高洁，而就是因为没有用的钢琴根本没有价值，就是一堆破铜烂铁……金钱的取消将会消除那些虚假的需求，正是这些虚假的需求导致人的索取可能无限膨胀。只要人们的索取终究是有限的，那么按需分配就总还是有可能的。

当然共产主义无论如何还是过于遥远了，就现在而言，所谓的社会主义，就其反资本主义的意义而言，我也是支持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并不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而是顾名思义，究竟以资本作为核心价值还是以社会关系取而代之。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运用公有化等手段，让社会提个人承担谋取基本生活资料的任务，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由国家分配，因而不再需要资本化，在尚未达到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通过对资本化的限制，使得在基本生活需求的层面削弱金钱的角色。这样一来，尽管人们毕竟仍要为谋取和争夺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忙碌，但这些忙碌由于同资本的积累割断了联系，从而可能被维持在有限的范围内。

当然，由于与资本的积累无关，人们忙于劳动的积极性却也难以得到保证，工业时代的关键问题就是工人不再能够拥有自己生产的产品：农民可以收获自己劳作的产物，因此即便这些产物不能换算成钱，我的劳动也至少得到了成果；但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甚至从不生产一件完整的产品，而只是单纯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键的问题倒并不是工人的工资能不能买得起他所生产的东西，而是无论如何，工人的辛勤劳动要想获取某些成果的话，似乎只能先以金钱的形式支付。也就是说，金钱的喧宾夺主，工具的工具变成为首要的目的，这种情况早已有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所决定了。

在金钱之外如何可能树立另一种目的呢？也许只能诉诸社会关系了。这就是说，工人应当不再是一个出卖中性的劳动力的平均化的螺丝钉，而是一个拥有个性的社会成员，参与某些劳动的同时意味着去担当某些特定的社会角色，劳动是各种社会角色的相应义务，是建立相应社会关系的前提，而出色的劳动甚至直接提供了相应角色的个人荣耀。这样一来，劳动的目的就可以不再是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而是社会关系的构建和经营。如此的社会不会陷入资本主义的意义循环（生产是为了积累资本——积累资本是为了扩大生产，鸡生蛋蛋生鸡，无限的繁殖永无止境），生产是为了维系基本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和生活条件），而基本的社会环境则是为了保障每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从而有条件在“积极生活”中有所追求。

这就是古雴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也许不同于其它版本的社会主义，但如果说我在名义上仍然拥护社会主义并追求共产主义的话，就是在以上的意义上而言的。

先写到这里，接下来我可能还会写一篇关于“王”的文章，还将涉及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