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史哲论坛第82讲：江晓原：我们应该和陌生人说话吗——科学史上关于寻找外星文明的争论
今天下午去听科科论坛，这次人来得不少，教室都坐满了，看来同学们对江老师的报告还是很有期待的。
这次报告前，吴老师和我们提起时，说这次特别要江老师讲点“干货”，以前请江老师讲过几次，都比较“传媒”，或者说都有点水，到北大来应该带点干货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次报告的副标题中“科学史”字样的出现。
结果证明“科学史”也就是一个“字样”罢了，江老师的报告没什么干货，内容和我以前读到的江老师写的东西一样（我刚发现原来他那篇文章就摆上贴科学史的抬头）。无非就是主张人类不应该主动向地外文明发出信号，因为这么做是危险的。
江老师指出，地外文明如果存在，那么可能是什么态度呢？江老师说他们很可能是侵略性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外星文明的样本，因此只能用地球人的特性来作揣测，而按照我们对地球人的理解来说，结果一定是会立即采取征服乃至消灭的行动。江老师提到，宇宙中一个文明发现另一个文明时，立刻把它打垮应该是最理性的。
我当场提出两条质疑，第一，江老师说所谓地球人类的样本也只有一个，我指出所谓的一个，恐怕只是西方文明，乃至于工业时代的西方文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本来就有多样的文明形态，例如古代中国在强盛时遇到其它文明的反应不是去征服，而是去四处炫耀，而即便在资源匮乏的危难境地时，首先也不是去想到其它文明掠夺资源，而是忙于进行内部斗争。掠夺性的、侵略性的，而且始终处于资源匮乏状态的，是工业时代的西方文明，这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小部分。现在江老师拿这种特殊形态的文明作为唯一的例证来揣测地外文明，是否合适？后来吴老师也以更明确的方式重新表达了我的这一质疑。但江老师始终认定这就是唯一的可能性。
第二点，我质疑得更为根本，也就是说，江老师自始自终，在关于文明本性的讨论中，他所倚重的理论资源，只有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三体》中所设想的两条“宇宙社会学”的基本原则：“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二、文明不断增长扩张，但宇宙中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根据这两条原则，江晓原认为文明发展必定要不断扩展，并且迟早面临资源危机，在资源危机状况下为了维护生存，就一定会对外掠夺。
我提出的质疑是，既然你要拿人类作为样本来分析，那么为什么不引用更严肃的学术理论，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自始自终只有一本科幻小说作为理论资源？
江老师的回应是，他请我举出一些可以援引的东西看，我当然没能立刻回应，于是他说既然没有别人搞“宇宙社会学”，那我就只能引刘慈欣了。旁边田松老师也帮忙辩护，提到国外严肃的学者可以引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机器人三定律），刘慈欣当然也能引。
我没说不能引科幻，但是问题在于江老师岂止是引述一下，而是把整个论理根据都建立在刘慈欣身上了！我强调《三体》是一部科幻小说，并不是要贬低他的思想价值，但关键是，作为一部小说，他可以随便这么提一个“宇宙社会学”的原则来，他可以不加分析论证，但是你要引用小说里的原则来帮自己论证，没有更多的学术背景怎么行？我不知道刘慈欣本人是否当真把这几条原则当作扎扎实实的理论教条，我想他可能都没有江老师那么认真。无论是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还是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写在小说里时，自然是一种简化的、夸张的、卡通式的形象。学者当然可以拿来进一步阐发完善，但是岂有现成地拿来作为论证中心的？
另外，刘慈欣的宇宙社会学是什么呢？他无非说的是，文明总要生存，文明总要扩张，而资源总是有限。这几条规则，且不论对错是非，首先都并不必定与外星人有关。本来在地球上，各个大小文明之间的生存和交流历史中，就存在这这样的问题。生存、扩张、资源和探索、交流、掠夺、征服等等，都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中存在的问题——一个文明应当如何与另一个陌生的文明打交道？一个文明可能如何应对资源的危机？我没有看出为什么这些问题一定要放到“宇宙社会学”里头来探讨。江老师口口声声也在说，我们没有外星文明的样本，所以只能研究地球文明来进行揣测。然而问题在于，你非得引用一套“宇宙社会学”才能来研究地球文明吗？
我当然举不出哪个严肃的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谈论“宇宙社会学”的例子，他们当然都不关心地外文明，这是因为我们的课题本身并不需要关心地外文明。社会学家没有研究人类的竞争性、侵略性和猜疑性的文献吗？历史学家没有阐释人类文明的兴衰与交流史的文献吗？我感觉我根本不需要来列举什么例子。关键在于，江老师口口声声说要用对人类文明的理解来揣测宇宙文明，但实际上只是用了一个科幻的“宇宙社会学”来理解人类文明。
由于提问者踊跃，我没有得到进一步追问的机会，不过吴老师在总结发言中也把我想说的话更尖锐地提出来了：江老师欠缺的是关于“文明”的理解。
事实上，如果江老师的“宇宙社会学”成立的话，那么整个西方文明的侵略扩张行为都将得到辩护——他们出于理性不得不见一个灭一个，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问题在于他们对其它文明的剿灭不够彻底和干脆。
江老师版的宇宙社会学形似一套简化版的霍布斯理论，然而其理论深度也难以企及。江老师自始自终没有对“文明”何以成为“文明”进行反思。事实上，宇宙社会学的法则也可以用在——或者说首先是用在个人或家族上面的。一家人总要生存，总要繁衍扩张，然后资源又总是有限。所以说当一家人遇到另一家人，当一族人遇到另一族人时，就已然出现了这一问题——争斗还是交流？征服还是贸易？“文明”的存在恰恰意味着这一事实，那就是说人类并没有互相厮杀到底，而是在冲突的张力下结成了交流的体系。
或许说这些交流的形成都是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达成的，而资源匮乏时就会优先展开掠夺了。但是一方面，在资源匮乏时所有的文明形态都一定会采取对外侵略的方式来缓解吗？事实上，即便是西方文明最具扩张性的时期，优先的行动仍然是设法开展贸易，而不是抢先攻击。例如用最廉价的玻璃球就可以在非洲换到大量的黄金，他们为何要大开杀戒？如果地球人真的拥有外星人所需求的资源的话，一味地攻击掠夺即便不会两败俱伤，也可能会破坏掉地球上的资源，从人类文明的交流史来看，杀戮毕竟不是主流，贸易同样能提供资源的缓解。
但是物质守恒，贸易也只能缓解一时之需，迟早地球的资源要被外星人剥削至尽？但如果理性的外星人也早就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不在出发之前就干掉自己的同胞？因为所有的他人最终都是要与你争夺资源的。
不过宇宙社会学有一条独特之处，那就是江老师提到的光速的限制，因为外星肯定离地球极远，互相传递讯息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不可能结成互信的关系。但这种问题在古代的文明交流史中也存在，但结果往往是形成“远交近攻”的关系，遥远的人群虽然难以互信，但也很难引起直接的利益冲突。远水救不了近火，资源的困境总是首先暴露为你和你邻近的人之间的冲突。也许有一些失去家园的外星流亡者会偶尔发现并抵达地球，但这个时候光速限制就取消了，我们可能和实际抵达地球的外星人展开即时的交流，互信关系也可能建立了。
那么，如果说有可能流亡到地球的外星来客很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他们是不是一定要立刻征服我们呢？这就涉及到对“文明”的理解了——即便走投无路，他们也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而不是一群野兽。如果我们只能从地球文明来揣测其它文明的话，我们首先应当把它们设想为一种文明。
首先，地球上的资源显然不是那些外星人必须在一瞬间内消耗完毕的东西，如果地球的资源只够他们延续一瞬间的生存，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千里迢迢非得赶过来？于是，如果说他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慢慢获取地球的资源，那么他们有两种选择，第一是立刻发动攻击，征服地球，把地球人赶尽杀绝然后慢慢重建和发展他们的基地；第二是接受地球人类向瞻仰上帝那样的膜拜，和地球人建立持久的关系，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奉上相应的资源。作为一种“文明”，他们会如何选择？一个“文明”除了单纯的饥饿之外，总有其自尊、骄傲、荣誉、虚荣、礼仪、伦理等等。也只有现代工业文明下的某一种特定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会将生存作为唯一的价值。仅仅为了多一点点生存资源（而且并不是在生死关头）考虑，就会放弃掉一切其它的意义维度吗？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伦理学会这么认为。我们不需要引用佛家舍身取义这样的极端的道德高尚的范例，道德低下的人同样会为了精神上的享受或而宁可少活几年（例如烟酒、吸毒），会为了一时的虚荣而目光短浅。不必把超越单纯的生命延续之外的意义的衡量看作一件多么惊奇，多么高不可攀的事情，事实上，人之为人，文明之为文明，其最基本的特色就在于超越性的维度。仅仅以“他们迟早要来和我们抢资源”这样的理由，就迫不及待地先要下手打击他们，这样的举动反而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即便是西方文明最富侵略性的时代，进入其它文明的主要仍是商人、探险家和传教士。为什么我们应当相信在一个比西方文明发达得多的外星文明，向外派遣的不是商人或传教士，而一定是征服者呢？
江老师提到一个例子，说即便你知道大多数的邻居不会怀揣恶意，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恶意的可能存在，你就要锁起自家的门。于是，只要有可能有征服倾向的外星人存在，那就必须小心防备。这听起来是有点道理。不过一方面，家家户户都理所当然地需要锁门，这本身在人类文明时中就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即便在现在，现代化、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仍然是不会锁门的。另一方面，锁门是一回事，交流则是另一回事。人们之所以需要锁门，往往是因为自己正在外面与他人交流着。人们即便知道个人信息的泄露总会增加被他人恶意利用的可能性，但人们仍然会希望向外公开自己。锁门一事并不与人们外出沟通相矛盾，但是如果说让一个人选择：要么把自己关在家中，断绝对外交流的可能性；要么则开放交流，但面临失窃的危险，我想更多的人仍然会选择后者。人类的交流活动本身就是带有风险的，多结识一个陌生人，就会多一些风险，即便可以即时沟通，我们也并不能信任每一个陌生人，我们明知每一个陌生人都有一定可能是人面兽心，可能对你抱有恶意的企图，但我们还是希望和陌生人交流。这才是人类，才是文明。如果说江老师非要解释说人类只是因为必须要维持生存才不得不冒险互相交流，那么我也无话可说了。
也许你会说，交流的欲望可以在人类内部解决啊，为啥非要找外星人交流呢？但同样的问题是，外星人的资源矛盾也可以现在他们内部解决啊，为啥非要向外部寻求呢？如果说向外发动战争所得到的也是迟早要耗尽的有限能源，那么他们大可以通过自我控制和节省军费开支来缓解。如果按照田松老师的意见，既然知道资源早晚要耗尽，不如停下来不发展科技，过低科技的生活，才更利于延续呢。如果说你确信外星人宁愿加速资源消耗，也非得要不断发展科技和对外扩张，那么你又为何不能相信他们宁愿多一些交流和荣耀，而可以选择少获得一些资源呢？事实上，生存的逻辑和扩张的逻辑未必是融洽的，为了维持更长久和稳定的生存，更好的选择也许是始终都不要扩张，始终严格控制人口和社会规模。那么一个始终以生存，而且是长远的生存作为第一考虑的极其理性的文明，又为何会扩张起来呢？
正如吴老师所说的，外星人是一种现代性的臆想，是在科学主义的思维下唯一可以合法地谈论的超越性的领域，相当于前现代社会中神与鬼的领域。对于我们来说，现代人心目中的外星文明可以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课题，至于直接对外星文明进行探讨，可以是一种趣味的闲谈，但江老师却过于认真了。
“外星人”是现代人的一种自我镜像，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江老师他们所想象的外星人拥有现代性文化的极端特征。只不过那些迫切期盼与外星人交流的人，更多地是向外星人投射了现代人孤独、无助、崇尚技术的特性，而江老师则更多地投射了现代人的扩张性、征服性和以生命为唯一价值而失去其它意义维度的特性。
对江老师的批评，我在三年前就做出了：当时他和刘兵两位竟然把戴蒙德的《崩溃》扯成一部科幻作品。现在的问题也是同样，他老人家无疑是看科幻看得走火入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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