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最具影响，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哲学主张，一是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证伪主义”学说，二是历史哲学——或者说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对波普来说，从科学哲学到政治哲学是“一以贯之”的，科学哲学是波普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的历史哲学观点其实是其证伪主义的延伸和贯彻。不过对于波普的对手们来说，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却是联系远不够密切，甚至曾经是几乎不相往来的两个领域。这使得波普的对手们，尤其是对波普的历史哲学持反对意见的人们，容易陷入被动——他们顶多只是坚持说：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或理论简单地运用到历史学或社会科学中来。但波普的回击是：你们以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但你们了解什么是自然科学方法吗？事实上你们并不了解自然科学，怎么有资格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呢？波普认为，若非接受一种最合理的科学观（也就是他所提倡的证伪主义），那么无论是主张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都是错误的；历史主义“都受到总体论思想的影响，并且它们都源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1]
而许多历史哲学家们确实并不了解科学哲学中的争论，因此他们所能做的至多始终只是站稳自己的立场进行“防御”罢了，难以展开有效的回击。于是，若要扭转立场的被动，向波普的历史哲学发起主动的“进攻”，势必要从科学哲学着手。
波普的科学哲学所受的争议决不少于其历史哲学。首先，决不是相波普所言的那样：是他摧毁了实证主义学派。相反，实证主义者早已对证伪主义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质疑。实证主义的与其说是被波普摧毁的，不如说是从内部瓦解的。在这方面，蒯因——一位整体论者——的影响远远重于波普，而蒯因的整体论与其语言哲学同样将对波普构成打击。不过，笔者更为关注的是来自波普之后——尤其是来自库恩的反驳。巧合的是：库恩所开创的科学哲学新学派，正是被称作为“历史主义”。
库恩的“历史主义”与波普所反对的“历史决定论”是完全不同的。不过，比起波普索描述的历史主义而言，此称号对于库恩却是更为贴切的。“库恩的历史观，与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说库恩是历史主义者。这与历史哲学中的理性历史化是密切相关的。”[2]
作为历史哲学中的一股新思潮，所谓的“历史主义”正是“对希腊历史观和理性主义历史观的反对”[3]，也就是说，历史主义反对在历史背后寻找“通则”、寻求终极的原因或目的。而波普所描述的试图在历史中寻找规律和提出预测的所谓“历史决定论”，恰恰也是历史主义者所反对的。
倒不能怪波普混淆概念，波普本人并没有使用与“历史主义”的德文“Historismus”相对应的英文“historism”而是另拈出“historicism”一词，大概正是为了以示区差别。波普说到：“我一直企图把历史主义描述为一种深思熟虑和联系紧密的哲学。我毫不犹豫地构筑了支持它的论据，而且这些支持性的论据，就我所知，都不是由历史主义者本身提出的。为此，我希望我已经成功地构筑了一种真正有益的进攻的立场。换句话说，我一直试图完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经常被提出，然而却几乎从未具有一种充分展开的形式。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精心审慎地选择这个有些不常见的标签‘历史主义’。通过对它的引进，我希望避免纯粹字句上的咬文嚼字：因为我希望没有人去试图质问这里所讨论的任何论据是否真正地、恰当地活在本质上属于历史主义，或者质问什么是‘历史主义’一词真正的、恰当的或本质的含义。”[4]
也就是说，波普尔所批判的所谓“历史主义”是波普尔自己“构筑”起来的，而他对历史主义好心的“完善”恐怕并不是其它任何一个现实中的历史哲学学派所认同的。然而在波普那里，除了他本人之外的任何历史哲学主张都将陷入历史主义（因为它们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误解了），他将各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放在一起予以批判。这有点像过去流行的将各种丰富多样的流派和主张统统归入“唯心主义”旗下而统一地进行激烈的批驳那样。这种笼而统之的批判法最大的特点是：将使得其对手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其对手的特征根本就是被拼凑甚至设计出来的。如果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采取防御的话，很容易陷入波普尔构筑的陷阱，
另一方面，波普所谈论的“历史”这一概念更是极其狭隘的，当谈到历史没有意义这一主张时，波普认为：“当人们说人类的历史时……，他们的意思以及他们在学校中学到的是政治权力的历史。”[5]在波普看来，所谓的“历史”就是“政治权力史”。于是，波普的历史哲学就同时成了政治哲学了。这种狭隘的理解倒也不能怪罪波普，在撰写历史时过分偏重政治和权力确实是许多历史学家的习惯，这也是现代兴起的许多历史哲学派别都有所反省的。但无论如何，人类的历史是不能仅仅看作政治权力史的，这一视角的局限性会在下文再予提及。
波普所谓的“历史主义”主要指“历史决定论”，例如波普提到：“历史主义方法的中心观点，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观点，似乎是这样的。……恰如能够预测日食一样，预测革命应当是可能的。……”[6]对此一般的回应方式例如：“马克思的主张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或者“历史不一定完全不能预测，可以……”，这些回应或许都很有理，但总是被动的防守，进一步的讨论容易受到波普所构筑的概念和思路的左右。因此，更直接的回应是：不是为了某一个波普所攻击的观点作辩护，而是集中精神考察波普自己的论证。
下面，笔者就从若干个关键词为线索，从科学哲学着手，对波普的历史哲学进行批评。
用“证伪”代替“证实”，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的标准和原则，是波普最有影响的创造之一。这一替换的优越性似乎是很明显的：任何一个全称命题都不可能在逻辑上被完全证实，但只要出现一个反例，便确凿无疑地被证伪了。例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无论考察多少只白天鹅都不能绝对地被证实，然而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是证伪了这一命题。波普以整个地取消归纳方法的方式，解决了休谟以来始终困扰着哲学家们的归纳难题。
然而，正是波普本人也主张的“观察渗透着理论”这一观点，使得证伪主义在逻辑上也远非完美——“如果某一观察陈述O的真业已给定，那么就能推演出在逻辑上推出不会有O的某一理论的假。然而，正是证伪主义者他们自己坚持认为构成科学基础的观察陈述是依赖理论和可错的。因此，T与O之间的冲突并不具有T为假的结果。从T推出与O不一致的预见这一事实中逻辑上得出的结论是：要么T为假，要么O为假。当观察和实验提供与某一定律或理论的预见相冲突的证据时，也许错的是证据，不是定律或理论。……直截了当地说，观察对理论的定论性证伪是不可能做到的。”[7]
另外，所谓的“迪昂-蒯因命题”提示了：导致某种观测的预期的除了理论或假说之外，还有诸如初始条件、辅助假定等等，例如实验时的温度、外界的干扰等等条件的限定。而且这些条件和假定往往是难以穷尽的，在这些条件的最后往往需要列一句“其余情况皆同”的补充。而一旦发现实际的观测与理论的预测不符，出错的不一定是理论本身，更多的情况是某一项实验条件的控制出了错，或者是存在某个未知的干扰因素。于是，实验者永远也不可能有一种合乎逻辑的标准来决定是去继续搜寻未知的干扰因素，还是去否定原有的理论。
波普的回答可能是：只要预测出了错，就可以看作是证伪，我们便可以在错误中学习，从而提出新的假说，发动变革。而波普区分了保守的变革和革命的变革，又在较为保守的变革中，区分了“为此目的的假说”和“辅助性假说”。[8]例如发现天王星的运行与牛顿理论的预测不符时，提出的假说：“存在一颗新行星”，是辅助性的，因为它是“单独地可检验的”。然而，波普所谓的被证伪的东西，其实只是“天王星将如此这般运行”的这一预测而已。然而科学并不是由这样一些个别的断言所组成的，正如波普也充分地了解到的：科学理论的主要部分是一些全称性的命题。人们期待证伪主义能够比证实主义更有效地处理全称命题的问题。波普说科学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想要表达的是诸如“牛顿第一定律是逻辑上证伪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逻辑上可证伪的”等等。而仅仅说关于“天王星将如此这般运行”的预测被否证了，并不能让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有当我们明确错误出在辅助条件而不是基础理论时，我们才知道牛顿定律并没有被这一事件所证伪，反而是变得更加令人信服了。最后，起着决定性的意义的事件恰恰是海王星的发现对“存在一颗新行星”这一假说的“证实”。相似地，对牛顿引力定律的一个真正的反例——水星进动现象，也只有当它成为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证实”时，才真正被确定为对牛顿定律的一个“证伪”。
试想，如果没有在预期的地方发现海王星呢？牛顿定律就被“证伪”了吗？人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提出新假说，例如存在一颗不反光的暗星、有一片星际尘埃遮挡着等等。当然，也可能在某些时候需要求助于暂时不可检验的所谓“为此目的假说”。对于这种假说，波普的态度是颇为矛盾的，他说道：“不要颁布过分严厉的法令反对为此目的的假说：它们最终能够变成可检验的，如同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说也可以发生转变的情况一样。但是一般说来，我们的可检验性的标准警告我们反对为此目的假说。……为此目的的假说，也就是说在当时是不可检验的辅助性假说，几乎能够挽救任何理论免遭任何特殊的反驳。”[9]可见，波普也认识到了其科学标准的暧昧，但他从没有提出有效的改进。
相比更早的实证主义者们，波普是较早倡导重视科学史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提到：“只有理解科学（即科学问题）的人才能理解科学史。只有对科学史（科学问题境况的历史）有一定真正理解的人才能理解科学。”[10]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如果（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得到科学家的严格遵守，那么被公认是科学理论中最佳范例的那些理论，就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早在萌芽状态就会遭到摈弃。可以举任何一个经典科学理论为例，无论是在提出之初或是到了晚些时候，都可以找到在当时被公认的、被认为与这个理论不一致的、以观察为根据的断言。尽管如此，那些理论并没有被摈弃，而它们之没有被抛弃就成了科学的幸运。”[11]
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提出以后的60年间，月球的近地点运动的预测值的始终只有观察值得一半，物理学家们也始终未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或提出合理的假说，但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修改万有引力定律。而直到1750年人们才了解到：只是应用的数学错了，而牛顿理论自始自终是有效的。[12]而当麦克斯韦在1859年第一次发表气体运动理论的详细内容时就在同一篇论文中承认，这个理论被气体比热的测量结果所证伪。[13]哥白尼的日心说在提出之初不仅要面对不能观测到视差等事实的反驳，而且其预测的精确度并不比托勒密的体系更高。它的优势仅仅在于理论的“简洁”罢了。
正如库恩所说，在科学史中，“新理论的早期表述，包括新颖概念的不完善表述，是在对那些表面的一次次证伪不予理睬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和发展起来的。只是经过许多科学家若干世纪的智力劳动和实践活动，在新的物理学体系终于创立之后，新的理论才能够即使在细节上也成功地与观察和实验的结果相吻合。”[14]
波普也了解这些科学史的事实，例如他也提到：“当哥白尼提出他的系统时托勒密系统还没有被驳倒。”[15]还提到捍卫旧理论的必要性：“有限的教条主义对于进步却是必要的。没有顽强捍卫旧理论的严肃地生存斗争，与之竞争的理论就不能表现出它们的气概——即不能表现出它们的解释能力和它们的真理内容。”[16]但他从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库恩在批评波普的证伪标准时，不无讽刺地说到：“卡尔爵士当然不是朴素证伪主义者，他懂得刚刚说过的一切，他从研究生涯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例如，早在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他就写过：‘对一种理论其实永远也提不出最后的反证，我们总是可以说实验结果靠不住，而人们断言实验结果同理论之间存在的不符也只是表面的，将随着我们理解的进步而消失。’这些说法表明了他同我在科学观上更多的一致，但我们的理解却又迥然不同。在我看来这一点是根本的，既是论据，又是根源。但卡尔爵士却认为刚刚相反，这不过是威胁他基本观点完整性的一种实质性的限制。他排除了最后的反证，但又找不到什么来代替，因而他所用的叙述仍然是逻辑的证伪。所以，卡尔爵士尽管并不是朴素证伪主义者，但我以为倒是有理由这样来看他。”[17]
关于科学史实与证伪主义的不合，一些论者以波普的学说并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超越性的，即并不是解说现实的科学发展而是为科学研究提供规范和指导等等来辩解。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如库恩所言：证伪主义并不足以刻画科学的主要特征，波普所回避的某些东西才是科学活动中更不能忽略的部分，这些笔者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讨论。
顺便提到：至少有一些被普遍认为是科学的论断也是不可证伪的，例如“人都会死”。它不可能从逻辑上被证实，但在逻辑上也不可能被证伪——证伪这一命题也就是要发现一个不会死的人，假设真有那么一个不会死的人，例如他活到了一千岁，我们也不能证明他不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死去。有趣的是，波普提到了“凡人都要死”这一论断，并指出这个“公认的规律”已经被反驳了！他说到：这一规律“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一个部分——一切生物经过一个时期之后一定会衰弱、会死亡。虽然这个时期的长度是由生物的本质决定的，但是也因生物的偶然环境而有所变化。这个理论被反驳了，因为发现细菌不一定都会死，分裂繁殖不是死，而且后来认识到虽然看起来一切生物形态都可以用猛烈的手段杀死，但是一般来说，有生命物体并非注定要衰亡的……例如，……癌细胞能够继续活下去。”[18]然而“癌细胞不一定会死”这一“发现”是如何成立的？首先，这一论断也是不可能被证实的，因为即便观察到了某个癌细胞经过1亿次分裂后还没有衰弱的迹象，也并不能证明在1亿亿次分裂后都不会死；那么，说癌细胞不一定会死顶多是一条新的假说罢了，也就是说：用假说来证伪假说？那么这个有资格证伪旧假说的新假说是如何可以确立的呢？不幸的是，即便是作为假说，这一论断也是不够格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就不能被证伪——“癌细胞也都会死”这一论断是不可能被观察证实的。这一例子说明了：即便是波普本人，对于证伪标准的实际应用也是很成问题的。
波普以“可证伪性”作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非科学的标准。科学的理论一定是可能证伪的，而模棱两可的、永远驳不倒的理论不是科学。这一标准是颇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如果仅仅以此为标准，仍是远远不够的。
正如库恩指出的，有些伪科学也会提出可证伪程度很高的预测：例如“占星术经历了几个世纪理智上可驳倒的历史，记录了许多显然失败的预言。”[19]设想一位神秘的教主宣称世界将在2010年11月10日在霎那间灰飞烟灭，这个预言显然是可证伪的；相反，断言世界不会在2010年11月10日灰飞烟灭倒却是不可能证伪的了——要证伪后一个断言，只有当有人观测到那个时刻世界确实整个被毁灭了，然而如果有一个观测者幸存，就说明这个世界并未完全毁灭，因此对这一断言的证伪在原则上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世界毁灭的预言是科学，而世界不会毁灭的断言却是伪科学？这显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问题的关键是，正如笔者已经提到的：科学并非由一条一条的预测堆积成的。波普将其反整体论的立场贯彻始终，在他那里，科学只是由个人从事的、对一条一条的断言进行检验和更新的活动。而在库恩那里，科学是一项人类集体的事业。
波普认为：“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20]而在具体的论述中，波普实际上仍是以一组断言对另一组断言的替换来诠释科学的进步的。不过，即便说科学是从问题到问题的进步，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问题呢？科学家赖以判定哪些是合法的和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哪些又是合理的和值得信服的解答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
库恩注意到，科学家选择问题和解答的偏好并没有一套超越历史的普遍标准，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理论背景下，科学家们的世界观是不同的。库恩用“范式”一词概括了科学家共同体的理论背景、世界观、方法习惯、判断标准等等：“……范式不仅给科学家以地图，也给了他们绘图指南。在学习范式时，科学家同时学到了理论、方法和标准，它们通常是彼此缠结，难分难解的。因此当范式变化时，通常决定问题和解答的正当性的标准，也会发生重大改变。”[21]
波普也注意到了历史中的“问题境况”的影响，他甚至主张“历史的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去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境况。”[22]举例来说，伽利略为何不承认月球影响潮汐的理论呢？波普指出：“伽利略的试探性理论不只是试图说明变化的潮汐，它还试图在一定背景下，并且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说明变化的潮汐。”[23]波普也意识到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比较是困难的，但他认为这种困难是可以也必须被克服的。在“框架的神话”一文中波普批评了库恩为代表的学说，他说道：“框架像语言一样，可能是障碍，但是相异的框架正像一种外国语，并不是绝对的障碍。”[24]
然而对库恩而言，将范式间的对话比作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正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库恩强调的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并不是指它们完全不可以比较。“不可通约”一词原意是指正方形的对角线与其边长的关系，也就是“除不尽”、“没有公约数”的意思，而它们之间的长短显然是可以比较的。用语言间的翻译来比喻不可通约性，关键不在于翻译是否可能或者是否艰难，而是在于强调翻译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一个语言中的兔子可能在另一个语言中是鸭子，一个语言中的一个词的涵义可能在另一个语言中数千字都解释不了。一个语言体系正如一个科学范式那样，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的堆积。在每一个词背后，都会牵扯出世界观、价值观、语言习惯、历史背景等一系列的相关意义来。因此，语言间的翻译不可能有一种机械的、确定的方法，诸如把一些词对应到另一些词。仅仅遵循词汇表和语法的规则是不可能做好翻译工作的，更准确的翻译工作必须建立在对另一套语言体系——包括其背后的文化、历史、世界观——整体的了解才可能完成。也就是说，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翻译或交流并不是基于一个词和一个词、一句话和一句话之间的比较，而是整体与整体之间的交流和转换。对于波普所谓的“理论框架”或库恩所谓的“范式”而言，也是类似，一个理论框架并不是简单地由一条一条的陈述堆积起来的，更不能通过对陈述逐条的修改而完成范式之间的转换。因此范式的革命必将是“整体性”的，而不是“零碎渐进”的。这一点在后文关于“革命”的讨论中还将论及。
除了对科学革命的理解，库恩与波普更重要的分歧在于对“常规科学”的理解。在争论中，波普曾对库恩提醒他注意到“常规科学”的存在表示感谢。然而对“常规科学”的理解，双方却是南辕北辙。波普认为常规科学是保守的、教条的、令人难堪的。而库恩却以常规科学作为科学活动的主要特征，正是在常规科学中，科学才得以与哲学和伪科学相区别。
波普认为科学的主要特征，在库恩看来，则是科学在非常时期的特殊表现，库恩提到：“他（波普）喜欢的例子，结果都是吓人的，具有破坏性的，如拉瓦锡的煅烧实验、1919年的日食考察、新近的愈称守恒实验。这些都是经典性检验，但卡尔爵士用以表明科学活动的特征所在，就会遗漏至关重要之点。这些事例在科学发展中都是罕见的。其发生或者是因为这里早有危机（拉瓦锡实验或李政道和杨振宁实验），或者另有某种理论正与现有研究准则进行竞争（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这些是我所谓的‘非常研究’事业，科学家在这里的确表现出许多卡尔爵士所强调的特点，但这种研究，至少在过去，只是在某一科学专业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才会间歇地出现。”[25]“只有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必须进行选择时，科学家的行动才像是哲学家。”[26]正如查尔默斯所言：“波普尔的方法用来描述爱因斯坦发挥其独创性以及对物理学若干基本原理的挑战而作出巨大进展的史诗般图景非常好，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实：花了两百年在牛顿范式内进行细节性工作，花了一百年在电磁理论内进行细节性工作，才能揭示爱因斯坦得以辨认出并用他的相对论解决的问题。不断批判基本原理是哲学的特征，而不是科学的特征。”[27]
库恩强调的正是这种在确定的范式下进行细节性工作的“常规科学”。常规科学的主要活动并不是批判和争论，而是解决“疑难”或者说“解谜”的活动。在库恩看来，令证伪主义倍感困扰的事实上从未被视作否证的那些与预测不符的反常经验，恰恰界定出了常规科学的主要任务，库恩说到：“……反常经验并不等于否证经验。我甚至怀疑后者的存在。如我在前面已反复强调过的，没有任何理论能解答在一给定时期它所面临的所有谜题；即使已得到的解答也不常是完美的。恰好相反，正是这种理论与资料间吻合程度的不完备和不完美，才界定出许多表征了常规科学的谜题。如果理论与数据间稍有不合即成为抛弃理论的理由，那么所有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该被抛弃。”[28]
任何一套理论都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毫无破绽。在科学发展的任何时期，总存在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科学家们破解。比如说：“天王星的运行为何与预测不符？”、“水星的进动现象如何解释？”、“为什么地球上观测到的来自太阳的中微子只有预计的三分之一？”、“球状闪电是如何形成的？”等等。这些谜题一般是科学家们进行常规研究的“课题”。科学家们以现行理论为解决疑难的“游戏规则”，他们当然会提出“假说”，但那些假说一般都并不否定现行的理论，而是试图如何在现行的理论框架内解释现象。他们会提出诸如“球状闪电形成机制猜想”之类的研究论文，并设计实验来检验。然而，他们的猜想通常只是如何利用现有的力学、电学、化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很少有人会相信为了解释球状闪电现象竟需要改写哪几条物理学定律。而他们所设计的检验也“通常都不是针对现行理论的”“……这只是检验他自己的猜想。如果经不起检验，应受指责的也只是他个人的能力，不是今天的整个科学体系。总之，常规科学尽管不断受到检验，却属于一种特殊的检验，受检验的毕竟只是个别科学家，不是现行理论。”[29]而如果该猜想通过了检验，意味的恰恰是现行理论的成功而不是其失败，其成果是对现行理论的补充、改进或完善，而不是对其的反驳。
只有在某些严重的不一致迟迟不能得到破解，而且人们对现行的范式可能最终解决这些谜题日益失去耐心和信心的时候，才开始有一些人提出打破现行范式的各种主张，科学便进入了“非常时期”，也就是库恩所说的“危机”时期。此时各种新的范式被提出并互相竞争。导致人们放弃旧范式而选择新范式的动机，并不是旧范式被证伪了或者新范式一定在解题能力上强于旧范式，而是因为人们对旧范式的解谜能力失去了信心，而期待和相信新范式在将来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谜题。这便是科学革命的动机，事实上，这与政治革命时的情形很类似，在后文关于“革命”的部分将会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总之，我们看到，波普的科学观是非常理想化的，而且是“私人化”的，忽视了科学的公共性和整体性，因此与真实的科学活动相距甚远。这与波普的反整体论立场有关，笔者将在稍后讨论整体论的话题，不过在此之前，“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还没有讲完。笔者认为，波普不仅没有完整地把握科学活动的特征，对于科学方法的理解也是非常片面的，例如对“实验”与“技术”的理解。
[1]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2]王书明万丹：《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3]同上，第22页
[4]“历史主义（1936）”，见[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7页
[5]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06页
[6]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29页（边码p338）
[7]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37~138页
[8]参考“划界问题（1974）”，见[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9]划界问题（1974）[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10]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11]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12]参考[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4~75页（p81）
[13]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14]同上，第156页
[15]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15页（p246）
[16] [英]卡尔•波普尔：《走向进化的知识论》，李本正范景中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17]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p281-282）
[18]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曾聪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9]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8页（p274）
[20]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p222）
[21]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p109）
[22]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23]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24] [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25]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6页（p271）
[26]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p273）
[27]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83~184页
[28]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p146）
[29]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p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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