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赞

近日来“谣言”一词又成为热点，一场全面的“反谣言”的“战争”眼看正在打响。在此时反省“谣言”之义是最需要不过的事情了。

在微博上看孙海峰转帖了邓文初几年前写的“谣言九论”，拍手大赞（可以在他博客上最早的一些文章中找到，但似乎有几论已被和谐？）。后又读了卡普费雷的《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也颇有所得。自己也随便说上几句吧。

邓文初注意到“谣言”在《辞海》中有两个义项：一、“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二、民间流行的歌谣或谚语。而《辞海》的基础，民国时期编辑的《辞源》中也有两个义项：一、“民间流传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二、“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邓文初指出：

从《辞源》到《辞海》，“谣言”那种“评议时政”的内容消失了，而多出了“捏造的消息”，这“一增一删”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却关乎“谣言“的定性，反映一种悠久制度与传统的中断，反映了制裁谣言之制度与文化的兴起。

在现在的“反谣言”之战中，谣言一词大约只剩下了“捏造的消息”这一个意思了。但这个意思一方面割断了传统，另一方面本身也无法成立。这就好比说把“科学”定义为“正确的命题”那样，虽然说并不是完全不沾边，但显然是一种过于天真的空想。实际的科学活动中，以科学的名义被提出的命题并不总是正确的，但这样一种“好的归科学，坏的归迷信”的定义方式把一切不正确的命题排除在科学的范畴之外，结果是科学永远正确。谣言的情况类似，只不过它被定义为永远错误。当然，你可以干脆把“科学”定义为“正确”，但是，这种定义在实践中一点意义都没有。

谣言并不总是虚假的——这也是卡普费雷一开始就强调的：如果它总是虚假的，那么没有人会把谣言放在心上。正是因为总有一些谣言最终被证实为真，它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武断的定义把那些最终证实为真的传闻排除在谣言之外无助于人们在一开始就规避谣言。因为在这个最终的证实实际发生之前（这个证实有时候根本不会发生），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虚假的信息，除非同时也禁止人们传播“真实的”信息，否则就不能指望人们能够从一开始就拒绝那些有可能虚假的信息。

甚至说，以“未经证实的信息”或“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来界定谣言也是行不通的。关键在于，什么时候才叫做“证实”，什么样的事实才能成为“根据”，这往往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有好几位信赖的亲友都对我说他亲眼看到了某某事情，这难道不是一个有力的证实吗？但这也正是谣言常见的传播方式。一旦我们倾向于相信一个传言，我们日常经验中的许多事情都会变成支持它的“证据”。但这些“证据”究竟要积攒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已经证实的信息”呢？谁说了算？

在一般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说了算”的总是相应的“官方”，一条官方消息，一条“权威消息”，一般能够确立一种信任，给出一条最终的“正确”信息从而中止谣言。比如说人们谣传苹果即将发布更大尺寸的iPhone5，结果苹果公司发布了尺寸不变的iPone4S，之前的种种谣言就立刻中止了，因为苹果公司的“官方消息”显然不容置疑，他说不会很快推出iPone5，那就肯定是不会，所有的搜集和传播谣言的人都在等待着“官方消息”的发布。

但更多的情况下，“谣言”的产生和流传恰恰源于人们对“官方”的不信任，人们觉得“官方”在隐瞒着什么，或者欺骗着什么，于是谣言直接与官方的权威发生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发布一个权威的公告也不会终止谣言，有时候甚至会进一步刺激谣言的滋生。

无论人们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官方”，“谣言”的位置都恰好是“官方消息”的对立面，谣言向官方提出挑战，或者是期盼官方发布消息，或者是质疑官方发布的消息。谣言就是“民间消息”，这种消息所缺乏的不是正确性或真实性，而是“权威性”。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谣言也的确是缺乏“根据”的，这是因为，它在传播中往往是匿名的，我们常常不知道或很难考证谣言的“出处”，谣言不像官方消息那样，有一个确定的源头，自上而下地单向传播。谣言在复数民众中互相传播。甚至可以说，谣言的生成和其传播是一回事，谣言往往就是在传播中生成的。

卡普费雷指出：“谣言是群体在说话”（第24页）——“谣言来源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在谣言传播过程的起点，必须解释的是人群的参加与动员，就算存在着一个始作俑者，谣言的基础也还是在于他人，在于听到谣言并且传播谣言的人身上。”（第25页）。

人们之所以会相信并传播某些谣言，总是因为这新说法与自己某些先行固有的认知相契合。卡普费雷引用了一个实验（第100页）：在办公室中传播咖啡致癌的谣言，结果更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的恰恰是那些平时不怎么喝咖啡的人，而那些平时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更倾向于拒绝这一个可能会打破自己原有习惯的新认知。二战时“美国人对众多‘可疑’的日本海军备战与集结的‘征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日本人会攻打珍珠港。”（第24页）容易想象，末世论的信仰者更倾向于相信末日或灾难的传闻。

也就是说，当一个扰乱人心的谣言出现时，重要的不是急于追查“肇事者”，而是应该反思这一谣言为何得以传播。当人们对“官方”保持信任时，千奇百怪的谣言无非是在期盼一个权威声明，那么一旦做出令人信服的声明，谣言也就不足为虑了。而谣言之所以会令官方难堪，首先是因为官方的信誉已然不保——不是谣言让官方失去权威，而是官方失去权威才让谣言得到市场。其次，并不是谣言让民众产生怀疑和不满，而恰恰是谣言作为民众潜在意见的反映。人们之所以会倾向于不加批判地直接接受某些谣言，正是因为这些谣言对于他们而言本身就是“证实”，而非一个“挑战”——“谣言的力量在于它经常提供一个恰恰证实了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或希望听到的信息。谣言是一个与我们内心想法协调一致的信息。”（第115页）对于一个常喝咖啡的人而言，“咖啡致癌”这一说法构成了一个挑战，如果要接受它，势必要推翻自己，因此他们更会谨慎地推敲和核实这一信息，即便不加核实，也不会乐意去进一步传播这则消息，因为向别人传播它的同时就在做一个自我否定。相反，一个本来就厌恶咖啡的人没什么动力去进行核实，即便他们将信将疑，也更容易把这一事不关己的消息当作一个有趣的谈资进一步散播。

简单地说，如果官方的权威得到广泛的信任，或者人们心目中并没有某种对官方的敌视、对处境的危机感或者某种幸灾乐祸的预期，那么谣言就根本没什么可怕的。而当民众被谣言所惑时，意味着危机早已潜藏，谣言是一种宣泄民意的方式，运用威权单方面地禁止谣言根本无济于事，甚至连“治标不治本”都谈不上。如果不断地有谣言被证实，如果官方的压制手段经常被证明是欲盖弥彰，那么谣言的传播就将进入恶性循环——人们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消息，谣言就越来越有市场，官方越来越多地压制，犯下越来越多的错误，导致信誉崩塌。民众不会牢记九十九条错误的传闻，而只要有一条谣言击中了官方的要害，人们就会念念不忘，谣言的错误不会为官方增分，但每一次欲盖弥彰却一定会让官方的权威性打些折扣。

另外，即便说无稽的谣言确实被有力地反驳了，也仍然未必会给官方加分。卡普费雷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第265页）：在一个实验中安排学生们观看一部连续剧，并在出现麦当劳广告的时候让一个实现安排的同学插话讲述关于麦当劳的谣言：汉堡中掺有蚯蚓。实验分成四组，第一组（只有谣言组）只有这一段插话；第二组（谣言加反驳组）中主持人在学生插话后补充一个令人信服的辟谣：农业部已经检验了麦当劳的汉堡，再说蚯蚓比牛肉还贵，根本不可能；第三组（谣言加分化组）的主持人谈到了他在某法式餐馆吃到好吃的蚯蚓调料的经历；第四组（谣言加重新组合组）的问卷中增加了许多关于被试如何光顾麦当劳的经历的问题。最后统计被试者对麦当劳汉堡的好感程度——结果加入反驳的小组对麦当劳的好感程度与第一组不相上下（甚至更低），而后两组的得分显著偏高。

这个特例的实验当然并不能证明辟谣总是无效的，但至少说明了，民众的情绪并不取决于谣言是否成立。

压制会陷入恶性循环，反驳也未必有效，那么，官方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谣言呢？说难也不难，最基本的一点是，不要把谣言看作一个必须消除的恶行，不去强行与谣言对抗，而是设法引导它，把谣言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传播体系的组建环节。

事实上，这也正是邓文初提到的那个“失落的传统”。在中国古代，“谣言”或者说讽刺时政的民间歌谣，一直都是政治体系中富有建设性的一个环节，所谓“观天意于灾祥，察民情于谣俗”“通过谣言、民谣等了解社会动向与民众意见，通上下之情，这是古代民本政治的主要传统。”（谣言九论）

说到所谓“民本政治”，又想到“孟子”了。无论说孟子是民本还是民主还是民什么，关键在于，对统治者的合法性起决定性意义的是“民悦”，是“民意”，而不是“民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统治者之所谓受命于天，其实是受命于民，而民众之受命正是通过“讴歌”。首先当然是不能闭塞民众的耳目视听，然后看民众的歌谣——看歌谣中歌颂谁、讽刺谁，以衡量施政的得失。

《诗经》之所以能列为六经，并不是因为其文学意义，也不是因为里面的许多爱情诗，关键的意义之一就是因为其中的民谣多以针砭时弊、讽刺官僚为旨趣，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某种意义上，“谣言”代表着“民间知识”、“地方性知识”，具有丰富的内涵。

当然，民间歌谣往往是夸张的、缺乏考据的、情感性的、娱乐性的，这些也是所谓“谣言”饱受诟病的特色，但如果从与官方知识形成互补的角度来看，这些特色恰恰正是“谣言”不可取代的长处了。谣言营造了一种对权威知识怀疑氛围，与齐声的歌颂构成张力，让社会之“乐”不至于死板和松弛。

左派们攻击南方报系，指责这些媒体以夸张的、煽情的方式放大社会不安。当然，如果把这些报纸视作学术杂志来评价，我也会表示不满。然而，如果说让报纸回归“舆论”的本位，直白地说，如果把“传谣”视作新闻人的本职，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邓文初提到：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报纸等新闻业的出现，“风闻言事”制度由媒体继承。以“木铎”为商标的最早中文报纸《申报》（1872年创办）就主张，“在上者征求民间对施政意见之举，原本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事”，新闻是“木铎采诗”传统的延续。

“舆论”的使命并不在于自上而下向民众灌输“真理”，而是在于自下而上地传播民众的“意见”，现代报纸理应与古代的民谣一样，用夸张、情感化、娱乐化的形式表达民众的悦与怨，理应与官方形成必要的张力。不必惧怕谣言，惧怕谣言就是惧怕民意，与谣言为敌就是与民众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