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科学性问题

昨天胜利师兄回来讨论班接受拍砖，结果演变为胜利师兄舌战群儒，从上课到吃饭一直争得不亦乐乎。

毕业之后，胜利师兄的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中医问题，他试图基于梅洛庞蒂现象学为中医的“科学性”正名。胜利师兄把梅洛庞蒂“现象身体”和“对象身体”的区分延伸为“现象科学”与“对象科学”，认为中医的科学性可以在“现象科学”的范畴下得到支持。

关于“现象科学”和“对象科学”，我的批评在庐山会议游记中讲过了。关键是“现象”与“对象”应当是纵向的层次关系，而不是横向的对立关系。现象学家强调的，是过分执迷于对象化的现代科学遗忘了其现象学基础，遗忘了作为科学根源的生活世界。但现象学家并没有直接反对现代科学的具体部分，我们仍然承认现代科学提供的各种精确的对象化的知识是有效的，只是批评它还不够完整，不够整全，割断了其源头活水，因此可能造成一些僭妄和迷茫等等。

但胜利师兄似乎把现象和对象对立起来，好像西方科学只是对象科学，而中医只是现象科学，这是对现象学的误用了。但今天胜利师兄也承认他的现象科学和对象科学也是纵向关系，他也承认西方科学也有其现象科学的维度，而中医“既是又不是”对象科学。

这种“既是又不是”的辩证法固然也有其力量，但使用起来必须尤为谨慎，不然很容易沦为政治教科书那样的空话套话。我们感觉胜利师兄也许还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境地，但似乎有一些危险的苗头，其辩证法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张力反而让人感觉是回避问题。

吴老师的质疑主要针对胜利师兄对“科学”的执着：为什么一定要辩护中医的科学性呢？科学一词牵涉的问题及其繁杂，而且总之都是西方的学术语境。如果要为中医辩护，以中医自身的话语就行了，没必要趟科学划界这个浑水。

胜利师兄明显有些着急，他认为我们都没有理解他的核心关切，不断打断我们的话头，努力解释为什么一定要辩护科学性，认为这是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何辩护和向谁辩护是有关的，我们普遍感觉胜利师兄这篇文章写得有些像政府工作报告，似乎是写给当权者看的——他们要支持中医，确实需要一些旗号和大义。但如果是针对医学界或哲学界，可能就不是这样写法了。

我和东林师兄表示支持胜利师兄探讨科学性问题，我也认同吴老师的说法：这是一个过于麻烦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医的发展确实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亦即科学性的拷问。

简单地以多元主义的名义，用自己的一套话语自圆其说，是不够的，一方面，中医确实遭到现代科学的有力逼迫，不得不做出回应。另一方面，中医本身原本就没有一套足够自洽的话语体系，一个成熟的学科范式并未形成，它自身的发展也迫使它要引入一套理论框架。因此像吴老师所说的那样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是行不通的，第一门关不住，第二门内也没有足够的共同语言。

关于中医收到现代科学的逼迫，我认为关键还不是对象化的生物医学把中医理论中的诸般实体（气、无行、经络……）消解掉了，更大的挑战来自统计学，亦即双盲实验为核心的数据化、标准化要求。

事实上在量子力学之后，“可对象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性的核心要求了，波函数、夸克、弦之类，也都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理论实体，它们的实在性要通过数据分析来获得。对于中医来说，“五脏”是否与解剖学意义上的西医脏器相对应，经络是否能找到承载的物质，气是否可以有形地把握，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商量的——只要中医的理论构造能够在实验数据里找到依托，现代科学就可以承认它们是“实在”的。中医可以回避“科学实在论”的对象化要求，但仍须面对工具主义的效用标准，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可数据化，这些要求更为强硬。

我认为中医的确在现代科学的逼迫下节节败退，处于弱势，但我仍然试图在“可重复性”面前为中医提供一定程度的辩护。我当年的一篇作业就针对的是这一问题：从“双盲实验”看现代医学的盲目性

尽管我也以同情的立场为中医辩护，但这好比我们同情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经院哲学之类那样，理解它们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认为它们比现代科学更高明。对于中医，我们的同情更多一些，因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现代科学，也与西方的前现代科学风格迥异，是一个独具一格的、尚未充分挖掘的思想宝藏，蕴含着许多有待展开的思想空间，而这些思想空间在一根筋的西方科学视野下往往是被遮蔽掉的。

但是我仍然承认：中医无法与西方现代科学放到同一个层面下比拼。相比西方科学，它还落后了至少一个时代。

但科学的多元论者如何可能谈论两种迥然不同的科学范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呢？要衡量先进落后，势必要选取一个标尺，而这个标尺很可能是某个科学内部的标准，比方说我们用西方科学自身的标准去衡量中医，当然会发现中医更加落后，但这似乎是不公正的。若要公正地衡量两套系统，势必要引入更高层面的第三套标尺。

那么我说中医落后，的确是引入了另一个标尺，这个标尺是从媒介史和媒介哲学里头来的。

我一直主张，现代西方科学是印刷时代的产物，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古典学术首先遭遇了印刷术的冲击，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都要为了适应印刷术的新环境而作出变革，最终所谓的“科学革命”标志着这一转变的成功。

但是中医尚未通过印刷文化的洗礼。尽管在明末清初，中国文化自身也开始显露出印刷术的影响，但这一转折时期恰好又和西学东渐重叠，中国古典学术在应对印刷文化的冲击之前，已经忙于对抗西方学术的影响，而且在清末，西方学术进一步利用印刷术扩大影响，而本来就尚未适应印刷术的中国古典学术在印刷文化和西学的双重逼迫下只能步步退缩，来不及完成自我蜕变了。一个在印刷时代能够自成一体的中国传统的科学共同体从未形成，在印刷时代开始形成的中国学术圈从一开始就打下了西学的烙印。

中国传统的中医话语，和西方印刷时代之前的古典学术类似，都是以经典文本的注疏和小圈子传承为主。基本上都是围绕《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进行注释。这种学术传承方式是抄本时代的，不能适应印刷文化，更不用说电子媒介时代了。只有当《黄帝内经》和《伤寒论》就像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托勒密的《至大论》那样，被一个不断更新的学术共同体完全超越，这样的中国科学共同体才有可能与西方现代科学平起平坐。这里我并不只是拿现成的西方科学的标准来要求中医，而是说即便没有西方科学的冲击，中医本来也要对印刷文化的冲击作出反应。也要形成自己的新一套公共话语体系。可惜历史没有给我们机会看到中医如何以自己的逻辑经历印刷时代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我们只能在西方科学业已胜出的现代世界中重新寻找中医的位置了。

因此中医的科学性问题，一方面是西方科学的逼迫，另一方面也是信息时代本身的逼迫——中医若要继续发展，势必不能再停留于经典注疏和私人传承的抄本时代了，它必须建立自己的公共空间，需要有自己的培根和笛卡尔，来挖掘“新中医”的“方法论”。标准化、数据化、客观化、可重复性等等，其实都是印刷文化的要求。

当然，我们也可能绕过印刷文化，直接来适应电子媒介时代的新环境，这一环境与印刷文化又有所不同，有许多方面是向口语文化的回归。但中医仍然没有自己现成的地盘。

当然，即便中医没有发展出适应新媒介的新范式，我仍然主张在现代医学的缝隙中给中医的传统形式留下空间。作为师徒传承的技术实践，中医仍然可能是现代医学的有益补充。但在面对”科学性“问题时，我们是在要求一个更大的变革，我个人并不乐观。希望胜利师兄的工作能够有所推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