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何怀宏老师给一位大二学生的著作写书评，引起热议。何老师对《声西击东》一书所展示的哲学视野和现实关怀表示肯定，但也并非一味捧杀，而是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他指出了韩乾同学一些学术概念方面的问题，也对该书的文体提出了看法：“作为学术论文，也还可以比现有的文章有更细密的分析论证和更严格的形式要求，而如果是评论，则可以更为犀利和生动有力。如果作者能够善用两种文体，且明确地将两者区分开来自然更好。”我认为何老师的评论是中肯的。
我也去看了看这位同学的同名博客（该书收录的文章基本上都来自该博客），首先我不会因为作者的年龄而下意识地有所抵触，反而感到一些亲切。我本人也从大二开始经营自己的学术博客，在本科时期也积累了数百篇杂文，上百万的文字量，要我当时出一本“一个85后的思想笔记”，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现在想来，如果当初真的出了那样一本书，现在恐怕会感到后悔了。倒不是说我对当时的幼稚思想感到羞耻——我仍然能为本科时期的文章进行辩护，同样，我也并不认为韩乾同学若干年后会为现在的思想感到羞愧。问题不在于文字的内容，而在于其形式。
同样的一些思想，以怎样的形式和在怎样的载体上表达出去，意义是不一样的。也许我的思想很深刻，很有创意，但如果我想要把自己的思想发表在学术期刊之上，我就必须尊奉某些形式上的规范和套路，例如恰当地引用前辈或同行的文本，用便于查证的方式列出参考书目等。有人说我的思想本身很深刻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奉行那些规矩呢？问题在于，既然我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盘自言自语，而是试图把自己的东西“发表”出去，那么就总是要寻求一种“对话”：和学界同行的对话也好，与普通读者的对话也好，我首先应当尊重他们，然后才有资格期待他们也尊重我，否则我凭什么认为他们应当认真阅读我呢？
“发表”本身只是寻求交流、对话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现在许多人把发表本身当作目的，也就是说，发表了似乎就宣示了我这个人很牛，发表本身就是对我的肯定，于是许多发表的作品其实也是自言自语，而永远不会受到读者真正的尊重。
当我自己做着自己的“思想笔记”的时候，我可能只是自言自语，或者只是与那些经典文本的作家们进行虚拟的对话。但当我要以任何形式发表这些笔记的时候，那么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我要与谁对话？我仅仅是为了通过发表这件事情宣示我很厉害吗？还是说我需要借助发表这一手段，与一些现实的读者们建立沟通？
何老师的批评就是针对这一点：这本“笔记”的定位不明：如果想和学术界对话，那么其基本的形式要求远远没有达到，论证散漫而不细致，没有恰当的引注格式，也缺乏二手文献的征引。学者们值得阅读的名家大师多得是，不可能只因为“90后”就被吸引去阅读这本书。年轻人要引起学界的重视，那就必须明确自己的问题意识：我要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的研究达到怎样的程度了，还有哪些缺憾，而我的文章能够在此基础上给出怎样的突破……那么如果说读者定位于非学术或半学术的一般文化界或普通大学生读者呢？那么正如何老师所说，文笔应当更加“犀利和生动有力”。
而现在的情况是，韩乾同学的著作仍然停留于“笔记”的文体，既不是写给学术界的严谨成果，也不像是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而只是其自己成长道路中自我对话、自我提升过程中的笔记而已。虽然此书的副标题确实写明了这一点，但既然如此，为何一定要把笔记结集出版呢？
我们知道，一些享有盛名的思想大家，其年轻时期的笔记也会被后人积极地整理出版，但那是因为他们早已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地位，成为了后人努力想要与之对话的对象了。但韩乾同学恰好相反，不是因为名声而出版笔记，而是因为出版笔记而获得名声，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必须清醒认识的是，“为什么写笔记”和“为什么出书”是完全不同的考虑。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自己思想轨迹，不断与自己对话，也能得到一些同学、网友的批评和交流，这种形式是非常好的，我本人也因为经营自己的学术博客而受益匪浅。但出版著作则意味不同，除了要打开一个与个人博客全然不同的交流空间之外，自己的文字也将变得更为厚重——相比笔记和个人空间来说，成型书籍的书籍自成一体，成为一个仿佛具有独立生命的东西。尽管个人博客上的文本已然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从博客到著作，仿佛是在自己身体之内孕育着的胚胎终于呱呱坠地，这一降生毕竟是一次严肃的诀别。正如解释学所说：作品一旦写就，就脱离了作者的控制，将在作品与读者的交流之中构建它自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作者将早产的孩子送去与并未尊重过的读者们交流，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著述犹如作者珍爱的孩子，在能够为孩子确保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之前，年轻人不宜过早地生下它们。
博士出品，必属精品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