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SCI论文数跃居世界第二，EI论文早就是世界第一了。这当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且不说论文的平均质量，就算这些论文都货真价实，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本来用英文发表的科研论文就是“为全人类（特别是美国人）做贡献”，而唯独对中国自己最没有好处。因为中国的科研政策和环境一直都把最大的精力放在这些原创性活动上，至于那些在他人的原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研发乃至市场开发等活动，中国人向来是不上心的。因此，且不说说重大的基础科学成果出得不多，即便出了这样的成果，我们必然会主动第一时间把它发到SCI上，从而为全人类共享，最终从中开发出实际的经济利益的多半是西方或日本。无私奉献当然伟大，问题是，中国人的底气是不是真的足以如此慷慨无私了？
以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显然应当定位于后起者和学习者的位置，而远远不到慷慨无私地为大家服务的地步。能够这样不顾自身利益，专门为了给他人提供共享而拼命努力的，要么是已然功成名就的大富翁，要么就是缺乏自尊自爱的奴隶。
当然，学术的追求本来应该是纯粹的、超功利的，不该多管这些利益的问题，更不必执着于国界。但是大量发表SCI论文的并不是那些真的淡薄功利、超越国界的人，事实上那些拼命发表论文的人大多都是被逼的，为了追求（个人的、学校的、国家的）名声和利益才要发表SCI的。既然要讲功利，那么就该算清楚这笔账——在不重视二次研发和市场开发的情况下，为了英语读者发表大量原创性SCI，对目前的中国而言除了是打肿脸充胖子之外毫无益处。
当然，对“唯SCI主义”的反省和批评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为什么就是扭转不了呢？因为SCI在中国扮演着一个对学者的水平进行衡量的尺度。要公平公正地衡量学者的科研能力，用精确而客观的数据是再好不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于是SCI指标就像高考制度那样，虽然饱受诟病，但仍然不得不贯彻坚持，因为没有人敢反对它所保证的“公平”二字。
但是为什么那些同样讲究公平和法制的西方国家，却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看重类似的衡量指标呢？
首先也许是中西方关于公平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中国人往往把公平看作一个结果，一个标签，或者一个最终输出的数值。但西方人更看重的是循之达到结果的“程序”。中国人做一件事情如果结果是好的，那么手段变通一些、取巧一些、强硬一些都可以，但西方的法制就更讲究程序正义，再好的事情也得通过一定的流程办才行。中国人并不注重程序，例如究竟由谁来评审教授，如何管理学校，党委、校务和教授之间的职能和权限如何明确划分等等，这些运转程序始终都不加以明晰，而又要保证评审的公正，就只能引入一个外部的标签了。
其次，学术界在西方历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学术界内部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学者的地位在学界内部就会受到足够的考验和评判。这种学界内部的远不止是指匿名的“同行评议”，更包括公开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任何人的学术成果都会摆在明处让同行随时去攻击，优秀的成果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广泛和自由的学术交流环境下，优秀的学者自然会崭露头角，而鱼目混珠的人自然也会最终身败名裂。而现在的情况仍然是，中国人并不关注学术交流的过程，而还是只关心最终的学术地位。如果某个领域国内的同行太少，交流不起来，那么当然可以用英语发表论文和国际同行交流，但是如果始终只面向英语读者发表文章，那么即便国内的“同行”再多，也难以形成一个健全的交流环境了。
打个比方来说，有一个部族，要评选出其中最强壮的战士，筛选出不合格的战士。怎么评审呢？有一个办法是让他们都去为另一个部族当苦力，看看他们干活的成果。越是能干的人，理论上说，就越强壮。而孱弱的人则根本不能胜任苦力劳动。为另一个部族干活保证了评审的公正性，减少了作弊、勾结的可能。但这是一个好办法吗？如果说这些战士的使命又恰恰是去战胜那另一个部族，这样的评审制度岂不是荒谬吗？为什么不让他们在部族内部干活呢？就是为了防止作弊和勾结？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互相之间自由竞争、互相挑战呢？但他们都忙于给外族打工，很少有机会直接照面。
学术环境最需要的并不是抽象的公平，而是自由和交流。不要让“公平”成为止步不前的借口。
2011年4月22日星期五
本文的修改版已在科学时报发表：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1/4/243822.html
本文发表于科学时报，201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