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号应邀在石榴区块链的活动中做了一个小报告，原题为《牛顿力学与现代货币》，前两天视频和文字整理版被他们发出来了，改名为《科学革命和现代货币之间的隐秘关联》。该文稿是他们根据我演讲整理的，事实上在演讲之前，我自己就写过一份发言稿，和实际的演讲当然有差别，贴在下面以供参考。
与比特币的因缘
和很多人一样，我很早就在科技媒体上看到比特币的新闻，但一直没有太放在心上，当然一直是穷学生，也没考虑过投资的事情。一直到2013年3月的那一波暴涨，一方面那一阵新闻很多，另一方面我前一年得到国家奖学金到账了，最后是我进行了一番哲学上的思考，这才决定买入。13、14年的时候也写了不少文章，在巴比特上有专栏，上过洋洋访谈，币圈人称胡博士，后来我博士毕业了，正好比特币也进入低谷了，我也很少写文章了。
其实我对于投资理财并没有什么欲望，更不用说一夜暴富啥的，就是想买点币印证一下我的看法。我现在也还是继续走学术道路，没有想过到币圈来圈钱，买比特币的主要意义是印证了咱们学哲学也能赚钱。
咱们哲学的祖师爷有一个故事，就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古希腊的泰勒斯，别人嘲笑他搞哲学百无一用，门口的臭水沟都没摆平，去研究天象干什么？泰勒斯说，哲学家不是不会赚钱，只不过不想在这种俗事上花太多精力，非不能也实不欲也，你瞧好喽~ 然后泰勒斯通过对天象的研究，预测到来年橄榄丰收，他就去提前收购市面上所有榨油机，然后第二年橄榄真丰收了，泰勒斯大赚了一票。然后呢，泰勒斯并没有成为橄榄油大亨，他还是继续钻研哲学，他赚这一票不是为了敛财，只是为了向别人证明，哲学家可不是笨，只是追求不一样，商人只知道用赚钱来衡量成功，但对哲学家来说，钱差不多就行了，他们投身的是更有意义的事业。
我玩比特币也是一样的心态，以后别人再跟我讲学哲学没用，我就跟他讲比特币，告诉他这就是我学哲学的成果，那他就没话说了吧。
货币的存在论
那么我从什么哲学思考出发接受了比特币呢？主要是关于货币本质的思考。特别是很多人都说比特币是虚拟货币，完全是“虚”的，就是一串数字，所以没价值。我就思考到底什么是虚拟，什么是实在？
在我看来，实在不是一个绝对的、非此即彼的标签，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一种东西，只要我们能够谈论它，能够认出它，甚至能够使用它，它就总归是个什么东西，而不可能什么东西都不是。没有绝对意义上不实在的东西，不然我们没法谈论它。只有作为某种特定东西而言，我们可以讨论它实在还是不实在。比如一张桌子，它可能是实在的木头桌子，也可能是实木的却是假的桌子（一碰就散的装饰物），也可能是真的桌子，但木头是虚假的（用塑料拟真木质的）。只有你确定好在哪个角度去衡量它的实在性，谈论实在与虚拟才是有意义的。纸老虎是虚拟的老虎，但是实在的纸。而纸币是实在的纸，但未必是最实在的币。从货币的角度来考虑，我认为比特币才更加实在，它要颠覆的就是法币的虚拟性。
这部分思考我在我当年的第一篇关于比特币的文章里就谈到了（比特币：货币的本质），现在也不多说了，今天我想从我的另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谈，那就是科技史的角度，其实问题是相通的，还是要反对绝对主义。
两位重要的货币学者
首先我来介绍科学史上两位大名鼎鼎的货币学者，但由于他们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名气更大，所以他们在货币方面的工作倒是很少人听说了。
第一个是哥白尼，第二个是牛顿。
我们知道所谓的“科学革命”，也就是整个现代科学的奠基过程，基本上就是从哥白尼到牛顿。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颠覆了古代的宇宙体系，瓦解了古代天文学与物理学的融洽关系，直到牛顿提出万有引力，重新整合天文学与物理学，完成了经典力学的新体系。
但这一头一尾两个人，同时也与货币关系密切。
哥白尼
首先说哥白尼。哥白尼是波兰人，晚年一直在波兰担任主教职务，相当于是地方官员的角色，和波兰王室关系很好，和罗马教廷关系也很好，寿终正寝，可没有被打压或烧死之类的。
哥白尼是个医生，治疗了很多达官贵人，下面据说是哥白尼的自画像，手里拿着草药，这是他的一个形象。
另一个身份就是波兰国王的财政顾问，针对货币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很可能影响了当时波兰和普鲁士的货币政策。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三篇文章，包括《论货币的价值》（1517）、《论货币》（1522）、《论铸币》（1526）[1]，这些文章当时都是用于内部书信交流，直到19世纪才被重新出版。
哥白尼面对的状况是当时波兰附近政权动荡，不同地区的多代国王的铸币同时流通，市场上的货币很混乱，波兰国王决心重铸新币，统一币制，在这个情况下请求哥白尼提出建议。
哥白尼研究了货币流通的现状，提出了许多见解，其中最富洞见的，是发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个规律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通常叫“格雷欣法则”，其实格雷欣比哥白尼还要晚50年，是后世经济学家重新翻出格雷欣的信件之后给了这个命名的。现在发现，格雷欣肯定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是一个中世纪学者奥雷姆，然后是哥白尼，而哥白尼是表述最清晰和完整的。
哥白尼在1517年的文章中说道：“当一种旧的，优良的货币还在流通时引入一种新的劣质货币，不但会损害良币的价值，还会把它驱逐出去”[2]
为什么良币会消失呢？哥白尼总结了，无非有三种去处：1被融化（变成金银更值钱）；2被收藏；3流向外国（因为外国不收劣币）
那么政府怎么办呢？哥白尼提了两条：1发行新货币时就禁止旧货币流通（按金银含量提供兑换）；2统一铸币机构，严格按照唯一的标准铸币，不允许地方诸侯私铸劣币。
还有人认为哥白尼提出了“货币数量论”，也就是说货币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金属含量，而是流通的数量越大则价值越低。哥白尼是这么说的：“……铸币的面值（市场价值），虽然是基于金属的价值，但我们要把面值和内在价值区分开来。因为铸币的面值会超过它所含金属的价值，或者相反。” [3]
（关于为什么比特币不适用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我以前也有文章，这里不多展开）
[1] 刘旺鑫：“哥白尼货币理论初探”，《科学文化评论》第11卷 2014（5）：39—54
[2] 刘旺鑫：“哥白尼货币理论初探”，《科学文化评论》第11卷 2014（5）：39—54
[3] 刘旺鑫：“哥白尼货币理论初探”，《科学文化评论》第11卷 2014（5）：39—54
牛顿
牛顿在货币史上的地位更加重要。牛顿晚年一直是英国王家铸币局局长（1696-1700任总监，1700-1727任局长），而且不是虚职，确实是做了许多事情。
牛顿面临的情况是伪币和劣币大肆流通的环境，一方面因为技术进步，造假者的水平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官方的铸币厂以次充好，铸币的成色也越来越差，民众对货币越来越失去信心，纷纷抛弃银币，买入黄金来保值，导致黄金暴涨而银币陷入紧缩。
这时候有两种观点[1]，一派（朗兹）认为货币贬值已经既成事实，就干脆增加货币面值但减少成色；另一派（洛克）认为还是要坚持面值与银含量相符，政府应该做的是设法平抑黄金价格。牛顿是支持后一派的，他改进铸币工艺，严厉打击伪币，取得了不少战果。
但牛顿主持新铸其实是失败的，银币还是不断流失，造币厂白银都用完了，根本没铸出多少新币。牛顿认为问题还是在金价过高上面，为了稳定金价，他提出可以让英镑与黄金价值挂钩，牛顿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纯度为0.9）3英镑17先令10便士。这个定价在1717年形成了决议，一直延续到1931年（中间中断过两次）。[2]于是，在100多年后英国正式颁布金本位之前，早就已经开始实行事实上的金本位了。
[1] 管清友：“牛顿和英国金本位的形成”，《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三辑，总第二十一辑。
[2] 管清友：“牛顿和英国金本位的形成”，《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三辑，总第二十一辑。
两种价值
我们看到，哥白尼和牛顿面对的似乎是两种相反的问题，前者是劣币驱逐良币，后者是劣币被驱逐（银币被黄金取代），但其实他们面对的问题又是一致的，那就是“两种价值”之间的不匹配。在哥白尼那里，是货币的面值（市场价值）和货币的金属含量（内在价值）相割裂。当然在牛顿那里因为黄金加入竞争让问题更复杂一些，但基本冲突无非还是：市场选择的价值，与政府规定或期望的价值不一样。
这两种价值的剥离是现代货币体系的起点，在古代人看来，货币的价值就是它所蕴含的金属的价值，虽然事实上总有各种劣币流行，但直到哥白尼到牛顿的时代，学者才对这个问题有了较系统的认识。
但这种认识长期以来也都是不彻底的，关键是，哥白尼和牛顿始终认为这种偏离是有待矫正的。他们还是希望政府给货币确定一个准确的面值，这个面值精确地对应于一定量的金属。
那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这种认识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代才涌现出来？从哥白尼到牛顿，他们的创造性和局限性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看出古代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的局限性又是什么？
现代科学的关键：数学化/符号抽象
我提出一个看法：哥白尼到牛顿，他们在货币理论方面的视角，与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视角，是共通的。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相比，不谈具体的知识和经验，而是谈一般性的方法或态度，基本区别在哪里呢？
这方面说来话长了，我简单来说结论，那就是自然的数学化。这不只是说现代科学更多地运用数学，而是说，现代科学把数学的世界，也就是符号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某种比现实更现实，比理想更理想的世界的本质。
更简单地说，数学符号的意义不再依附于现实事物，而是获得了某种独立性，现实事物反而需要依附于数学符号的体系。
举个例子，牛顿力学中的“力”是什么意思？我们说用力、大力、脱力……牛顿力学的力是我们说的力气的力吗？不是的，牛顿力学的力是F=ma中的F，而这个F究竟什么意思，是且仅是由牛顿给出的“数学原理”规定的，原则上这个F可以替换成L，替换成P，替换成爱，替换成查克拉，都可以，L=nb的爱学体系和F=ma的力学体系是完全等价的。
牛顿力学体系根本不依托于你对现实中力的理解，相反，现实中的力反过来要用牛顿力学的语言重新解释。
货币体系也是类似的，货币是一个符号，古代人和现代人都讲一英镑，一贯钱等等，“镑”是一个计量符号。但区别在于，最初镑就是一个重量单位，一镑的钱就等于一磅的银子，后来这个对应发生着变化，但总的来说“一定单位的货币对应于一定重量的金属”，总是现实的金属是标准，而抽象的货币单位是依附于现实的事物才得到理解的。
但是到了现代，特别是到了牛顿把1盎司黄金锚定为3英镑17先令10便士的时候，二者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他是用英镑给黄金定价，而不是用黄金给英镑定价。“英镑”本身，不再依赖于金银，就成了一种独立的衡量标准。
反客为主的缩写符号
我们把“市场交换中价值相当于1磅重的银子”这句话缩写为1£，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当我们大量使用的只是缩写符号，那么它的原始含义可能被完全忽视了。
其实现代科学的整个数学化或符号化，也和这种缩写符号的反客为主有关，我们知道西方古代数学家是非常较真的，他们不接受负数、虚数之类，因为任何数学符号总应该有其现实的对应才能得到理解，说你有1头牛是有意义的，说你有-1头牛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商人更容易接受这些概念，他们可以把负数当作支出或欠债的缩写。这些符号只要在运算过程中有意义，那么就能够成立，而无论它们最初或最终指涉的是什么现实的东西。而现代人用惯了任意运用负数的运算体系，就再也不觉得“负数”是一个让人惊奇的概念了，现代小学生都能够“理解”负数，但古希腊数学家竟然不能理解。这不是因为现代人智能突然飞跃，而是因为缩写符号反客为主的后果，不是古人太笨，而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或方向与我们不同。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事物，而我们的出发点的是符号及其运算规则。
当我们通过这些符号建立了一个完整自洽的数学体系之后，无论它们原本是否只是被当作简写或中间过程，这些符号本身就已然成立了，它们的意义首先在符号体系内部得到理解，而不需要依托于任何与现实事物的勾连，反而是在符号体系本身建立起来之后，再去用这个体系去解释现实事物。
原本，货币其实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而不是最基本的标准。磅和盎司是重量的单位，而英镑是货币的单位，而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衡量标尺，是交换的中介或记录时的缩写。当我们评估价值时，本质上无非是在进行比较，一头牛抵两头羊，一匹布抵一袋米——这些都是我们衡量商品价值的方式。而其中最常用的对比物就是金银，我们说一匹布、一袋米、一两银，其实是类似的东西，它们都是商品，价值无非就是事物之间的比较：这个更值得，还是那个更值得。
但是其中一些商品最为通行，用得最多，被作为参照物也最多，它们就变成了“通货”，或者说“货币”，衡量这种商品的特有单位，比如“两”、“磅”，就变成了货币的单位。于是“镑”不再只是用来衡量金属的重量，也可以被用来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一个商品价值1镑，无非是说它的价值抵得上1镑白银。
也就是说，这个作为货币单位的镑，其实只是一个抽象符号，是一种“缩写”，归根结底是“相当于一定分量的金银”的意思。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这个缩写符号逐渐反客为主，本身获得了意义，而不再依托于它最初指涉的对象，事情就变的奇怪了。就好比牛顿力学中的F不再依赖于人的力气就可以得到理解，现代货币符号本身就可以用来衡量价值。但问题就来了，这种符号背后依托的究竟是什么呢？对F而言，是牛顿建立的数学体系；而对£而言，则是同样数学化了的现代金融体系。在这套金融体系中，所有的账本都以£为基准来标记所有的交易关系，而和黄金白银并没有直接关系。
弄丢了巴黎米尺会怎样？
这种新的状况，打比方来说，就好像是弄丢了巴黎米尺之后的米制。
长度无非是事物之间的比较，问一个事物有多长，本质上就是找另一个事物来和这个事物相比较。而一些事物的长度比较稳定，或者容易复制，所以被拿来作为标尺。尺子也无非是一个事物。然后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尺子进行统一，找到更基本的参照物，这就是统一度量衡的工作。在19世纪初，法国人制定了米制，他们用铂金做了一个标准米尺，后来又换成铂铱合金，放在巴黎。这个标准米尺（米原器）就是“米”这个计量单位的终极参照物。说一个东西一米长就等同于说这个东西和标准米尺一样长。
但是假设这个米尺弄丢了，这个终极参照物突然就消失了，米制是不是就完蛋了呢？说一个东西一米长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显然并不是这样。长度是在比较中形成的概念，而“米”也是在比较活动中约定俗成的概念。丢失了巴黎米尺，可能让长度衡量变得不那么精确，也可能促使人们约定更精确的参照物。
现代人就是发现，货币单位逐渐与其最初的参照物脱离了关系，但货币的单位仍然能起作用，仍然能够在交换活动中用来衡量价值。
绝对空间的引入和破除
牛顿号称是研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实质上是用数学原理取代自然哲学，让数学符号成为自然的本质；另一方面，牛顿也实质上颠倒了货币符号与金属重量的关系，用货币符号作为价值的标尺。货币的价值不再依赖于金银来衡量，反过来，金银的价值需要用货币来衡量，货币本身，特别是货币的符号本身（而无关于纸币、硬币还是电子账本），成为了衡量价值的基准。
但牛顿无论在力学上还是在货币上，都走得不够彻底。牛顿把自然建筑在数学之上，但数学能够提供的只是事物之间外在的关系的计量，只能够描述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或参照系）而言的运动，一切关系都是相对的。牛顿显然不够满意，所以牛顿引入了绝对空间，引入了上帝的存在。绝对空间好比是上帝的身体，上帝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超越相对性的，绝对的参照系。
从相对论的角度看，牛顿引入绝对空间完全是画蛇添足，是多此一举。牛顿的数学体系描述的就总是相对运动，本来就不需要一个绝对不动的参照系。后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其实都是数学化、符号化的进一步深入，是从数学法则的不变性出发来理解自然。但我们也不能苛责牛顿，他才刚刚完成了数学与自然的颠倒，这种历史局限性是难免的。
在货币政策方面，牛顿当然没有引入上帝，而是引入了政府，希望政府来锚定一个绝对的价值尺度，让货币单位与黄金相绑定。而他的局限性也在于，没有想到这种“提供绝对参照系的外力”压根就是多余的，符号本身就可以是货币，而货币的意义仅仅来自于市场交换活动中相对的关系，而不需要绝对的基准。
遗憾的是，这种对货币体系中绝对参照系的迷信，至今都没有破除，虽然这种绝对的参照系逐渐从自然（金银）变成了政府（央行），但是当人们面对比特币时，这种牛顿主义式的局限就很明显了：“仅仅是符号，没有政府背书，怎么能是货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