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号称“消费降级”的拼多多上市，惹来颇多争议，我也在微博上说了几嘴。
不是任何有市场需求的事情都值得做，比如城里人同样很难理解的是，中国普遍存在抛弃女婴买卖人口等民俗，那该不该出个倒卖人口的app来服务他们？如果这个app大受欢迎是不是应该教育那些大跌眼镜的城里人你们不懂中国？放屁！谁都知道底层人民对假货和童养媳有需求，拼多多不是更懂而是更不要脸。
让我愤怒的是一个假货平台能够堂而皇之地谈论其成功之道，而鄙视他的人反而要遭受鄙视：你们不懂中国…我也许是不懂中国，但我懂道理，懂廉耻，懂审美。可耻的事情不会因为受穷人欢迎就突然变得光辉起来。赚钱就有理，穷人就有理，赚穷人钱的最有道理，审美和伦理统统崩塌。这样的中国不懂也罢！
这两段话基本表明我的态度了，关于拼多多本身我就不再多谈了，借此机会谈一谈我对“山寨”问题的看法。
从反右到文革，中国普遍流行着一种反智主义的风气，尤其鄙夷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人们特别喜欢以底层的名义，以穷人的名义，去打击和鄙夷知识精英。这种风气至今仍长盛不衰，凡是能体现出精英们不了解底层人民的事例都会被津津乐道。
其实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难免有思维闭塞的危险，不光是穷人难以想象富人的生活，富人难以想象穷人的生活，事实上每一个人都难以想象完全不同的另一类生活方式，工人不理解农民，销售员不理解程序员，公务员不理解科学家……但要开阔视野，靠的无非是学习、研究。亲身体验当然也是拓宽眼界的一种方式，但你体验了农民体验不到工人，体验了纺织工体验不到服务员，一个人单枪匹马能体验几种生活呢？真正让人能够跳出“个人”的眼界去思考问题的，永远都是两个字：“学问”。通过无数岁月积累下来的，由无数地域汇聚上来的，无数人的贡献所凝聚成的，那些文本和数据，才是让一个人可以跳出“一个人”的局限去思考问题的通天大道。
所以无论出身是穷人还是富人，只要你走上了这条通天大道，成为学者，成为知识分子，那就没理由自卑。当然，学海无涯，越是学习越知道自己无知——我岂止是不了解穷人的生活，我不了解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太多了。但只要我有根据，有把握，就有底气发言。任何立得住的、值得研究探讨的论点，既不是以富人的立场发出的，也不是以穷人的立场发出的，而必定是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发出的。
现在中国的基本氛围是知识分子被贬低，两条看似矛盾的逻辑盛行：“赚钱的有理”、“穷人有理”，而拼多多以“赚穷人的钱”兼具两者，所以登场时显得底气十足，不过也因为实在太跳了，终于还是引发了不少反感。
同样是要求学问，在求知大道上富人相对穷人总还是要顺畅很多，穷人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了，到中途也更瞻前顾后，难以尽力。但无论如何，相比于从政、经商、才艺等等其他道路，求学之路相对而言仍然是最公平的一条，是穷人最有可能逆袭的一条路。
这里看似又扯远了，其实是和我想谈的主题相关的——所谓后发优势的问题。
“我穷我有理”的逻辑不光用于“穷人”，也被用于“穷国”，被用来为后发国家的许多做法辩护。
拼多多的典型辩护是：拼多多只有3岁，你不能太苛责，你看看淘宝当年，不也是靠假冒伪劣起家的？……或者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看看西方列强当年，殖民、黑奴、剥削、污染……人家坏事都做尽了，现在轮到我发展了，怎么就要求那么高呢？
这一套逻辑确实不无道理，对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小孩和成年人的规范要求和评价标准是很不一样的。但也并不是说在所有问题上都可以用“他还是个孩子”来脱罪，相反，有些方面，恰恰是针对成长中的孩子，要求反而更严厉，比如成年人有权自暴自弃混吃等死，但小孩子反而不得不端正态度好好学习，因为对成年人的放任是尊重其自由，但对小孩子放任不管则是对教育不负责任。
如果把拼多多比作小孩，而把淘宝比作长辈的话，那么长辈小时候欠缺管教是因为当时教育条件和文化环境都太落后，现在整个都进步了，自然就不能再拿长辈们年轻时的环境来要求新一代了（更何况即便按落后的标准去要求也不过关）。如果把后发国家比作小孩，发达国家比作成人，那么道理也是类似的，并不是说对后发国家在所有方面的要求都应比发达国家更低，相反，有些方面当然不能苛求，但另一方面却反而应要求更高，这样后发国家才可能最终后来居上。
那么问题就是，究竟在哪些方面，后发国家可以因为后发，而得到宽容和谅解；而在哪些方面，并不能放松要求。
很明显，那些相对线性的发展过程，是后发国家无法绕过的。比如城市人口从20%到80%，中间总得经过50%，而在城市化程度极低和极高的时候都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会在城市化中途突显出来，比如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同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类的发展不均问题也很难避免。即便如此，也顶多是说不必太过苛责，但追究和反省还是必须的，毕竟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各阶层的追究与反省，还有包括煽动、罢工之类的许多自下而上的抗议运动。如果你非要说诸如贫富不均之类的问题是发展历程中不可绕过的，那么你也得承认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和抵抗也是绕不过的。
而另一些过程，明显就是后发国家可以绕过的。最典型的就是理论科学的层面。从哥白尼到牛顿，西方人经过一百多年，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们后发国家去学习时，既不是从哥白尼学起也不是从牛顿学起，而是可以直接引入最前沿的教科书，学习最前沿的科学理论。
在自然科学方面恐怕争议不大，但在诸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哲学之类的广义的“科学”方面呢？这就有争议了。有些人认为我们不需要学习西方最前沿的东西，甚至不需要学别人，专门发展自己特色的学问就可以了。这就是把后发优势拱手相让了。要知道西方的学术从古典到现代，历经数百上千年，而如果现在我们还在以宋明为起点去发展自己的学问，起码你也得放眼数百年后才能小成吧。想要弯道超车，首先要赶上西方前沿，先汲取西方积攒数百年的功力之后，反哺自身，才谈得上以中国特色去另辟蹊径。但如果不先消化西方的成就，直接搬出中国古典学问和西方现代学问相提并论，那又怎么可能对抗得了嘛。
所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乃至于人文学术，都不能以落后的名义，满足于自家落后的学问。努力学习但学得生硬磕绊是可以体谅的，事实上在后发者学习过程中发生的误解往往是后发者最终另辟蹊径的缘起。学得不到位很正常，但拒绝学习就不正常，无法开脱了。
新手刚入坑，抱个前辈高玩的大腿，求指导，求带路，这不丢人。日本学习德国，美国学习英国，法国人想学习中国的文官制度，中世纪西欧人向阿拉伯世界和拜占庭求学……后起之秀以先进的文明为榜样，对外国的丰富的知识和文化热忱向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前人只能自己摸索着开荒，而后辈则可以抱前辈大腿，这就是最大的“后发优势”。
而在技术方面，争议就更大了，“山寨”就是一种后发者在技术领域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好不好呢？
话说技术与科学已经结成了紧密联盟，而我刚才谈论广义上的科学时把人文学术都涵盖了，技术为何还要另论呢？这是因为它们作为知识，传播方式和学习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在这里谈的科学，指的是那些以公开发表的文献为主要成果的学问，只需要花费极低的成本，就能够获得最前沿的论文和著作，在互联网时代，获取成本进一步降低，简直忽略不计。
而技术，则是以“专利”作为主要成果的，它们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各种公开知识构成的环境，但最前沿的部分却是“私有”的。
技术的“私有”知识还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一般是生产工艺方面的秘诀，这种秘诀是完全不公开的，如果企业不主动转让这些机密，后发国家就只可能通过商业间谍窃取。另一种是不得不公开的东西，一般在产品设计的层面，因为毕竟要卖产品，在产品公开的同时，从产品本身就可以看出的窍门和机关都不再是秘密了，在这种情况下，专利制度仍然依靠法律规范，保障这种公开的知识产生的利润仍然是私有的。知识本身公开了，但你要利用它，就要交专利费。
前一种“秘传”意义上的技术知识并不新鲜，古今中外的生产者都有各自保护的“祖传秘方”。但最终让技术与科学相融合，让技术得到爆炸式发展的，是后一种“公开的私有”的知识形态。很多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抨击专利制度，认为这是对知识自由流动的强加限制。其实专利制度的意义恰好相反，它是要保护和促进技术知识的公开化。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希望牟利的工匠、商人或企业家始终会尽可能秘密占有相关的知识，不让他人知道，但在专利制度的保护下，人们可以在谋取利润的同时，大方地公开相关的知识，让他人可以学习、模仿和应用。
面对先进技术的专利保护，后发国家往往不那么尊重了。窃取机密科技知识的间谍甚至会被看作民族英雄。相比窃密，“山寨”就显得很温和了。如果不靠山寨和窃密，后发国家又如何可能赶超先进呢？
这里有两层问题，一是，山寨和窃密，真的有利于后来居上吗？二是，即便真的有利于后来居上，不择手段的发展方式就一定是可取的吗？
首先谈第二点，一个国家的强大包含许多维度，有科学层面的、技术层面的，也有经济、人文、艺术、政治、外交等等维度。即便我们依靠举国山寨在技术的层面上缩短差距，乃至于后来居上，但往往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文化层面形成了不尊重原创的风气；在政治层面鼓励了强权的滥用（因为当技术创新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减退时，企业家更有可能去投资权力关系，而不是投资技术研究）；在外交层面上成为众矢之的而受到额外排挤和打压，等等。综合来看，更有可能得不偿失。
当然，我们这里在谈论的是“后发国家”的策略，如果你认为现在中国已经不算后发了，已经是世界上执牛耳的领头人了，所以就应该要自己制定新的游戏规则，那么这就不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了。不过我也要提醒做强国梦的人们，强国逻辑和穷国逻辑不该同时起效，不能一会儿说“我强所以我该制定标准”，一会又说“我穷所以我不能苛责”，这是讲不通的。如果你是强国，就压根谈不上穷国逻辑，如果你毕竟承认自己落后，那么，我的意思是，要正视自己落后的现状，也就是要正视西方先进的现状，尊重在西方主导下业已形成的诸多游戏规则。如果你不遵守游戏规则，作为刚入坑的新手就成天想着重写规则，那么就怪不得遭人排挤。
但更关键的是低一点，如果说山寨和窃密即便在技术的层面，也起不到积极的效果呢？那就毫无可取之处了。
我的确这么认为的，我们为什么要窃取或者山寨呢？因为靠我们自己无法做出这些创新，所以我们直接从别人那里搬过来。但搬来他们现成的成果之后，我们就学会创新了吗？我们还是不会创新，只是获得了一些器物或应用罢了。
所谓技术层面的赶超，关键还是在创新能力方面的提高，而不仅仅是某些现成技术产品的引入。要引入现成的技术产品还不容易吗？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只要打开国门，如果我们确实需要这些技术产品，国外的企业就会自觉自愿地输入这些最新的产品。当那些企业步伐缓慢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支付专利费自行生产，或其它任何讲规则的合作方式，引入这些产品。
也就是说，山寨还是不山寨，基本不影响我们享用新产品，也基本不影响我们能否提高创新能力，唯一影响的几乎只是：谁赚钱，赚多少钱的问题。
有人觉得，我们不应该让外国人多赚钱，更不该让老百姓多花钱。山寨货让老百姓少掏钱，让中国人多赚钱，岂不大妙？但是更关键的与其说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如说，我们有没有让研发者、创新者赚到钱？正版货之所以昂贵，除了因为关税之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技术研发和创新的过程是需要巨额投入的，正是专利制度保障了这些巨额投入不会轻易沦为他人嫁衣，所以企业才敢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促进创新。山寨货当然会更便宜，因为它整个取消了“给研发者丰厚利益”这一个环节。
所以在整个环境下，关键不在于中国人赚钱或老百姓赚钱，关键在于创新者没有赚钱——无论是中国的创新者还是西方的创新者。
在一个普遍山寨的环境下，创新者是得不到足够的名与利的，发明家还不如公务员，搞创新不如跑关系。
有没有可能既不让西方的创新者赚钱，又让中国的创新者赚钱呢？这种想法就更加危险。如果创新者能得到利益，但却不是从市场经济的效益中收获而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地通过政策赋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被激励的与其说是创新者，不如说是“权力”。所谓创新者不再在意技术本身及其市场效益，而是盯着上级领导，盯着课题经费。真正志在实用的创新者将被山寨者击败，而善于钻营的人反而获得名利，这非但不是对创新的激励，反而是一种逆向淘汰。
真正对创新者的支持，只能是让他们从严苛的市场竞争中攫取名利。
那么后发国家的创新者，如何可能与先进国家的创新者同台竞争呢？我们落后这么多，不偷不抢的话怎么可能赶超呢？答案是，就具体个别的技术而言，确实是几乎不可能后来居上，因为先进者不会停滞不前等着我们去赶超，我们即便以最好的方式去激励创新，但他们也同样在不断创新，由于优势会不断积累，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而非越来越小。
然而，“技术”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项目，而是有无数可能性，有无数相对独立的进路。在技术领域的所谓“赶超”，往往总是靠另辟蹊径的新技术，而不是在旧的技术路线上重走一遍。
西方人也许至今也未曾建立起超过蒙古的骑兵队伍，他们是靠火炮而不是更强的骑兵打败东方的；苹果手机的天线质量直到今天也未必比诺基亚好，它不是靠更先进的天线赶超诺基亚的；直到今天柯达的胶卷也许还是做得最棒的，它的没落根本不是因为谁在胶卷技术上后发制人了。
在芯片方面，电脑芯片领域英特尔的地位难以撼动，但在手机芯片领域联发科、高通、三星之类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压根不需要去在各个技术领域赶超西方，让柯达永远在胶卷领域做第一又如何呢？技术领域的真正“赶超”必定是另辟蹊径，开辟新的空间，而不是在现成的舞台上同台竞技。而无论是窃密还是山寨，我们能够获得的都只有那些现成的东西，即便整个把诺基亚偷过来，就能创造出智能手机了吗？
“另辟蹊径”才是真正的“后发优势”，因为后发的关系，我们可能在新技术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就接触到更新的理念，因而可能整个跳过某些科技树，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这种另辟蹊径难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扶持而达成，更不能靠照搬他人的现成成就而达成。
所以说，认为山寨能强国的，都是丢西瓜捡芝麻，只看到了短期内让国内那些钻营者多赚了一点钱，让国内的穷人少花了一点钱，但它不能让穷人变成尊重知识、遵守规则的现代公民，更不能让钻营者变成创新者和发明家。强国之路只能靠促进创新，促进创新必须要尊重创新者，尊重创新者就要让创新者名利双收，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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