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历史》

理查德·唐金：《工作的历史》，谢仲伟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

一般来讲，“XX的历史”这样的题目总是有趣的，特别是当这个“XX”看起来越是乏味和平凡，它的历史往往就越是有趣。因为历史会告诉我们，任何被我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事物，都有其来龙去脉，通过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展开想象：它是必然的吗？它是必要的吗？它还可能以怎样的形式发生？

最近偶然看到这本《工作的历史》，感觉不错。包括《技术元素》，电子工业出版社似乎出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技术史与技术哲学通俗读物，当然这也暗示技术史与技术哲学问题正在走入公众视野。

不过从这本书作者的背景以及出版商和评论家对其的定位来说，它主要被归入了“管理学”的范畴。但事实上，这本书完全不同于一般的管理学著作，甚至也绝不局限于管理学史，其中的线索涉及技术史、观念史和社会史，甚至还穿插着科学史、宗教史和哲学史的内容，从石器时代讲到信息时代，视野非常宏大。不过在具体的行文展开方面，还不是特别令我满意，反思的力度还嫌不够，而且讲述有时候觉得过于啰嗦——当然也许作为大众读物来说，讲故事讲的丰富一些也是需要的。

虽然管理学的确占据了本书的相当篇幅，但作者的中心问题远比管理学基本——“我们为什么要工作？”至于所谓的管理学，本身是“工作”的后果之一，经过了基督教的洗礼和现代科学（专业化、数学化、控制论等等）的影响，对工作的“管理”才成为可能。

“如今，大家大概都觉得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许多人都主张，他们工作的唯一理由不过是为了生活”（第15页）。但是我们发现即便早已获得了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之后，人们仍在辛勤工作，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然，人们在追求“更好的生活”，但问题是何谓“更好”呢？现代人对更好的生活的理解恰好出自“工作”的反面：工作是劳累的、单调的、枯燥的、压抑的，而“生活”应该是休闲的、丰富的、有趣的、自由的。也就是说，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不工作”，但如果我干脆就不工作呢？比如我凭借现成的家产，不需要工作就享受着休闲的时光，我也会被鄙视为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当我说我不必干任何让我觉得痛苦的事情，而是每天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都在享受生活。这样说事甚至会感到莫名的罪恶感。也就是说，“工作”这件事情，一方面其外在的目标总是指向对工作的否定（休闲），而其内在的意义也恰恰只是其乏味性。“人们都认为工作是一种艰苦的劳动，是我们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第19页）。

作者指出，这一种把工作与休闲、勤劳与懒惰、受苦与享乐对立起来的“工作伦理”，乃是西方新教伦理的产物。基督宗教从一开始就把辛苦劳作视为人们必须承受的上帝的惩罚，而新教伦理进一步肯定了这些现世苦难的神圣意义。现代人废除了奴隶制，但又自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成为工作的奴隶，机器的奴隶。

当我追问“工作”的意义时，特别是我以吃饱饭撑的哲学家而非工人的身份发起质疑的时候，很可能遭到的一种批评就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倒是可以不工作，但如果没人工作的话你吃啥，社会怎么发展，人们怎么生存等等。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现今的社会而言，当然需要有人去辛苦地工作，工作的规则甚至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其发起反思，同样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在奴隶制的时代——当时的哲学家追问“劳役”，质疑奴隶制的时候，别人也同样可能批评：没人劳役你吃啥？你可以不当奴隶，但没人当奴隶的话社会秩序不是要瓦解了吗？

关键在于，反思“工作”恰恰就是在反思我们现存的社会秩序，这种建立在朝九晚五的生活节奏之上的现代社会秩序是否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它也和奴隶制度一样，是一个终究要被打破的阶段？如果“工作”和“劳役”一样也应被打破，那么这如何可能？

现代世界的蓝领和白领们怎能与古代的奴隶相提并论呢？古代的奴隶是没有自由的，而现代的工作者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除了体现在现代人可以随时辞职跳槽，可以主动更换自己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外，还有哪些意义呢？一个能够选择主人的奴隶就不再是奴隶了吗？在古希腊，自由民意味着不必受制于某人，除了战争之外，自由民很少参与到某个组织化的集体工作之中，而在二十一世纪，现代企业员工却都在一个严格的管理制度之内受雇于其他人进行劳累的工作，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或许一个穿越到现代世界的古希腊奴隶只会这样报告：“两千五百年后，奴隶的处境会有很大的改观。”（第21页）

无论是想辩解说“工作”确实与奴役不同，还是想批判工作无非是一种新的奴役，我们都需要回到历史，追溯“工作”的来龙去脉。

作者发现（见第64页前后），作为一种以时间为计量的，包含一个长期的雇佣关系和固定收入的“工作”概念是非常晚近的。从远古时代到近代早期，甚至直到18世纪，所谓“工作”的主要含义无非是一些有待完成的事情，一个“任务”。因此最初的雇佣关系也多是临时性的，把一项任务“外包”出去，完成时结算赏金。古代世界定时且长期的雇佣关系也许可以追溯到军队的募兵或徭役之类的制度，但仍与现代意义上作为固定生活节律和职业的“工作”相差甚远。而现代工作的节律与时间控制和工厂制度等新技术的兴起有关。

也许有人会说，诸如原始部落中的狩猎采集活动，农业时代的耕作和织布之类的谋生方式才是“工作”的原型，正如狩猎是部落时代的谋生方式，耕织是农业时代的谋生方式，工作正式工业时代的谋生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错。但问题是，在古人那里，所谓的这些“谋生”活动并没有和他们的生活对立起来。作者引述了一些对原始部落的考察，发现他们虽然也有烦人的杂务这样的概念，但狩猎活动恰恰并不包含在其中。

在古人那里，谋生的活动与消遣本没有明确的界限。事实上即便在十几年前，“织毛衣”还是妇女们常见的一种打发时间的活动。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工作”被高度组织化，另一方面“娱乐”也高度技术化了（这一点作者并未提及），工作与消遣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人作为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成为一项非人的任务，工作就像是在做牛做马或者做机器，反而是人作为动物在满足自己最原始的欲望——吃喝睡觉——的时候，人们才觉得自己在过“人的生活”。“工作伦理”侵蚀了“职业道德”，工作及其报酬成为了现代人的价值或信仰。

但这些状况有可能发生变化吗？显然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网络时代必然会形成一套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生活节律。“集约化、规整化、机械化的生活节奏”应当被分散的、流动的网络时间所取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迟早将会重新审视“工作”的意义。

比如今天刚好看到一则新闻，“美国一位’天才程序员’将工作外包给中国公司被识破”，说一个在家工作的美国程序员花费他工资的五分之一雇佣了中国沈阳的一家公司来帮他编程。在这件新闻中，除了“五分之一”这个嘈点之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工作”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那家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工作秩序——取消了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而可以“在家工作”。而其中的“工作”正在返回其“任务”的原意。这家公司当然不止是一个特例，事实上在信息时代，打破固定时间地点的工作形式已然成为一种趋势。但这家公司只是改革了工作环境这一方面，而固定的雇佣关系仍然被保留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家公司原本就不需要招募这样一个固定的程序员，而是可以直接寻求把相应的任务外包给第三方，而这样的话甚至可能节省五分之四的开支！如果这家公司的老总像那个懒惰的程序员那样聪明，找得到恰当的外包者来承担指定的工作，或者说如果网络平台日趋开放和丰富，以至于人们总能够很容易找到完成每一项“任务”的承包者，那么大量的像那位程序员那样的固定职员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公司将不必公开征募“职位”，而只要发布每一个任务就行了。马克思所设想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的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在网络时代还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