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时节不谈谈奥运总觉得说不过去，不过四年前四谈奥林匹克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暂时也不想改写什么。
关于最近的羽毛球消极比赛事件，我在微博上说了不少。首先，这场比赛当然是丢人的，问题是它丢的是谁的人。显然，不是运动员，运动员完全是为了最终的胜利而尽量采取最佳策略，无可厚非。第一个糗的是国际羽联的X屁规则，定了这么个鬼规则就算了，还得逼着运动员为了一场赢了只有更糟的比赛拼尽全力给观众看，难道是耍猴吗？运动员来奥运会是争金夺银的，不是来表演马戏的，凭什么要给你那么卖力？第二个糗的是我国的体育局领导和新华社。关键时候你们不力挺运动员倒还罢了，还要让他们顶罪，说风凉话还罢了，还要骂运动员，荣誉先谢国家，过错先怪个人，简直太过分了！
羽毛球事件和之前的举重等事件都会引出关于“举国体制”的争论，每次奥运当然都要引出对“举国体制”的批判。批评者总是说，拿那么多金牌有什么用，老百姓的体质能提高吗？而且那些小孩子从小就被“卖给”国家去进行残酷的训练，最后要么淘汰，要么也落下一身伤病，多惨啊。
不过在这里我的立场比较微妙了，我不仅支持奥运会——而且是商业化的、娱乐化的现实的奥运会——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支持举国体制。
四年前我已经说过，争夺金牌和基础体锻是两码事，而个人荣誉与爱国情感也并不矛盾。
当然，一方面，人是一种动物，和任何动物一样，我们需要吃饱，需要温暖地居住，需要健康的身体。这些都是最起码的需求。群居的人类需要共同努力来营造好这个吃饱穿暖每个人都能活蹦乱跳的生存环境。当然，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人和任何一种动物一样，都要不断和变化的大自然作斗争，生存竞争永无止境，即便是强大的人类，也不能一劳永逸地永远消除生存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永远需要致力于营造基本的生存环境，那么我们就永远只能为此埋头苦干了吗？人类之为人类的特殊性恰恰在于，他也总是想要超越出去，总是在尚未看清全部地面的时候就抬头望天。人的超越性以两种方式表达——一种是外向的，政治的方式，人们希望把卓越的自己展示给公众，让公众铭记自己的功业，让自己名垂史册，超越自己的族群和时代；第二种方式是内向的，自我挑战的方式，沉浸在一种永无止境的事业中，不断突破自己的过去，试探新的可能性，创造超越自己的新纪录——这是科学家、艺术家或运动员的方式。当然，这两种方式其实是统一的，只有超越自我的功业才会超越时代。
奥运会并不是一个致力于解决基础体锻问题的活动——虽然顾拜旦确实这么想——而是一个寄托着人们对“卓越”和“超越”的追求的活动。
和任何动物一样，人是要互相争斗的，不同的是动物互相争斗是为了求偶或争食，人却可以为争斗创造了一个超然的、纯粹的舞台。这种超然并不是说它无关名利，而是说它无关于生存。
恰恰是只有当举国体制的奥运训练与一般体育锻炼无关的时候，它才合理。中小学校和街道、公园、市民体育馆等等的体育设施建设是否投入得太少，这是一个问题。但举国体制是否合理或过度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说举国体制还是过火了，那么即便基础体育建设得非常好了，过火的还是过火。但也不是说基础建设还不够时就不能搞举国体制。
当然，如果说奥运备战和体锻建设的投入是同一个部门在统筹，免不了厚此薄彼，那么这两项确实需要相互权衡比较。但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更加明晰的财政制度和更加自由的民间力量，备战奥运的经费可以由民间自发的基金或投资家支持，也可以由经过民意选举的地方政府来权衡。在体锻与奥运之间的平衡并不比在体育和医疗之间的平衡更复杂或更简单。
批评举国体制的另一个很强的理由是残害青少年。的确，如果说孩子们从小就被卖给体校后只是做牛做马，完全忽略了文化教育，也丧失了其它选择的机会，那么这种制度当然是残酷的。但换句话说，只要孩子们仍然有机会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仍然有上高中、上技校乃至上大学的机会，那就无可厚非了。当然，孩子们的训练很辛苦，但练啥不辛苦呢？现在的家长从小就让孩子们练书法弹钢琴学舞蹈什么的，就不辛苦了吗？再说这摧残人性的应试教育本身对孩子们也同样是个巨大的压迫吧？应试教育之所以残酷，某种方面就是因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处境——孩子们想出人头地，想有所作为，似乎就只有“考好数理化”这一条路。但孩子各有各的特长、潜质或喜好，我们现在的教育趋势是压抑这些个性，让孩子一切为了高考而努力，造成了流水线中培养出来的孩子趋于平庸和机械化。而举国体制的奥赛选拔就是一种让孩子拥有个性化的成长道路的机制，尽力发展属于孩子自己的特质，让孩子能够找到最能够让自己闪光的道路，这无疑是好事。如果不是为了高考的拼争，只是为了获得一般现代公民所必需的基础文化教育的话，其实也并不需要多大的功夫，完全可以在严厉的体育训练之余来完成。
也就是说，好的举国体制与个人主义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让成长更富个性化的方式之一。因此举国体制的关键在于“炮灰”的处境。当然，任何追求都难免有失败者，更何况是追求卓越和超越的竞技运动。那些半路退出的和被淘汰的人能否获得妥善的安置，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举国体制的一个问题就是运动员都是自幼培养，在孩子懂得自由选择之前，家长和体校就为他制定了道路。当然这对于任何一个孩子而言都是这样，我们在能够自我反省并重新选择之前，不可能跳出父母和社会环境给我们留出的发展空间，而这个发展空间的多元化并不是坏事。孩子的天赋从来不是人人平等的，或者说，并不是平均的。这不是说有些人天生就比另一些人高等，而是说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天生就比另一些人更有潜质。如果只以某一个方面的能力（比如考好数理化）作为单一的维度来衡量孩子的成长，那才更会造成不平等。更好的情况是多种成长方式同时展开，让不同天赋的孩子尽可能选择到适合自己的独特道路。一个负责任的长辈不能完全放任孩子，而总要为他作出某些安排，只是在安排之后仍然尽量开放其它的可能性，并且做好孩子的后盾，提供必要的保障。
举国体制的好处之一就是有可能以整个社会组织的力量提供一种保障，一方面保障孩子的潜质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也保障孩子一旦受挫或放弃之后能够找到后路。如果没有举国体制，一个选择了另类道路但又失败的孩子只能受到家庭的庇护，这风险很高。而且，把有特长的孩子集中起来系统培养，不仅可以提供更完善的保障和更好的训练，也可以让孩子进入一个更富竞争和更活泼融洽的成长环境。
一个在某方面有特长的孩子，如果丢在一个平均的普通班级上学，那么他可能因为缺乏竞争而埋没了才能，甚至很有可能因为特异而遭受嘲笑、嫉妒或排挤。集训体制不仅对于集中教育资源而言更有效率，而且对于让每个孩子获得最如鱼得水的成长环境而言也有很大的意义。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流水线式的机械化教育体制最终出产出来的是一个个没有头脑的训练机器。当然，这是一个问题，不过不仅是体校的问题，而是一般学校都存在的问题。改善这一问题需要的是人文教育，需要改革现在这些苍白的语文、虚伪的历史和洗脑的政治，换以厚实的人文教育。这和是否存在集训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体校中仍然可以设置足够的人文教育，而且由于减少了应试的压力，人文教育也许可以更自由地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