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季羡林研究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9787801705952
季羡林先生去世，北大设有灵堂公开祭拜，我没有去。当然我很认同祭奠这些仪式，仰慕、谦卑、敬畏、追思等等情感都蕴含在吊唁的仪式之中。
不过我自己并没有去祭拜，对于我来说，有更恰当的仪式来纪念这位前辈。
之所以要来祭拜季羡林先生，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悲痛之情怀，季老以这样的高寿，突然而平静地走了，真正是全福全寿全终，再没有更理想的喜丧了，比照起许多浑身插满管子挣扎数年才辞世的老学者，季老无疑是幸福终老了。
更有许多人倒不是为季老悲痛，而是为了“中国又少了一位大师啊啊啊”云云而悲叹。这实在是更加不知所云。公众视野中的“大师”本来就是捧出来的。大师的减少只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少地去关注学者，对他们的学问不管不顾，只看看他们的人生经历，甚至于连人生经历也不管，就管那些有点名气且老不死的人叫做大师，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师”当然是越来越少了。
季先生的“大师”头衔就显得特别讽刺。说他是大师，是个大学问家，这当然没有人能反对，然而，“国学大师”之类的说法确实是不着边际了。我敢说许多口口声声在那里悲叹大师又少了一个的人们，好多都根本不知道季老先生究竟是干什么的。人家分明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印度学大师，缩小一点说是印度古典文学翻译大师，放大了讲也总可称得上是西学大师，但怎么地竟变成“国学大师”了呢？当然，季先生是个杂家，博闻强记，对中国古典学术也颇多涉猎，但是要冠名为国学大师，实在是有点错位。可以想象，大多数称呼季老为国学大师的人，并不是出于对季老国学功底的由衷赞赏，而是压根就搞不明白状况。你说你们连大师们究竟在做的啥学问都一无所知，别说具体的学术成就，连最基本的是中是西都没搞清楚，有什么资格假惺惺地去悲叹什么大师的时代逝去云云？所以我说大师逝去不是因为堪称大师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是那些压根不关心学问却又喜欢煽情地悲叹的家伙越来越多了！
传说季先生临终前正酝酿着提出什么“大国学”概念，如果确实如此，倒也可以理解，如果把敦煌学啊西域文化啊以及汉藏语系的其它语言都包括进国学范畴，倒是总算能将错就错，把这个“国学”发扬光大了。但无论如何，季先生为之倾注毕生的领域是“外国文学”，不是“国学”。
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当他去世之后，最最恰当的纪念方式并不是大肆铺张的祭奠仪式，尽管举办这些仪式也并不坏。但是，我相信一个学者更希望看到的，不是后人们来烧香磕头，而是后学们来读他的文字，来领受他的心和血，来延续他的学问，传承他的梦想。
学海无涯而人生苦短，在学者有生之年，他可以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学问，不断开拓自己的世界，而对于一个伟大的学者而言，他所开拓出的天地即便在他死后也不会封闭起来，后人们会通过阅读和诠释，让他的世界永葆青春。
所以，祭奠一个学者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拿起他留下的文字，认真而诚恳地，读上几段。
所以，我翻出我手头仅有的这本季老的书：《季羡林谈翻译》，辑录了一些相关的杂文。照例的摘抄和随记。照例的贴在博客。就算是我对季先生的吊唁了吧！
1946年，谈翻译
第15页 ……但丁先生却绝对否认是“译”，只承认是“著”，因为他添了些新东西进去。我又有点糊涂起来。译一部几百万字的大著只要增加十个字八个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这本书据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个人都要来译书了。但丁先生的大“著”并非毫无可取，里面插入许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时代之丁福保，研究医学时代之丁福保，也颇琳琅满目。丁先生的尊容也还过得去，虽然比畹华博士还差一筹。但我终于恍然大悟：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报纸上，但苦于没有机会，只好给兜安氏大药房写信，当然附上玉照，信里说吃了某某药，自己的某某病已经好了，特此致谢。于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样出现在报纸上，虽然地方不大对，也顾不了那样许多了。现在丁先生又发明了一个方法，使以后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是瘾君子写信给大药房了，真是功德莫大。我们能不佩服丁先生的发明能力么？////——这应该是本书收录的年代最早的一篇，其余大多在八十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对比看来，年轻时的季先生讽刺之尖刻，文风之张扬，看得人热血沸腾。不过虽经岁月磨砺，以及经过新中国数十年的磨难，季先生暮年的文风当然不再会有那般锋锐了，不过细读字里行间，果然气魄犹存！正如季老97年引曹操诗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见本书165页）当你在一个九旬老人的文字深处读出了他的“少年壮志”时，能不热泪盈眶么？
1994年，翻译的危机
第26页 我原以为克服翻译危机并不困难。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现在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变戏法的跪下，没辙了。
可是，我并不气馁。我呼吁翻译界的同行们和广大的读者们，大家起来，群策群力，共同想出克服翻译危机的办法。我相信，办法总会想出来的，正如路是人走出来的那样。
1997年，汉语与外语
第41页 ……因此，使用英语词汇，统之以汉语语法，从而形成一种世界语，这想法不一定全是幻想。这样语言功能与表达形式可以统一起来。这种语言是人造的，但似乎又是天然形成的，与柴门霍夫等的人造的世界语，迥异其趣。
2001年，佛教梵语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果我继续留在哥廷根大学教书，或者赴英国剑桥大学去教书，那么，我的佛经梵语研究一定还会继续下去的，我自信在这方面还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但是，人是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我回到了祖国，来到了北京大学，一转眼就过了半个世纪。由于受到资料和信息的限制，我的佛经梵语研究无法继续下去，只好顺应时势改了行。我在科学研究方面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尝试了很多研究领域，成了一名“杂家”。现在追忆起来，有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无法回答：是我留在欧洲在学术上发挥作用大呢？还是回到国内来发挥作用更大？一般的看法是后者发挥作用更大。我虽然还没有对自己的生命划句号的计划，但自己毕竟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这个问题留待后人去回答吧。////——读到这里有一股悲凉兼荒谬的感觉油然而生……
1993年，再谈cīnī问题
第72页 198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刊登在《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上。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针对W.L.Smith一篇文章中的论点的。cīnī在印度的一些语言中有“白砂糖”的意思，而这个字的本义是“中国的”。这就说明，印度的白砂糖，至少是在某一个地区和某一个时代，是从中国输入的，产品和炼制术可能都包括在里面。然而，Smith先生却坚决否认这一点，说中国从来没有把白砂糖输入印度……////——我想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小题大做”的学术论文的恰当课题，而年过八旬的季老并不需要像研究生那样完成发表论文的任务，仅由他愿意钻研和发表这样的课题来看，就能够感受到他真诚和不竭的学术热情。
1983年，《罗摩衍那》译后记
第76页 ……在我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中，我养成了一个闲不住的习惯，我指的是读书和写作的闲不住，不管好坏，我总得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我决不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
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还能思考什么呢？又能写点什么呢？创作已经毫无可能，研究也早已断了念头。想来想去，还是搞点翻译吧。翻译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去想。既然为翻译而翻译，为了满足自己那闲不住的习惯而找点活干，最好能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来翻译，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经常考虑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尴尬的局面。我过去翻译过几本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被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确实“天真”的人们称作“黑货”与“毒品”。现在再选择也出不了这个范围。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货”就“黑货”、“毒品”就“毒品”吧。结果我就选中个《罗摩衍那》。
第80页 同年冬天，我访问西德，带去几本第一篇。我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似乎有点责怪我不务正业。他说：“你应该继续搞你的佛典语言研究嘛！”他哪里了解我的苦衷啊，无论如何，他过去对我的培养，今天对我的期望，我是永远铭记五内的。////——又是一股悲哀和荒谬的感觉油然……
第82页 其次体裁问题。《罗摩衍那》被称作史诗，而且是“原始的诗”，我必须译成诗体，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过了。这个决心我从未动摇过。但是，既然是诗，就必然应该有诗意，这是我们共同而合理的期望。可在实际上，《罗摩衍那》却在很多地方不是这个样子。整个故事描绘纯真爱情的悲欢离合，曲折别致，应该说是很有诗意的。书中的一些章节，比如描绘自然景色，叙述离情别绪，以及恋人间的临风相忆，对月长叹，诗意是极其浓烈的，艺术手法也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是大多数篇章却是平铺直叙，了无变化，有的甚至叠床架屋，重复可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一些人名、国名、树名、花名、兵器名、器具名，堆砌在一起，韵律是合的，都是输洛迦体，一个音节也不少，不能否认是“诗”，但是真正的诗难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吗？我既然要忠实于原文，便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堆古里古怪，诘屈聱牙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忠实地译成汉文。有时候还要搜索枯肠，想找到一个合适的韵脚，严复说道：“一名之立，旬月踯躅。”我是“一脚（韵脚也）之找，失神落魄”。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我知道得很清楚，哪一个读者也不会有这样的耐心，真正去细读这样的“诗”。我用力最勤，包括脑力与体力都在内的地方，却正是读者连看都不看的地方。看到这里，他们会跳过去的。呜呼，哀哉！真是毫无办法。////——啥时候我去弄本《罗摩衍那》来专挑这种地方来读一读看……
第83页 ……我有时腻味到想毅然停笔，不再翻译下去。但害怕功亏一篑，我还是硬着头皮译完全书。我虽然不是专业翻译家，但对翻译也确实有相当长的历史。中学时候，我就翻译过吉卜林的小说，大学时译过英国散文和美国小说。解放后翻译德国短篇小说，古典梵文和巴利文，以及吐火罗文的文学作品，还曾译过俄文论文，我虽然从没有自满过，但从来没有腻味和别扭之感。现在已年逾古稀。却忽然怀疑动摇起来，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件憾事。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只有直白地说了出来。但是，我毕竟还可以自慰：不管怎样，我总算是把书译完，没有让它成为断了尾巴的蜻蜓，这一点我的老朋友们恐怕会同意吧。////——季先生的人生没有烂尾，嗯！
第84页 此外，《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尽管长得惊人，但主题思想却很简单，一言以蔽之，不外是：正义战胜邪恶，磨难产生幸福。在“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中，我的心情上面已谈了一些，我最初确实拥护这场“革命”，甚至在被打倒被关起来以后，也没有改变。我对它毫无正确的认识，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也就是在翻译的后期，我逐渐认识到，这一场“革命”也是一件邪恶的东西，同《罗摩衍那》中十头魔王所作所为同属一个范畴。二者在最后都被挫败了。《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是一个理想人物。他经受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最后终于胜利，终于享受到与爱妻团圆的幸福。本书的这个主题思想，表面看来，同我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却颇有相通之处。罗摩的胜利不时带给我一些安慰，给我这枯燥工作增添了生气，给我内心也灌上了活力。我也享受到了幸福。
第86页 （助手李铮）他受的教育并不高，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我逐渐发现他对现代汉语有一种特别灵敏、特别正确的语感，与他同年龄的人很难比得上他，尽管受的教育比他高得很多。////——呵呵，岂不正是因为受的（西学）教育越多，对现代汉语的语感就越成问题么？看看季老这一句话本身，就明显是西化的语法，未受西学熏陶的人是说不出这样的从句来的。
1996年，中外文论门外絮语
第125页 对中外文论我都涉猎过一点，也确实读过不少的书。但所务不专，浅尝辄止。又因为自己的专业不在这方面，因此没有特别加以注意。所以一直到今天，兴趣虽在，钻研不深，仍然留在中外文论的门外，遑论登堂入室。但是，天下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在某一些方面，一个门外汉反而能看出点门道。因为他所入不深，了无所蔽，没有真正专家们的条条框框，没有那一些“枷锁”，跳起舞来，反而更能轻松如意。这种情况恐怕很多人都是承认的，用不着详细论证。////——恐怕还有很多人不承认的说……
1986年，我与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第163页 ……不管我其他工作多么多，我的兴趣多么杂，我绝不会离开外国文学这一块阵地的，永远也不会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