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西方思想翻译对中国当代论理的影响

作者:

共 8,376 字2009.03.18

http://hps.phil.pku.edu.cn/bbs/read.php?tid=523&fpage=1&toread=1
突然想起帖一下这个。当时只是在“闭关期间在KKBBS上的部分文字”中贴了链接,没有以更醒目的方式贴出来。其实那篇评论对于解释我的哲学野心来说比较重要,也就是说我如何看待现代汉语,这方面暂时懒得新写,就把这篇旧文放到咖啡馆专栏下吧。

Butian

(第三极通识讲座)陈嘉映:西方思想翻译对中国当代论理的影响

第三极通识讲座(第83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学有序,曰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通识讲座”即学之初始。

道 席:陈嘉映 教授jychen@philo.ecnu.edu.cn

主 题:西方思想翻译对中国当代论理的影响

时 间:2008年4月23日星期三19:00

地 点:第三极书局8层会议中心

详细地址: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6号第三极大厦(北京北四环海淀桥东50米路南)

陈嘉映 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77年考入北大西语系读德语,。翌年考入北大外哲学研究所读西方哲学。毕业后留校。9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93回国后,先后萧艾北京大学、上海华东师大执教。

长期从事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先后开设了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当代认识论、当代科学哲学、维特根斯坦专题研究、万德勒专题研究、海德格尔专题研究等多门相关课程,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论文。

主要译著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

万德勒〔 Zeno Vendler〕,《哲学中的语言学》,华夏出版社 2002 年。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1 年。

主持翻译《西方大观念》。

主要著作

《海德格哲学概论》

《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6。

《语言哲学》,2003年

《”存在与时间”读本》

《从感觉开始》〔又名《思远道》〕

《泠风集》

《无法还原的象》

《哲学 科学 常识》

《旅行人信札》。

获奖

1 、《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立项项目)语言哲学》被列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华东师范大学 2007年优秀教材奖一等奖。

2 、译本,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 1987 年第 1 版, 1989 年第 2 版。译著《存在与时间》1995 年获得国家教委学术成就二等奖,是得奖的唯一一部译著。

第三极通识讲座

(第三极创意天地8层,北京北四环西路”海淀桥”东南角,海淀图书城东侧)

查询网址:www.d3j.com.cn

[楼 主] | Posted: 2008-04-20 21:04

林子

好,到时去听

[1 楼] | Posted: 2008-04-20 21:19

古雴

挺有意思。

[2 楼] | Posted: 2008-04-23 21:08

新斋老蒋

看晚了,小古同学等是否复述点评一下?

[3 楼] | Posted: 2008-04-24 23:41

古雴

我其实不擅复述,只是选一些点谈谈自己的感想。那次讲座看见有几位师兄也去了,不过总的听众还是很少。

陈老师讲的问题看题目就可以猜个大概——现代汉语中几乎所有的“论理”用词都是“外来”的,真理、知识、科学、革命、理由、经验……即便是一般老百姓在生活用语上还能够较多保留中国传统的用法,但一旦论起理来,也注定是满口外来术语。学术讨论就更不用说了,查一查中文论文中的“关键词”就可以发现十有八九都是翻译过来的。

这一事实对于学术论理特别是哲学活动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正如陈老师所说,哲学的核心作业恰是“澄清概念”——从苏格拉底抓着一个词语来辩论,一直到现代英美的语言分析和欧陆的诠释学,无不都是把“澄清概念”作为哲学的最核心、最基本的工作(如果不是唯一工作的话)。

那么澄清概念的方式大略有两种,其一是“分析”的路子,对一个概念的所指进行分析:比如说“A是B和C或D但非E的F……”;其二是“诠释”的路子,对一个概念的渊源流变进行梳理,比如说这个词的词根是什么,最初是在什么地方用于指什么意思,谁谁谁这样写过,然后历史上又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等等。按陈老师所说,“诠释”是更为根本的。

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两种方法对于现代汉语来说都是极大的弱势。陈老师没有多讲“分析”的方面,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汉语的特点就是模糊暧昧,词语的意义总要在语境中得以理解,要精确细致地定义分析,现代汉语的能力当然比西方语言弱势得多。而陈老师这次着重讲的正是现代汉语在“诠释”这一基本作业上相比西方的极大弱势——西方人对他们的概念追根溯源总是往拉丁、希腊语追,但现代汉语的概念追根溯源也同样是往拉丁、希腊语追而不能往古代汉语去追,仅此一点上中国人就拍马也赶不上西方人。更何况,西方的语言是自己作为一个整体慢慢发展演化出来的,现在用来作为学术术语的概念不仅在历史上源流清楚,而且在生活语言中也扎着根,一个概念之前有一系列的概念作为铺垫,但中国人翻译时却只能是把位于最顶端的那些概念“一个一个地”引入过来,却不可能把他的整个一个根系网络搬过来。

如此造成的后果是现代汉语的论理概念既脱离历史传统,也脱离现实生活,以至于在哲学讨论中最为重要的论理概念变得既难以考据,又难以感受。

糟糕之处还在于,陈老师指出,当前中国的学者往往对此问题并没有清醒的意识,而往往是不加反省和毫无警惕地信手运用着概念。一篇中国人的论文可能用看外语版的比用看中文的更加流畅,因为西文中那些概念比起在中文中更加亲切和可感。

于是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哲学将如何可能?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当代的中国哲学家将如何可能?陈老师提到,现在所谓“中国哲学”的提法是有问题的,它和德国哲学、法国哲学不一样。陈老师绝大多数都是用中文写作,但没有人会说他搞的是中国哲学,而是搞的西方哲学。而所谓搞中国哲学的那群人指的是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人。但在西方,比如莱布尼茨读的都是法国哲学家、英国哲学家的文献,他没多少德国典籍可读,不过他肯定被算作“德国哲学家”……哪国哲学家并不是以研究的对象而分,而是以哲学家所用的语言而论的。而现在的所谓“中国哲学”只是在使用一整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现成的概念体系去复述中国古代的典籍,这样的“中国哲学”永远只是在一种“被解释者”的地位,但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自己成为伟大的解释者呢?如何可能以现代汉语这样一种弱势的语言而成就一种独立的哲学呢?

对此陈老师并未给出具体的对策,只是强调首先必须有所自觉。要有对危险的警惕和对困难的觉悟。这项事业尽管困难,但一旦有所成就也将是极其伟大的。

关于陈老师所谈的问题我也曾想过,我的野心就是做一个中国的哲学家,或者至少我要见证这个时代的到来。一个中国的哲学家必然是用母语——现代汉语写作的,而现代汉语的弱势我当然也心中明了。

但是现代汉语有没有西方语言所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呢?显然,也有。首先泛泛而论当然是它的独特性,汉语的语言和文字在世界范围独树一帜,没有第二种语言能和它相比,如此如果现代汉语能够成就一种哲学,那么这种哲学也将是独树一帜的。

具体而论,还是要从哲学的核心功课说起。我同意说哲学的基本功就是“澄清概念”,然而,澄清概念是否只有前述的“分析”(或者说“分解”)和“诠释”(或者说“溯源”)两种呢?其实,还有第三种,或者说是比这两种更为基本的一种方式。暂时想不到适用的术语,姑且称之为“联系”。

词典所作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标准的“澄清概念”,事实上前述的“分解”和“溯源”也是词典编纂中极基本的两种方法,但词典还有一种释词法,《说文解字》是一个典范:一字释一字——“恩,惠也”;“惠,仁也”;“仁,亲也”;“亲,至也”;“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方法?分析还是诠释?似乎都像,但似乎又都不像。既没有梳理词源,也没有展开分析,只是在字与字之间的“链接”。这种“链接”是在澄清概念吗?当然是。

其实仔细想来,无论是分析还是诠释,也无非都是用一串概念去解释一个概念,无非也就是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建立联系。人们理解和思考的活动,也无非就是不断地从一些概念联系到另一些概念,最后则从概念中联想到某些直观印象,便“想通了”。所谓“想通了”,说的正是充分地建立起了概念之间的联系,并与直观印象相连接。无论是分析还是诠释乃至整个的哲学活动,做的无非就是这一档子事——把概念链接成体系,并与直观印象相沟通。其中分析保证这张网清晰简明不至于纠缠不清,而诠释则保证这张网有根有据扎实牢靠,但最基本的始终是“联系”本身。这才是哲学家之为哲学家的真正本务。如果只是着眼于分析,那不如去搞数学,如果只是着眼于诠释,那不如去搞语文,在基本功之上,哲学家的“成就”总是体现为思想体系的编织。

而这里恰恰正是现代汉语的长处所在:汉语是最善于“联系”的一种语言。西语可以通过词头词尾词性的变化来衍生新词,但这种方法比起汉字的衍生法而言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中文的造词简直就如变魔术般,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下就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概念,变一变声调则又多出许多,再换一个偏旁那就已有数不胜数的变化,然后再拿另一个字组合成词语……如果说西语中一个词的变化是以算术级数衍生的,那么中文中一个字的变化则是以几何级数衍生的。区区两三千常用汉字就可以完成西方用无数单词才能完成的交流活动,这是如何可能的?靠的正是汉字极为丰富的内在联系。

汉语的“联系”之强不仅体现在字与字、词与词之间,也体现在与历史和直观的联系上。尽管说现代汉语在溯源时总要追向西方,但这也恰是一种潜在的优势——也就是说,现代汉语天然地就包含了中、西、印三大思想传统的渊源。现代汉语当然仍保留了与古代汉语的联系,并在第一次大规模翻译运动时把印度的语言连同其思想引了进来,而在第二次大规模翻译运动时又把西方语言连同思想外加生活方式引了进来。这样一种“大杂烩”式的语言现状对于“诠释”的工作而言当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又还有哪一种语言能够如此天然地拥有中西印会通的潜质呢?另一方面,汉字在各种意义上说都更容易与直观印象和现实生活建立联系,例如字的“形象”,单词量的保守性等等,在这方面现代汉语比文言文有所进步。西方语言能够如此迅速和广泛地渗入到老百姓习以为常的用语之内,也恰是证明了汉语中学术语言与生活世界的亲近。如果我们能挣脱西方语言的思想束缚,以那些已在生活中扎了根的语言反过来去做学术,汉语学术文本的枯燥和无味的情况将有可能逆转。

总之,真正的“中国哲学”不是以中国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工作,而应是“以中文写作的哲学”;一个哲学家必能极大地发挥他所运用的语言的潜力;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自觉地去了解我们母语的特点,正视其弱势并发扬其优势。

[4 楼] | Posted: 2008-04-25 15:02

Butian

小古概括得真好!

[5 楼] | Posted: 2008-04-25 15:24

Butian

我觉得小古这一段说得很好:

“具体而论,还是要从哲学的核心功课说起。我同意说哲学的基本功就是“澄清概念”,然而,澄清概念是否只有前述的“分析”(或者说“分解”)和“诠释”(或者说“溯源”)两种呢?其实,还有第三种,或者说是比这两种更为基本的一种方式。暂时想不到适用的术语,姑且称之为“联系”。

……

其实仔细想来,无论是分析还是诠释,也无非都是用一串概念去解释一个概念,无非也就是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建立联系。人们理解和思考的活动,也无非就是不断地从一些概念联系到另一些概念,最后则从概念中联想到某些直观印象,便“想通了”。所谓“想通了”,说的正是充分地建立起了概念之间的联系,并与直观印象相连接。无论是分析还是诠释乃至整个的哲学活动,做的无非就是这一档子事——把概念链接成体系,并与直观印象相沟通。其中分析保证这张网清晰简明不至于纠缠不清,而诠释则保证这张网有根有据扎实牢靠,但最基本的始终是“联系”本身。这才是哲学家之为哲学家的真正本务。如果只是着眼于分析,那不如去搞数学,如果只是着眼于诠释,那不如去搞语文,在基本功之上,哲学家的“成就”总是体现为思想体系的编织。”

陈老师的讲座的确揭示了我们做西方哲学的人目前面临的最大窘境。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之源没有了,另一方面西方的东西又学得如此费劲,而且是用我们自己的与西方迥异的语言来进行。这时,什么才是真正的哲学工作?我们每天到底做的是一些什么事情?谈的是一些什么概念?我们对这个世界能否亲自编织出一张令自己满意的思想之网?

的确,西方哲学无非是一种以概念的方式进行的思想游戏,但关键是从里面孕育出了科学技术,这就使它更加有了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更加深入地看待科学技术,是目前哲学工作的重中之重。陈老师之所以如此重视科学史研究,概源于此。

不管以后如何发展,至少陈老师敏锐地指出了这个深刻问题,我以为是每个知识分子都亟需严肃思考的。

[ 此贴被Butian在2008-04-25 16:50重新编辑 ]

[6 楼] | Posted: 2008-04-25 16:45

新斋老蒋

小古的野心值得称赞!

小古的理解也值得重视。

两个值得相比,显然后一个略带保留。

我觉得语言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根子在实践、生活方式,语言当然很重要,但是局限在语言之中是搞不明白的。在语言之下的幽深之处大有文章可做。

不仅要探究先于经验的东东,更要在先于语言的东东那里踅摸踅摸……

[7 楼] | Posted: 2008-04-25 21:05

古雴

当然,语言根植于生活,我想我从没有说哲学是局限于语言之中的,哲学是要寻求走出语言的牢笼。但要做事先要有自知之明,不深刻地考察牢笼的特性是没办法从中脱身的。

哲学家是用什么材料进行创作的?就像雕塑家在石头上创作,画家用画布和颜料创作,哲学家运用概念来创作。尽管哲学家偶尔也可以搞搞行为艺术,正如雕塑家偶尔也会搞搞理论探讨,但哲学家的本职工作就是运用语言进行讨论、写作、交流。对于我们的建筑材料的特性必须了解掌握,随后才可能为它赋予超越于材料之上的灵魂。

我在上文也提到,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也是汉语的优势之一。哲学家要努力去编织概念与概念的联系,梳理概念与历史的联系,但最终要获得“理解”,要“想通”,关键是要去找到概念与现实生活或者说直观印象的联系。至于说我们可以绕过概念,绕过语言,直接去在先于语言的地方“踅摸踅摸”,当然也是好的,不过这更多地是艺术家的做法,作为哲学家,至少作为狭义上的,与科学、宗教、艺术等其他接触世界方式相并列的哲学这一种特定的道路下,我们总是以概念作为中介和材料的,我觉得应该认清自己的使命。我强调的是语言对于哲学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并不是说语言对于一切生活方式而言都是最重要的,也不是说真理在语言之中,哲学也好,诗也好,语言也好,艺术或其他生活形式也好,都是“道”,或者是“登楼撤梯”的梯子,为的乃是“通达”。只是说哲学、诗这些道路恰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因此选择这条道路就不得不以语言/概念的自我反省作为本职工作。

我经常说过,一个不懂英文的人不可能通过一本英英词典来理解英文,词典只能把一个概念和另一些概念联系起来,但最终使人获得理解的必是与生活中直观印象的联系。之前举的《说文》中的一个例子也能够说明问题:“恩—惠—仁—亲—至”是一个字接一个字来串,但最后却以“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收尾,这个收尾的词条有什么特点?它恰是唤起一个直观的图景,“链条”至此告以完成,暗示着直观图像正是词义的根基所在。

陈老师所着重警示的一个方面也正是当代中文哲学讨论严重脱离“生活”,因为生硬地搬弄无根无基的外来术语,导致文章读不通、“不可感”。

我又想到,我们说“读译著不能取代读原著”无疑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与此相应的一条:“用外文写作不能取代用母语写作”却似乎远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许多人甚至以只用外语写作为荣。他们可能会说外语写作表达意思更准确,更流畅,而改用母语说反而别扭。这里的原因正是陈老师所说的语言文化上的极大弱势。但是有些人丝毫不以为羞愧,反倒似乎熟视无睹,见怪不怪。

事实上,一个中国学者说用外语写作比用母语写作更能够流畅表达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意味着他根本就没有通透地理解自己所表达的东西。之前说到,“理解”最终依赖于建立起概念与直观印象之间的联系。那么首先可以问,这位学者是否能够绕过母语,直接用外语与直观印象相联系?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Think in English”。如果他能流畅地“Think in English”,那么确实可以说他理解了自己所表达的东西,然而,一个中国人究竟能“in”到什么程度?一个中国人费了老大劲总算练出了“Think in English”的境界,但这不过是达到了西方小学生就早已达到的境界罢了,这样做哲学又怎有可能比得上西方人呢?何况这样做出来的哲学也称不上“中国哲学”。如果他根本不能“Think in English”,那么更糟糕,他需要将外文“转”成中文才能进行思考,但他写出来的东西却是用外文更加顺畅清晰,这只能说明他写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思考出来的东西。

[8 楼] | Posted: 2008-04-25 21:57

林子

陈老师说的好,两百年前几乎很难把汉语翻译为英语,但现在已经很很容易了

我就想,现代汉语到底更像古代汉语还是英语?

其实,语言只是一个载体,承载着使用它的人们的文化底蕴和思维方式,也就是切入世界的方式

世界的一体化将不可避免的使文化越来越同质,而做为交流而存在的语言也一样,特别是现代汉语

陈老师说,语言只是搭建一个房子,要看里面住的什么

而我们现在的哲学只不过是用汉语盖房子住着西方的思想

所以用什么英语还是用汉语谈哲学区别并不是很大

重要的是我们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如何用我们的思考去提出和解决问题--老的和新的问题

[9 楼] | Posted: 2008-04-25 22:35

古雴

林子兄的理解似乎有偏差,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哲学只不过是用汉语盖房子住着西方的思想……所以用什么英语还是用汉语谈哲学区别并不是很大”指的是我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哲学”,陈老师也应该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要说现在人们所说的“中国哲学”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

如果是搞出一番独立的哲学来,那么用英语还是用汉语来谈哲学的区别当然是相当大的。正如用什么语言写诗的区别也是相当之大,甚至人说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陈老师也提到了。

陈老师的用心是要唤起我们的警醒意识,从而更加重视去反省自己的语言,而决不是要我们以为“用什么语言谈哲学区别不大”,林子兄的理解似乎反了,不知道林子兄所说“陈老师说得好”究竟是好在哪里?

[10 楼] | Posted: 2008-04-26 01:18

古雴

总而言之,陈老师的意思应该是:“用什么语言谈哲学区别不大”是一件荒唐和可耻的事,但许多学者竟然能心安理得。

[11 楼] | Posted: 2008-04-26 01:20

林子

哲学是求“真”,不同的语言对哲学思想是又影响,但并没有语言像诗那么大

如果说,是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那么哲学就应当是在翻译中不应当丢失的东西

陈老师是要我们警惕,那些不是很理解西方哲学概念而用来写文章的人,如果理解了,用英语用汉语都可以,就像他自己,用中英文都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当然我上面说的是自己的一点感想,并不是陈老师的意思

我主要想说,现代我们所说的哲学,都是从古希腊到欧洲近代哲学一路下来的,即使我们使用中文,也是在思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他们思考的问题,甚至我们思考的方式很大程度也被他们所规定,我们应当做的是,澄清语言的差异对思考这些问题的影响,而继续去思考这些普遍的问题

[12 楼] | Posted: 2008-04-26 10:20

古雴

突然想再翻起这个帖子~~

林子一会儿说“陈老师是要……”,一会儿又说“并不是陈老师的意思”,有点莫名其妙。我不知道陈老师是否同意他用中英文都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认为未必。

林子的想法比较朴素,认为“思想”是某种在语言之外、生活之上游离漂浮的东西,语言只是去把那个东西表达出来的“工具”,无论是用德语、英语还是汉语,都可以面对“同一个”比如说康德所思考的问题。但其实不然。“问题”从来不是漂浮于“语言”之外的东西,而语言也不是悬浮在生活之上的东西。问题是内含于语言的,思考也从来不能脱离语言——即便某种高境界或广义上的思考可以用图像化的思维而不是符号化的方式进行,但毕竟还是扎根于生活方式。

我怀疑我们能否去除语言的差异对于思考问题的影响,即便我们能够把语言的差异的影响排除掉,那么我们还会不会有问题剩下,剩下的那种所谓普遍的问题是以什么形式表达的?西文还是中文?还是说有一些话可以在西文和中文间精确地对应?还是说我们可以脱离语言来思考问题?这些都是何以可能的?

[13 楼] | Posted: 2009-03-18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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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 […] 许多概念的确很复杂,哲学家的一大任务就是澄清概念,为这些纠缠不清的概念正本清源。但正本清源是从追根溯源开始的,我们总是对概念之“流”有所把握,有所关切,才去追究它的“源”。我们可以说现代人对某个概念的日常理解偏离了它的本义,但我们不能说现代人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错误的。比如“囧”这个字本义是形如光明,但现在人们用它来形容窘迫,你显然不能捧着词典指责大家都用错了。蒸汽机最初是用来抽水的,后来人们把它装到轮船上,你更不能说他们用错了。每一个词语或每一个工具除了某些固定的指向之外,总还存在被“误用”的“余地”,正因为如此,语言才会发展,技术才会进步。而“误用”之所以能够流行起来,也总是因为它们确实“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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