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坛第61讲
时间：2008年11月28日（周五）下午3：00－5：00
地点：承泽园科社中心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章启群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
主题: 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转折初探——兼谈江晓原“政治天文学”之说不能成立
http://hps.phil.pku.edu.cn/bbs/read.php?tid=838&page=e#a
上次的评论我批评了一下江老师，正感惶恐，正巧马上给了我一个“平衡”的机会，所以稍微多写了一点。
不好意思，今天忘带相机，没拍照片……
江老师的《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一书曾经翻过，今天又拿出来看了一会儿，对江老师的“政治天文学”等说法略知一二。没想到章老师依据的也只是这一本小册子，而置其《天学真原》、《天学外史》、《历史上的星占学》、《中国天学史》等等相关学术著作和论文于不顾，这是难以理解的。《星占学与传统文化》明显只是一个普及性的通俗读物，在正文第一页的脚注中暗示这本书是为那些“对天文学和数学感到陌生和厌倦的读者”准备的！甚至最后连参考书目都没有（当然，这一点倒是可以批评的）。而章老师既然读了许多老一辈中国天文学家的著作，为什么不多参考一下江老师的学术著作呢？
章老师依据《星占学……》一书，认为江老师局限于汉代以后的天文学文献，甚至似乎以为江老师对先秦文献缺乏足够的了解，这当然是过于小看江老师了。随便看一看江老师的其它学术著作，应了解他对《尚书》乃至甲骨文的相关资料都是有所掌握的。之所以在《星占学……》一书中没有引用《夏小正》和《诗经·七月》等资料，当然不是江老师的疏忽所致。
而章老师发现在《夏小正》等春秋或更早时期的文献中，所涉及的“天文学”与占星无关，而多与农事相关，而只有到战国以至汉代之间天文学才“转向”占星学。据此，章老师批评江老师的“政治天文学”之说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国古代天文学不全都是占星学，而占星学也不全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章老师的批评当然是问题百出，首先，正如刘老师强调的，江老师本人并没有做过较强的“全称判断”，而所谓“政治天文学”之说也绝不是说中国传统天文学自始自终完完全全都仅仅为政治服务而不具有丝毫指导农事等方面的意义，章老师对江老师的批评是将江老师的主张作了一个极端的夸大和歪曲，这当然是不合适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即便不考虑对江老师的批评的部分，章老师的研究本身在思路和方法上就存在缺陷——那就是正如吴老师强调的，对“天文学”这一概念缺乏反省，辉格式地直接借用西方“astronomy”的概念来观照中国传统。而对这种简单片面的治史方法的超越恰恰是江老师为中国天文学史乃至中国科技史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而章老师却仍旧不加批判地把老一辈中国天文学者奉为权威，显得过于外行。
在互动讨论中，在老师们对江老师的各种声援之下，章老师对江老师的批评最终退缩到咬文嚼字的修辞批评，最后以纠缠于一个标点符号（章老师说他怎么在这里写“天文及星占学”而那里又要写“天文—星占学”啊，这个“—”号是什么意思啊……）收尾，实在有点那个……这方面也不用我多评论了。
关于“政治天文学”这一概念的意义，我个人觉得可以参照“数理天文学”之于古希腊来理解。当然，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也包含“数理天文学”，更是必然会包含指导农事的功能。正如西方的天文学也包含“观象授时”，包含占星术，也包含一定的政治功能。然而正如我们可以用“数理天文学”标示出古希腊天文学的重要特点，“政治天文学”这一术语也可以直截了当地标示出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核心特征。
显然，“政治天文学”的特征是用来描述中国天文学传统的整体的、主流的特征，而不是说没有任何例外，更不是说中国的天文学的特征在上古乃至远古都是这样的。就好比说你发现古希腊在远古时期的天文学没有后来的数理特征，就否决了关于古希腊天文学特征的刻画。
事实上，正如老师们提到的，即便说上古时期好了，除了有所谓与占星无关的天文学，不还是早就有了占星术吗？凭什么能说存在一个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呢？章老师提到要对“占星学”和“占星术”作一个区分，上古的占星术是零散而粗糙的，只有汉代以后才系统化成型为一门“占星学”。但问题是，这样的话，又何以说“天文学”是古已有之的？难道上古时期的“天文学”不也是零散而不成体系的吗？因此，尽管能够找到一些上古的天象记录貌似与占星学无涉，但这只不过是说明整个系统的中国天文—占星学尚未成型罢了。
而江老师在其他的著作（如合著的《中国天学史》）中也提到过：中国传统的天学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基础，而到了汉代，中国传统天学的各项内容才告完备，“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17、20页）。至于上古乃至远古的天学渊源，有一些证据显示它可能受到西亚天文学的某种影响，或者干脆就是从西方传入的，但具体情况尚无定论。
因此江老师既然要讨论中国传统天学的独特之处，当然要从中国传统天学至少初具雏形的时代谈起。至于上古时期，非但“天文学”尚未成型，就连“中国”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相应的地域、文化和政治体系都尚未凝聚成型，“中国特色”又从何谈起呢？
于是章老师的论述也恰恰印证了江老师的洞见：中国的天文学和星占学从它们奠定基础的时候起，直到随后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联合在一起不可区分的。“政治”而不是学理或农耕等要求始终是中国天学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主要关切。
章老师的报告之可能具有的意义主要在于他对邹衍及其五行学说的提示。章老师认为正是五行说的流行促成了天文学向星占学的转折。我对相关的历史和文献都没有什么了解，所以也不好评论什么。不过想想似乎阴阳五行学说的建立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就好比古希腊早期的各种本体论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的一个大综合那样，中国古代的各种零散杂乱的形而上学也在阴阳五行学说中得到了某种综合，形成了某种包容性和解释力极强的思维范式，从而刺激和左右了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那么五行学说的确立究竟在中国天学的发展史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似乎在江老师那里没有多少讨论？
2008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