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吴老师没来，但这次科科论坛的听众比往常多很多，许多熟悉的师兄也去了，讨论气氛也空前地热烈（一群北大的欺负一个清华的），很能体现北大的特色~~
在现实中我一般比较胆小，那么多老师和师兄都提了很好问题，我也就不提问了，而且该提的老师和师兄们也都提了。不过，到了网上我就能比较放肆一点，还是能发表一些感想的。已把我的评论发在蒋老师的博客上了，照例在随轩存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5bb4201000chc.html
感觉蒋老师提供的思路很好，但这个论题牵扯的问题太多，要步步严谨论证起码需要一部专著的篇幅，靠一篇论文或一次讲座是说不清楚的。当然，激发了那么热烈的讨论，蒋老师的这次报告是成功的了~
蒋老师的论述基于科学实践哲学的一些成果，这里面已经包含了相当多激进的预设。但先不论那个，现在暂时不将矛头指向科学实践哲学，而就这个题目的要点来看，是要论证实验室科学传统与环境问题的关系，那么此时的关键首先是如何理解“环境问题”——正如老师们都已经提到的。环境问题并不全是科学带来的。谈论这个主题时，还是有必要说明针对的是哪一种环境问题或者说环境问题的哪一个侧面。我觉得所谓的环境问题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层是最基本的：人只要生存着，就不得不改造环境，也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环境——即便是这种意义上的对环境的改造也未必都是“可恢复”的，事实上盖娅理论强调的一点就是生物创造和改变着环境，这种改造也经常是不可逆的。微生物的出现、好氧微生物、植物、被子植物的出现等等，一种新的生物形式的出现往往会对整个地球环境带来了极其剧烈的改变，那么相比那些，人类的出现以及科学的出现对环境所进行不可逆的改造为何偏成了问题，成了恶了呢？这一层的问题还是需要分辨和讨论的。前一段看拉夫洛克的《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发现确实盖娅理论和环境运动中的许多主张不是没有冲突的，而且我感觉拉夫洛克有明显的技术中立论倾向，他甚至还试图为DDT辩解（123页）。总而言之，尽管从实践角度上讲，只要有助于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都是好的，不过在学理上立论的话，还是需要有明确的环境哲学立场，究竟什么是环境、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环境的好与坏。若是在这一层面上立足不稳，后面的立论就难免趋于暧昧、容易动摇。
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环境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说源自近代科学，而是与近代科学同源。比如今天刘老师提到“追求不朽”，这是远在近代科学之前，大概与人类文明同样古老的愿望——不仅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恐怕在绝大多数文化中的人都有追求不朽的愿望，而他们不是不想做出那些不可降解的物事来，而是没有技术做到，如果其它的文化构建出某种别样的科学技术来，恐怕也难免要追求做出“不朽”的东西来，这不一定是实验室传统才有的问题。又比如“权力意志”或“求力意志”，还有比如万物是上帝为人类所造的、比如此岸世界是不值得留恋的等等思想，这些思想的根源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既是近代实验科学的根源，也是某种意义上环境问题的根源。之所以我要提这一层面，因为蒋老师也明确说实验科学传统当然不是环境问题的唯一的根源。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根源”的意义是什么？即便说承认实验科学传统是环境问题的根源，这就意味着实验科学传统就行不通了、没前途了吗？一般来说，在哲学史、思想史上追溯根源的工作并不是为了否定根源，而是为了重新审视历史，退回发源处重新阐发。解铃还须系铃人，比如我们把现代性的许多问题追根溯源到了基督教的传统了，并不意味着我们非得否定基督教，重新树立一个新宗教或什么东西来代替不可，这既不现实又不公正。同样的一种取向，往往既可能走向崇高美好，也可能沦为偏执疯狂，例如说“追求不朽”，这同样也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甚至可以说是文明的动力。要把所追溯到的根源统统否定掉，这既不现实，也与反思追溯的初衷相悖。总而言之，即便将环境问题的根源追溯至实验科学传统，也不能导致对实验传统的否定和颠覆，我们也大可以回归实验科学传统重新出发，而不见得必须找到某种非实验的新科学才行。
第三层就是明显由近代科学造成的环境问题，比如大量新物质进入自然界，比如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等等。正如老师们说的，现代科学确实造成环境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如果说实验科学传统是近代科学的主线，那么说实验科学传统作为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这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看起来蒋老师想要重点论证的是：实验科学传统将不可避免地导向环境问题，这个主张就相当强了。结合我刚才对“根源”的讨论，看起来蒋老师不仅仅是把实验科学传统作为环境问题的“根源”，而是作为症结所在了。再打个比方，我们说“病从口入”，可以说饮食往往是疾病的“根源”，但这意味着的是应该重视饮食，而不是要拒绝饮食。在这个意义上，蒋老师并不是把实验科学当作环境问题的根源从而强调要重视实验，而是把实验科学当作致病的病毒了。顺便说一下，这似乎是西医式的诊断思路：病是有特定的病菌引起的，而病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好的，需要被铲除的。但中医的思路应当不是如此，中医所追溯到的“病因”不是某一种孤立的物事，而是某一种“不协调”、“失衡”，外在的寒暑湿燥、内在的七情六欲都可能是打破平衡的原因，但这些刺激本身并不是有待根治的对象，治病的关键在于调补、恢复平衡，这和西医“寻找元凶杀灭之”的策略是大不一样的。总而言之，我们很容易承认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实验科学传统，但是，为什么调补改良的策略不可行呢？为什么说现代世界的病症就是实验科学传统内部带来的，而不是因为实验科学同文化的其它部分（例如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不协调所致的呢？
上面说了那么多废话，其实我的问题就是两个：这里所指的环境问题具体是什么？所谓“根源”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蒋老师的基本立场我是很支持的，期待蒋老师的论证日益严密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