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到的基督教&我所理解的基督教&我理想中的基督教

我所见到的基督教

我在小学时就与基督宗教有了某种亲切的接触：我的小学前四年是在上海市四川南路小学度过的。这小学的校园非同一般，铁铸镂花的大门，顶上镂刻“天主堂”三个大字，门后便是操场，右手边一排红灰砖相间的三层罗马式建筑就是我们的教学楼，而正前方庄严堂皇的竟是一座大教堂。虽然在整个小学生涯，我都没有进过教堂大门，但每日都在教堂和十字架下出操、上课，课间在彩色玻璃旁边玩耍，天主教无疑对我的成长有着微妙的影响。

现在知道那正是上海外滩的第一座天主教堂——若瑟堂，建于1849年前后，而当时的教会学校——“类思”小学则始建于1857年，直至1953年被人民政府接管后才改名为四川南路小学。

不过在小学时，我并不知道“天主教”，乃至所谓“宗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更不知道每天出操时都会仰望的那尖顶上的十字架有什么意义，不过当时对教堂的几个感觉——庄严、神秘、亲切等等——却仍然是我今天对于宗教的感受。

到了初中，经受着一般的“科学=智慧=进步=好、宗教=愚昧=落后=坏”的灌输教育，对宗教的印象与一般人差不多。直到高中时期，我对宗教以及基督教的印象又开始逐渐改变。

在高中读了很多闲书，最多的是两类书，一是历史书（主要是各种通史），二是科普书（主要是新物理学）。读历史最初并没有让我对基督教增加太多好感，确实，无论怎么说，历史上的基督教总是与无休止的争斗联系在一起的，反倒是伊斯兰教更能赢得我的好感（当然，最令我神往的毕竟是堪称奇迹的古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令我好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因为他保存了古希腊的传统），阿拉伯文明的崛起令人惊叹。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不如基督教文明那样充满血腥味，但其民族的强悍却犹有过之。阿拉伯帝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着其宽容与开明，如果说中华帝国的宽容是一种女性式的性格，那么阿拉伯帝国就是男性式的宽容……似乎有些扯远了，不过对宗教而言，有关“宽容”的问题自古至今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

高中时读的最多的是科普书，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套第一推动丛书（著名《时间简史》是其中较不精彩的一本）以及另几本关于量子力学的读物。这些科普书同时激发了我对科学、哲学和宗教的兴趣。我发现，许多科学家对宗教尽管不算褒扬，却也很少有激烈的恶评。我得知在今天的科学家中仍然有相当多的基督徒，甚至越是在数学、物理学这些最基础、最“纯粹”的科学领域中，基督教的虔信者就越多，这些情况对于长期接受科学与宗教水火不容观念的教育的我来说无疑是很惊人的。我开始了解到科学与宗教不仅可能共存，而且可能互相促进（准确地说是宗教情感促进科学探索）。

到了哲学系，开始对基督教有了更全面地了解。最初是在接触环境伦理学与科学哲学时从侧面了解基督教的意义：

一方面，由于基督教传统中对“此岸世界”的轻视，以及隐含着的征服自然、奴役自然的思想，都与近代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以及现代人对自然生态毫无愧疚的破坏有直接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在当代的环境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兴起了多个“生态神学”学说，而且诸如梭罗、史怀哲、罗尔斯顿等环境运动的核心人物都具有深刻的基督教背景。

在科学哲学方面，我了解到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同时，对科学究竟是什么的思考中，我也越来越发现科学与宗教内在的共通处，或许把科学看作一种非常特别的宗教也不为过。

通过这些侧面的接触后，我对宗教的兴趣逐渐形成，于是，我开始选修宗教类课程、阅读相关书籍，对基督教有了更多的认识。下面把我目前对基督教的粗浅认识做一些简略梳理：

我所理解的基督教

基督教，顾名思义，是以“基督”为核心的。

基督是谁？又是顾名思义，是“救世主”。

可见，基督教正是围绕着“主耶稣基督对世人的拯救”这一主题展开的。

粗略地看，所有的宗教都有“拯救”的意思在，因为宗教总是要引导人们从世俗的世界超脱出来。但唯独基督教最为完整地体现着“拯救”这一主题。

既然说拯救，就已经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人类处在危险的或错误的状态，而且，需要有外力将人类从深潭中拉出来，施救者超越于被救者而作为施恩而给予拯救……

相比起来，有些宗教并不强调人的现世是有罪的或需要超脱的，而只是为现实世界与社会秩序提供神圣化的解释；另一些宗教（如东方宗教）虽然也强调现世需要超脱，但更多地强调内力，即强调个人的内在修为，那些神、佛、圣的意义更多的也只是向世人启示真理，而世人只要认识了真理，就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行为得到超脱，但耶稣基督却不止是一个开导者和大能者，没有耶稣而仅靠自己努力是绝对得不到拯救的，这便是基督教的一大特点。

施救者与被救者的绝对区别也体现了基督教神人二分的特征，在东方宗教中，人人皆可以成佛成仙成圣，因为至高无上的是“法”、“道”、“理”，神圣者只是领悟或掌握并启示着真理的人。而在基督教中，至高无上的是神，而真理与神是同一的，无非是神的“言”罢了，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神相比。

与东方宗教的传教截然不同，基督并不是来传授“真理”的，而是来传播“福音”的。所谓“福音”，就是“好消息”。也就是说，基督教并不十分强调传授人们修行的准则，因为单靠修行并不可能得救，而实际上，人类的拯救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修为，而是靠基督的献祭，人们只需晓得“我们已被拯救了”这一条好消息。

这便是保罗在《罗马书》中表达的“因信称义”的含义。首先，说“称”而不是“成”，正是体现了神与人的绝对区别，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因为自身的修为而成为义人，神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何为义人的标准不可能超越神而存在，因此只有神有权“称”人为义。其次，称义靠的不是知也不是行，而是“信”。因为拯救是单向的，被救者不需做更多的事。人称义是“白白地”（罗马书3：24）受了恩典，只需感恩并接受基督的拯救就好了。

虽然基督教的奥义可以说是“我被拯救当且仅当我信我得拯救”，但具体说来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否则任何的宗教修行都没什么必要了。而在基督教中，修行是一个“本于信，以致于信。”（罗马书1：17）的过程，信既是前提又是目的，整个修行的最终意义正是在于加强信心。而且，宗教总是与道德或伦理有关，基督虽决不是一位道德教师，但基督教无疑也与其他宗教一样，是劝人向善的。只不过在基督教里，行善也是位在信之下的，行善正是信心的体现。正如《罗马书》中所说，外邦人即便不知道律法，但是他们有一些人信奉“自己的律法”，顺服“本性”中的“是非之心”，便行出合乎律法的事，这是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罗马书2：14-15）也就是说，上帝不仅把律法启示给摩西，更早已将律法刻在了每个人心中。于是，虔信者无疑也应当信奉内心中的道德律，若是漠视乃至玷辱了道德律的人，又岂会是虔信者呢？

这里顺便提到，我特别偏爱康德的哲学与神学，康德将道德至于宗教“之前”，但并不是“之上”，康德并没有使耶稣降格为道德导师，相反，他是让道德上升到宗教的水平，把宗教的神圣性赋予了道德。另外，虽然经常被认为是传统的颠覆者，作为天主教徒的康德仍然强调教会的意义，只不过，康德认为规范性的祈祷活动和教会仪式都“仅仅具有方法的价值”，对于信徒而言，教会的职责和作用是“激发他的认真精神，使他主动地敬畏上帝、遵循自己的义务，即遵循上帝的律令。”（见康德1776年3月28日致克里斯蒂安•亨利希•沃尔克的信）

虽然基督教的全部教义概括起来就是“信基督”这一句话，也就是“信救世主”、“信拯救”。但这里头内含了更多的内容：比方说，首先是信作为拯救者的主；其次，既然信拯救，也就是说应当相信人类是有罪的。基督教的拯救不只是说让人类脱离苦海，更准确地说，基督教的“拯救”指的是“救赎”，是替人“赎罪”；再次，信拯救也就意味着相信彼岸世界，既然我们被从泥沼中救上来，也就是要升上另一个世界，获得新的生命，那就是天国、是永生。关于“神”、“罪”、“天国”、“永生”的信仰都是包含在“信基督”之内的。

“罪”是亚当犯下的，即亚当和夏娃对神的命令的忤逆。同时，正是罪使得人降落凡间，罪乃是人成之为人的前提，故而称为“原罪”，就是说但凡是人就注定是有罪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在《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了智慧之树上的分辨善恶之果，他们的眼睛明亮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用无花果树叶遮挡。神发现他们懂得了羞耻，便知道他们偷吃了智慧果，分辨了善恶，因而罚他们堕下凡间成为人类……其中分辨善恶、智慧、羞耻、人——这四个概念是相连的！《创世记》启示我们，正因为分辨善恶，所以有了智慧；因为有了智慧，所以懂得羞耻；因为懂得遮羞，所以，人成其为人。

分辨善恶是拥有智慧的内涵，而懂得羞耻则是拥有智慧的标志。人类开始为自己的肉体、肉欲感到羞耻——因而用无花果叶遮掩（创世记3：7），并认识到自己的忤逆——因此在听到神时跑进树木中躲藏（创世记3：8），这是因为人拥有了神性——“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3：6），也使人被逐离神的身边，获得了独立。

可见，基督教启示人们，是非善恶之心是人性之端（这与孟子的教诲是相似的），善恶之心本身不是罪，但却让人知罪。人是不该蔑视自己天生的善恶心的，因为分辨善恶是人性也神性的。基督教所说的“赎罪”、“悔改”，当然绝不是教人放弃是非善恶之心，而是要在获得是非善恶之心的前提下超越自我。所谓“悔改”，就是“回到上帝身边”，但这并不是说要回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时的状态。注意到，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仍然是有朽的，他们之所以不死是因为依赖于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创世记3：22），只有完全摆脱物质的依赖才能是不朽的。因此，人类要求得不朽，必然要经过罪的洗礼，必须要经过“死”，将肉身献祭，才能超越肉体，获得永生——这也是耶稣基督亲身示范而向世人显明的。

不朽者乃是脱离了一切束缚的绝对的自由。而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并没有关于自我、关于善恶的意识或自觉，并不懂何谓选择，也谈不上自由。但是，要获得自由，第一步恰恰是忤逆——当亚当和夏娃面对神的命令与蛇的蛊惑这两种相对立的意见而做出了忤逆的选择时，这就是人类第一次自由地做出的决定，如果自始至终只是单纯的服从，便不会有“自由”。然而，人类最终还是要顺服神从而回到神的身边，但这最终的顺服与最初的顺服是不同的，人类因犯罪而得了自由，便有了自主选择的能力——究竟是继续堕落，还是悔改以回到神的身边？这时，人如果选择悔改，并重新顺服于神，就再不是因为无知或束缚而顺服，而是因自由而顺服，只有如此，才能够获得永恒的自由，这便是“永生”。而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的“不死”、“永远活着”，并不是永生，那只是永远的无知与永远的束缚。因此，全知、全能的上帝之所以默许蛇的蛊惑，乃是要成全人的自由。

当然，一切的讨论都需要在“有上帝、有不朽”的前提下才可能展开，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也向来是神学的主题之一。然而正如康德所指出的，无论是本体论的、宇宙论的还是自然神学的证明，都是不成功的。那么，如何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呢？

其实，上帝的存在是不需证明的，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显明了神的大能，但这是要显明救赎的存在而并不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人们早就该晓得上帝的存在——“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委。”（罗马书1：20）这里保罗似乎指的是某种自然神学的论证，但事实上，“所造之物”不仅是自然，还包括人本身，包括人心中的道德律。遵循着道德律令，每个人都有需要和有义务促进至善，而如康德所指出的：一个有道德的，同时又是拥有足够理性的人，必然要走向宗教。因为只有相信上帝和不朽作为“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实践理性批判》第二卷－第二章－四），作为目的的至善才有可能实现，人们才有可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不这样来看待世界和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在道德方面就会陷入矛盾和非理性。”（加勒特•汤姆森：《康德》，中华书局，第107页）——“我们的义务是促进至善，因而不仅有权、而且也有与这个作为需要的义务结合着的必要，来把这个至善的可能性预设为前提，至善由于只有在上帝存有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它就把它的这个预设与义务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即在道德上有必要假定上帝的存在。”（《实践理性批判》，p144）

道德学只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而康德哲学所面对的第三个基本问题——当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之后，“我可以希望什么？”——则需要宗教来回答。康德认为，我们可以希望幸福，然而，只有当促进至善的道德愿望被唤醒，“并为着这个愿望向宗教迈出了步伐之后，这种伦理学说才能够也被称之为幸福学说，因为对幸福的希望只是从宗教才开始的。”（《实践理性批判》，p150）

康德指出，一个不相信上帝和来世的诚实的人固然可能在内心中神圣的道德律的指引下“无私地促进善”，但他的努力是有局限的，因为他的不能将本性中的道德命令化作理性的伦理准则。而且这个现实的俗世是冷酷无情的，“暴行和嫉妒也将总是在他周围横行”；“而且他在自身之外还遇到的那些诚实的人，无论他们怎样配享幸福，却由于对此不管不顾的自然，而仍然和地球上的其他动物一样，遭受着贫困、挨病、夭亡这一切不幸，而且就一直这样下去，直到一个辽阔的坟墓把他们全都吞噬掉（在这里，正直还是不正直都是一回事）”，于是，这个善良的人如果既想要坚持行善，同时又不想否定自己的理性，即不想仅仅出于对内心法则的召唤盲目顺从从而否认自己拥有“自由”，那么，他就必须在实践方面，“假定一个道德上的世界创造者的存在，也就是说，假定上帝的存在：他尽可以作出这种假定，因为这种假定至少自身是不自相矛盾的。（《判断力批判》，第87节）”

说实践理性需要悬设并非多么偏激的主张，其实理论理性同样需要“公设”。公设是一些难以证明也不再需要证明的基本信条。理论理性中的公设成为科学的核心，全部的科学讨论都必须基于这些不能再被还原的基本信条而展开。类似地宗教则可能是围绕着实践理性中的公设展开的。实践理性不能被还原为理论理性，因为在全部的理论理性的推导中永不可能得到“应该”一词，因此实践理性本身也必定需要不能再被还原的基本信条，这就是上帝、不朽与自由。

对于一个诚实于道德律令，又渴望自由的人而言，只有信仰上帝与不朽，才能够至死也总有所盼望，圣经正是要叫人们“可以得着盼望”（罗马书15：4），从根本上讲，宗教既不是提供知识；也不是提供伦理，而是提供“希望”的。

2006年12月6日

我理想中的基督教

莫尔特曼指出：“主要是在西方影响下出现的现代世界的危机，不仅仅是技术的和道德的危机，也是宗教的危机。但我指的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信仰和价值的危机。”（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三联书店，第22页（中译本前言））

在现代，在工业时代以至信息时代，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但人与人的距离却变得越来越远；人们所认知的生物种类比任何时候都多，但物种灭绝却比任何时候都快；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卖命地工作，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不明白劳动的目的；人们的寿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长久，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不清楚活着的意义；人们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能探索物质的本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不了解人的本质……

人们在辛苦地做着什么，人们也懂得怎样去做，却忘记了为什么要做，探索和劳动丧失了其最初的意义却变成了某种习惯而被延续着……打个比方说：药物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治病。为了治疗某种疾病，就是说为了某个目标而使用药物，则药物的价值得到了体现。但是，如果忘记了使用药物的目的，仅仅出于习惯，为了药物而使用药物，那药物就变成了毒品，让人迷失并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现代科技同样在探索自然，现代经济依然在追求生产力，但是它们忘了为什么！“探索”和“发展”本身决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人们的态度和精神！如莫斯科维奇所言“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再相信理性的本质，却保留其形式上的用途，就像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失去了信念，只是出于习惯还在继续做一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反过来都会具有破坏性。爱因斯坦创造的方程式再完美，最终也会危及地球上的生命。”（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三联书店，第27页）

以上直接摘引了我一年多前所写论文中的段落，只是想重申一点看法：现代社会面临着信仰危机，在这种情形下，宗教将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怀特海所言，人类历史未来的方向将取决于现代人如何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宗教诚然是危险的，它能够使人癫狂，它可能引发仇恨、带来争斗。但是，科技何尝不是危险的呢？科技带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气候异常、灾难频发、物种灭绝、新型疾病的肆虐、人的异化……这些危险比起宗教所带来的又有多少逊色呢？

人们能看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至今仍在持续，但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是否更多地是因“石油”而起的呢？工业文明和科技时代的发展本身所沾的血腥还不够多吗？

在一个技术的力量无限膨胀的时代，宗教的强势早已不再，或许，这正是宗教进一步地洗清其暴力和血腥，更大限度地发扬其和平、宽容一面的时机。

基督教无疑是当今最具影响的宗教，也是无论从教义、教理、神学，还是从教会、制度、机构方面，发展得最为成熟的宗教。基督教理应为新时期的宗教如何在社会中扮演角色而树立榜样。

不过，我并不是要主张什么“基督教要与时俱进”之类的口号。相反，我反对这一口号！宗教本来就不应该是“先进的”，它更应该扮演一个“保守的”角色。我们这个时代过多地被“前进前进再前进”冲昏了头脑，那些驻足沉思者受人讥笑、被人抛弃，人们只知道不停地向前，顶多只是偶尔回头嘲笑一番古人的愚昧落后、炫耀一下自己的高明和先进……

特别是在中国，人们已难再想象——“保守”竟可能不作为贬义词？记得高中时课堂里谈左派、右派的意思，老师讲右派指“保守派”，同学们几乎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国外竟有那么多“右翼”的政党？保守政党怎么可能有人支持呢？……我们正是犯了集体的幼稚病。

因为现代人已经抛弃了“希望”，只知道用数和量来衡量价值，于是，反正是——越多越好、越高越好、越前进越好……但基督教，绝不能被这浮躁的思路牵着走。基督教是要树立价值观的，而不是要修改教理以迎合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的。

基督教当然要跟上时代——要直面这个时代的新问题、新挑战。对教义教理的重新阐释当然也总是在进行着的，但这是为了“应对”新时代，而不是去“迎合”新时代。

2006年12月7日

最新评论
  
丁丁

2006-12-07 10:05:51 [回复]

从根本上讲，宗教既不是提供知识；也不是提供伦理，而是提供“希望”的。非常认同这种说法。 
但这个希望要靠信建立，但一样经不起理性推敲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如何去信服。但真的能用人的理性看得通透的，实际也无法超越人性给人盼望。有点像要用一只手举起自己的感觉。

  
古

2006-12-07 11:10:29 [回复]

确实，说希望经不起理性推敲，但这里的“理性”指什么呢？在现在，一般人理解的“理性”被局限到理论理性，或者说，一种理论理性的变种：技术理性了。至于实践理性，也被还原为技术理性，也就是“趋利避害”，比方说经济学的理性人就是：选择A得到100元，选择B得到10元，有理性的人会选择A。但如果没有“希望”的元素在，这种“理性”本身反而是经不起推敲的——追求更多的钱，或更多的利益又是为了什么呢？ 
比方说，询问某人“你为何跑步？”，若他清晰明确地给出答案，例如“为了锻炼身体”、“为了赶去上课”等等，跑步这一行为便可以说是他的理性的选择；相反，如果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我干吗跑步，我只是在跑步，没有目的，反正就是在跑步……”我们将认定他之所以跑步并非出自理性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做每一件事都那么不明不白，甚至是有点神经错乱的意思了。 
但如说“我跑步”的目的是“赶去上课”，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赶去上课是为了什么？”回答可能是“为了不错过听课”；再追问“听课是为了什么？”，回答可能是“为了考试过关”，而考试的目的是顺利毕业，毕业的目的是找工作，找工作的目的是赚钱，赚钱的目的是讨老婆养家等等等等。 
但这种追问不可能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如果一个人的实践理性要是经得起推敲的话，势必要诉诸于某一个“终极关切”，或者说最终的“希望”。因此，在用理性去“推敲”希望前，应当清醒：若抛弃了希望，理性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何谈去推敲别的？

  
unic

2006-12-07 20:03:52 [回复]

“因此，在用理性去“推敲”希望前，应当清醒：若抛弃了希望，理性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何谈去推敲别的？ ” 
这个理性是否能在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思考呢？

  
古

2006-12-07 21:58:26 [回复]

有把理性分为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有分为存在论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倒没听说过分成宏观和微观的，这个……不是搞经济学……你的意思是说技术理性是针对“微观”行为的？你可以尝试解释一下你的用词~~

  
古

2006-12-11 10:15:24 [回复]

今天WF的课使我意识到一个错误：康德应该是新教徒而不是天主徒。不过很奇怪的是，我以前确实在某本书上看到说康德是一名天主徒的，最初看到时还感到有点奇怪，还盯着看了一会儿确认不是眼花……难道是老年痴呆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吗…… 
不过从思想上讲，把康德归入哪里实在也无所谓，康德确实延续了新教对宗教传统和教会权威的批判，但他对新教的一些主要趋向的反对也同样强烈。对康德作一个天主教立场的解读，也是完全可行的。就如康德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综合那样，康德不属于任何一支，他自己就是一个聚水池。

  
丁丁

2006-12-20 08:57:31 [回复]

用上面的推敲方法即使所罗门也不过推出虚空。  如果依靠神将有无比的勇气和无限的动力（如果有神他又慈爱），即使没有对于人本身，心才是力量的源泉，找到一样无可挑剔的不可动摇的东西来懵自己也可以的成正果的。但是我总觉得那样少了些人气，总期待人能靠所谓的智慧建立一生拥有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