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这是刘老师较新的一部个人文集，一样是非常有意思，这些书都是当“小说书”读的。
注意到在“文化传统对科学的影响”一文中，刘老师针对席泽宗先生关于“近代科学的兴起于希腊文明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的论点提出了反驳。刘老师指出：“近代科学的产生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具体知识的积累过程，更可能是一种文化问题。近代科学是有复杂理论体系的…………这是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与古希腊的哲学、中世纪的逻辑和宗教神学都有关系。惭愧地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零星的，尽管数量极多，但它们从来没有组织成一个逻辑上相对自洽的理论体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科学不可能再中国产生。”（第159页）
我很同意刘老师的观点，这个话题与上节“科学哲学”课的思考题——科学是否西方文化的独特贡献？中医是否科学？——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在没有了解刘老师的立场时，我也已经表述了我的观点，现在看来我的观点与刘老师是基本接近的——中国古代即便有知识的积累、有先进的技术，但没有理论体系，也缺乏西方式的注重客观和还原的方法，也缺少对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中国古代的“科技”完全是以另一种模式发展的，如果没有外力作用，是难以发展出近代科学的。
好比青蛙和癞蛤蟆的关系，即便说它们之间有再多相似点，癞蛤蟆也不会长成青蛙，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两类。相应地，有些强调中国古代“有科学”或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潜力”的学者希望论证的是，中国“科技”与西方科技是小青蛙和大青蛙的关系，或者退让一点，是蝌蚪与青蛙的关系，即便我们指出再多中国古代“科技”与西方传统有多少差异，他们也可以辩称：虽然蝌蚪与青蛙如此不相似，但蝌蚪长着长着总能长成青蛙的！也就是说，争执的关键并不是中国与西方的相似程度有多大，而是那些差异处是否是本质的。
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恰恰是李约瑟指出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package）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转引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29页）近代科技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环，这样，李约瑟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难题。按照这种“成套的”说法，问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近代科技，与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是类似的。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我在高二的论文中已经阐明了观点。简单说来，我认为当我们问“欧洲为何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时，便埋了一个陷阱，好像是说资本主义是欧洲独立生产出来的一样，事实上，只能说资本主义在欧洲首先发生，然而资本主义却是整个东方与西方的共同创造！就好比我们可以说婴儿在母亲的腹中诞生，但是如果以为单是母亲就能创造出婴儿那就错了！
包括历史教科书在内，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古代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意思好像是说如果西方不来干扰、八国联军不来侵略，中国自己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其实这是相当天真的。西方能够产生资本主义首先是有其先天条件的因素的，比如说海洋文明的性格、地域差异大（不同地区能生产不同的特产因而贸易得以展开，而中国在一个地方能生产的商品——比如瓷器、茶叶、丝绸，在另外的地方也能生产，因此只需注重生产而不需注重贸易）、重商主义传统、重法制而轻德制等等，在我高中的论文中已写到一些。总之，先天条件决定了西方具备孕育资本主义的基础，就好比说只有女性才有孕育小孩的基础，而男性再怎么努力也比较困难……有了先天条件的因素，还要后天的诱发，事实上，我以为，没有富庶的东方、没有丝绸之路，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兴起，恰恰是因为东方的强大，才促成了西方商人群体的壮大——东方人不需要西方的商品，而东方的商品却能在西方卖出高价，东方商品的紧俏难以让东方的商人得益——因为东方地域差异小，很难形成垄断，西方人能够以最低的价格买到商品并运回西方谋取暴利。
回过头来再看近代科技的兴起——同样地，首先需要先天条件，也就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一些关键的传统因素；其次需要后天诱发，也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系列的环节，与东方，尤其是与阿拉伯文明的交流也是不可忽略的。
这是对刘老师文集的读后随感，好像扯得远了一点，反正想到什么写什么吧。刘老师的杂文可以在这里看：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huajie/essay/essay.htm
2006年2月27日
另外，刘老师在“且慢走向综合”一文中说道：“真理毕竟不是中庸之道，真理将在知性的偏执中发现并得到锤炼。没有知性的洗礼，真理来得来廉价，懒惰而世故的人怎么能够切身体悟。换种说法，真理通过歪理得以表现。鉴于此，我们的科学文化讨论应当切实搞起来，首先找准对手，有来有往，排除干扰，战它数个回合，真理的碎片自然在辩论中呈现。”（第95页）——刘老师对于辩论的重视我极赞同，从去年上哲学导论起我就在“鼓吹”辩论了。不过，更要强调的是“找准对手”，其实也就是“找准问题”。另外，我倒不觉得持中庸之道就不能辩论和锤炼了，中庸之道并非简单的折中立场，更不是你对我对大家对。事实上，中庸之道是对两端的超越，并非简单的“综合”。中庸并非懒惰，真正持中庸之道的人往往不仅不是两头都讨好，而恰恰是两面不讨好，对于偏执的两端都要展开论战，实际上是两头开攻。当然，这些攻击和论战都应当是在学术的而不是政治的氛围下进行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家是欢迎对手的，而批评者越伟大，被批评者往往更加耀眼，这在寒假里提到黑格尔、马克思时已经说过了。其实刘老师本人的立场其实也并不偏执，并且还经常被评价为“温和”、“折衷”（比如黄艾可专访刘老师的那本书）。
2006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