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博客更新几近停滞，主要是有三座大山压着，一是讨论班论文（兼作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的投稿以及博士论文导言的部分内容；，二是整理博客文章出书的计划（《科学文化史话》）；三是用WordPress搭建即将重启的科史哲中心网站。这几件事可能都将在一周内搞完。
常年不更新已经导致我博客的PR评级降低了……今天为庆祝生日，先把最近的一些讨论发出来凑个数吧~
这些讨论缘起晋世翔的论文“现象学视角下的科学思想史编史纲领——《现象学与科学史》释读”，那次讨论班我正好缺席，不能在课上讨论，不过也许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更愿意利用电邮参与讨论，当然井琪的发起也很关键。
相关的问题事实上正是我下一篇讨论班报告（这周先让给蒋澈讲科史哲会议的论文，我再拖到下一周）将要针对的问题，作为以“媒介史纲领”为主题的博士论文的导演，我试图为“媒介史”或者说“技术史”确立一个存在论上的地位，历史究竟是何物，媒介史究竟研究的是什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在晋世翔报告前我发出的邮件：
非常遗憾这次报告我听不了，这个主题我非常关心，也就是一种现象学历史学的纲领及其意义，这正是我想在博士论文中展示的问题。晋世翔的文章以及东林师兄的工作都对我帮助很大。
论文还没时间细看，粗略浏览后先提两个问题，也算我仍然参与讨论班吧。从这篇文章看，这种现象学历史学基本上还是奠基于晚年胡塞尔的思路之内，但还没有引入海德格尔的进路，柯瓦雷是一种早年胡塞尔的现象学史学，克莱因是一种晚年胡塞尔的现象学史学，但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史学（无论它是否比胡塞尔更好）究竟是怎样的还并未得到展示，而这是我更关心的方向。
海德格尔的重要贡献包括对实际性的重新阐释，或者说在世概念的阐发，以及技术哲学的开启等等。而这些维度恰好是此处胡塞尔式的现象学史学所缺乏的。比如说，这里对“意向历史”与“实际历史”的对立值得商榷。虽然提到了“ 广义上的意向历史不但包括沉淀史的逻辑分析，还应包括其与实际历史的交互关系。 ”但这种“交互关系”似乎始终是单向的，好像还是概念们从理念王国逐渐沉向现实世界的过程，一边是逻辑前提，一边是实际后果。但实际性的生活世界对于理念世界究竟怎么交错，怎么互动，还不很明朗。相关地，对内史纲领和外史纲领的区分显得或许简单，特别是对外史的处理或许粗糙，赫森和默顿被混为一路。
我认为与意向历史对立的不该是“实际历史”，而可以说是客观历史或现成历史，意向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就是真正的实际历史。而内史与外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区分则在另一个维度上。同样是关注概念内部关系的史学，也可能是一种现成化的，而非意向性的处理，而一种社会史或技术史，也有可能是现象学的。
讨论班后井琪发起了讨论
大家好：
晋世翔讨论班文章很多同学反应看不懂，所以我找晋世翔做了这个访谈，以便于大家理解文章本身。
请看附件。
附件就略过了，主要是一些概念的解释。我回复：
赞一下，不过我觉得井琪的提问策略有待改进，
该问的不是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是何含义，而是在晋世翔心目中的意向性和意向历史究竟有何意义，逼迫晋世翔把他希望借助胡塞尔和克莱因而表达的东西，尽可能绕过他们的概念城堡而用我们更熟悉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的旨趣不是钻研胡塞尔的文本，而是究竟如何实际地理解历史和做史学研究，因此我们关注的就不是胡塞尔术语的定义和澄清，而是在于寻求对它们更切身可感的理解，即便这种理解是偏离晋世翔的，晋世翔的理解是偏离克莱因的，而克莱因的理解又是偏离胡塞尔的，哲学本身的历史也恰恰就在于这些偏离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该从“我”出发来追问晋世翔，而不是从胡塞尔的术语出发。
接着东林师兄和刘平参与了回复，都表示还不是很清楚意向历史和实际历史的区别。
晋世翔回复：
谢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我这些天的思考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上次讨论班文章问题最为集中之处还是如何理解“意向历史”与“实际历史”之间关系。我想就大家提供的疑问和建议就这个问题再详细的澄清一下。
首先，意向历史和实际历史都不是在自然时间的因果序列中谈的，而是在现象学态度下所做的重要区分。（这一点论文里有一个地方的表述可能引起误读，我已经修改过了）实际历史作为一种先在的历史是小古所说的客观历史的现象学基础。只不过实际历史是在悬隔了存在信仰的现象学态度中所讨论的。特别是悬隔了“客观”这一表述所蕴含的存在信仰。
其次，之所以要做两种历史的区分，乃是因为需要强调二者之间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的现象学基础就是时间结构中的“滞留”与“前涉”。它们是活的当下中的两个要素，两者都不是可以切下来单讲的部分。两种历史（滞留导致的意义沉淀的意向历史；与预期、牵涉有关的是与原初明证性体验交织在一起的实际历史）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意向历史主要探究事物获得某种特定理解所要求具备的、符合逻辑的观念条件；而实际历史则关注于上述可能性条件在实际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展开，即：可理解事物在知觉世界、生活世界中明证地被给予。意向历史是实际历史发生的观念条件，具有逻辑上的在先性，而实际历史是真实存在的生活样态，具有存在的优先性。这两种历史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意向性联系：意向历史具有被预期充实的可能性，因此是与实际历史不能分离的；而实际历史的可理解性则是意向历史沉淀的结果，这也决定了其不能与意向历史分离。“意向——历史分析”不但包括沉淀史的逻辑分析，还应包括其与实际历史的交互关系。任何一个静态的关于世界的语域既包括某个水平层面上实际历史（原初的生活世界与知觉世界），也包括由于沉淀积累在事物“作为……”的可理解性的观念沉淀。事物的可理解性离不开意向历史，而事物的如其所是的显现离不开某种实际历史中原初的知觉世界、生活世界。
最后，这种“意向——历史分析”方法的具体操作。从悬隔了自然态度的现象学反思出发（避免形而上学存在预设的干扰），借助当下或者特定历史时代的文本，在清理还原出特定意义地层中诸意义载体（一切有意义、可理解之物、或者是小古说的媒介）之间交错构成的横向的意义语境和生活世界（实际历史）的同时，结构性地比对纵向的、观念的逻辑演进性的沉淀史（意向历史）。比如克莱因在《起源》工作中即清理激活了维达时代和丢番图时代不同地层的生活世界和历史语境，又从观念逻辑演变的角度阐释了中世纪关于第一意向与第二意向之间区分的意向沉淀同维达创新性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马克•史密斯则通过“去沉淀”的工作“再激活”、恢复托勒密与阿尔哈增的生活世界及其概念的原初含义，进而考察这些核心概念同近代科学早期核心概念之间是否具有逻辑顺承关系。简而言之，意向历史与观念的可理解性有关，而实际历史与生活世界中的原初知觉体验有关。任何一个体验既包括沉淀下来的意义，也包括当下感知觉的参与。改用一下康德的名言：没有意义的体验是盲的，没有体验的意义是空的。
其实，克莱因非常重要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为大家介绍。他本人精细选择的术语背后潜藏着他对古典世界激活的理解（尤其是intentionality at work这一术语翻译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概念）。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理解，他深受海德格尔影响。总的说来，自然的数学化是伴随着亚里士多德体系的瓦解才得以成功的。而对崩塌了的亚里士多德世界的重新激活却非常的困难。为此，海德格尔做了很多工作，他专门写过解读《形而上学》第九卷前三章的“潜能”“现实”关系的专著，还写过解读《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自然”概念的长文，还解读过《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六卷，这些都是海德格尔在马堡时期获得“隐秘的哲学王”美誉的原因之一。总之，这些重要工作对克莱因都有深远的影响。文集里第11篇文章基本是对海德格尔解释的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回顾。
再次感谢大家的意见，欢迎大家来信交流沟通！
我提出回应：
谢谢。我的确没有理解实际历史与自然态度中的客观历史的区别，但我当时的质疑仍然存在：
……虽然提到了“ 广义上的意向历史不但包括沉淀史的逻辑分析，还应包括其与实际历史的交互关系。 ”但这种“交互关系”似乎始终是单向的，好像还是概念们从理念王国逐渐沉向现实世界的过程，一边是逻辑前提，一边是实际后果。但实际性的生活世界对于理念世界究竟怎么交错，怎么互动，还不很明朗。
现在晋世翔的补充仍然没有澄清这种“交互”关系究竟是单向的还是
双向的。仍然是一种概念们从理念世界沉向现实世界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柏拉图设想的那样，现实是对理念的摹仿。意向历史似乎构建了一系列理念上的前提，然后实际历史无非是这些观念的、逻辑的东西成为现实，实际历史无法是一个“结果”。但是我关心的是，实际历史对意向历史的意义是什么？所谓的原初的知觉世界、生活世界，是否也参与着意向结构和概念世界的生成？还是说这些“观念条件”本身仿佛是一个独立自存的、自行滚动的、漂浮于空中的东西？意向在实际历史中的所谓“充实”无非只是一些对本身历史丝毫无损的单纯“流溢”？还是说，这二者之间还有着某种更加“实际”的“交互”关系？
简而言之，无论“实际历史”是什么意思，把意向历史的作用刻画为“沉淀”是让我感到怀疑和不满的。“沉淀”太过单向和静态了，就像我出去晒晒太阳，很难说这是我与太阳的一种“交互关系”。这种静默的单向的活动，只是从上而下地沉降，而不激起任何反作用，甚至用“砸落”也要更好一些，因为砸落一方面在地面上留下印迹，另一方面至少会激起一些新的碎片抛回空中。雨水单向地降落于大地，但又会以另一种隐秘的方式返回天空。如果不指出这种返回的路径，不找出这种循环，那么这种现象学仍然是一种虚幻的无根水，仍然没有脱离基础主义的形而上学。
我再顺便说一说我所理解的历史形象：我愿意类比于“滚雪球”的形态。
雪球在大地上滚动，这里有三重历史：
一、雪球本身的运动；
二、大地的变化；
三、雪球在大地上留下的轨迹。
自然态度下的客观历史，或者说“可见的历史”，仅仅是这条轨迹，当然这条轨迹也是有内容，有宽度，有模糊阴影之处的。所以客观的历史考据学的任务是沿着可见的轨迹追查，复原其模糊的部分。
而观念史着眼于雪球自身的滚动，雪球呈现为一个相对独立、封闭、自成一体、具有有形的结构的东西。它本身是不可见的，但我们通过对轨迹的分析，以及从轨迹中捡取遗落的碎片进行重构，可以还原出雪球的历史，而雪球的滚动也显示出某种内在的、独立的趋势，观念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惯性，因此我们可能相对独立地，脱离于具体的轨迹，来谈论观念本身的发展逻辑。
但是这种独立性并不是绝对的，雪球与大地的关系也决不是单向的，即雪球单方面地在大地上留下印迹，大地似乎只是一种阻力，而原始的动力仅仅来自于雪球的自我旋转的内在惯性。这只是一种合理的错觉。大地是雪球的“环境”，而环境并不是中性的、被动的，根本来说，大地的变化不仅会让雪球发生阻滞、加速或偏转，更是雪球本身的来源。雪球在大地上留下印迹，一方面在重塑着大地的历史，另一方面大地也反过来重构着雪球的结构。
大地就是环境，就是实际性，传统形而上学把实际的东西看作单纯的阻力，但事实上实际的历史是真正奠基性的，是理念的历史得以可能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逻辑结构与实际条件的关系，而不是逻辑条件与实际结果的关系。Condition，就是环境，作为条件的东西就是环境，就是实际性。而现代逻辑通过应用一种极端化的“充要条件”的观念遮蔽了“条件”的本义，以至于我们更理所当然地更倾向于把观念性的、逻辑性的东西称作“条件”，这经常是一种重大的误会。
晋世翔对我的回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小古，我觉的你没有恰切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意向历史强调的是在考察一个观念起源时所做的思想训练，是种逻辑可能性。是依照现有的当下显现，对其逻辑前提做的推理。而不是要讲一个理念的世界。更不是说实际历史是这个逻辑世界的变现。而实际历史就是你说的客观历史，当然我要强调的是在现象学态度之下的。区分着两种历史，无非是想在关注某个过去历史阶段生活世界的同时，能够兼顾到其在思想史上的逻辑顺承关系。克莱因这一点做的非常到位。而并不是要假定个理念世界和显现世界。这一区分是就现象学方法上讲的，而不是预设了某种存在信仰的。比如David Carr 就将胡塞尔理解为方法论的观念论。反倒是你总是强调历史的客观存在性，问题都是在自然态度下提问的。问题不是十分恰当。
当然对于过往的历史，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完成了的，但是不否认过去进入当下的知觉对未来的意义构形产生交互构造。历史工作所能做的乃是最大程度的激活过去的历史处境，理解曾经的诸多处境之间的逻辑联系。通过激活，使得过去的明证性被融入到我们当下的理解中去，真正的和我们的理解交融，从而接引到源头的活水。
最后我给出了坚决的辩护和总结：
我也注意到了这种分歧，简单来说，你似乎讲的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而我却关心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你说David Carr
就将胡塞尔理解为方法论的观念论，这似乎很对。所以说现在的分歧就在于，我一直并没有认同胡塞尔的路数，我更倾向于海德格尔，提的是存在论的问题。但这也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你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训练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做出来的历史为何是有意义的？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如果你把意向历史到实际历史的“沉淀”解释为仅仅是一种思维训练过程中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事情有什么意义？沉淀出的是什么？被激活的又是什么？
即便仅仅就方法论而言，观念史与技术史有何关联？思想史与社会史有何关系？我提到克莱因对社会史的理解非常笼统，这也是我所不满的。而这其中的缘由恰恰是观念史与技术史的存在论意义并没有得到澄清，社会环境和技术并没有被看作“条件”，因此这种方法论并不能够恰当地讲述技术史并处理技术史与观念史的关系。而我要描绘一种技术史的方法论，就首先要处理历史的存在论问题。
当然，正如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在胡塞尔眼里是退回到自然态度的人类学，我的思路被晋世翔斥作退回自然态度似乎也是一件宿命的事吧~ 所以我其实一直不愿意拿现象学自我标榜，我学的是现象学，但搞的是存在论，说“媒介存在论”而不说“媒介现象学”，就是要规避胡塞尔的责难。我对现象学态度和自然态度的区分也并不是特别在意。如果说我们现在谈论的并不是胡塞尔的概念体系，而是谈论一种我们将要训练并应用的史学方法，那么，我以自然态度来提问又有何不恰当呢？你说胡塞尔是方法论的观念论，而我是自然态度，这就不恰当了。但问题是我问的并不是胡塞尔，我之所以会提问恰恰缘于我与胡塞尔的分歧。你可以回答说你无非就是替胡塞尔作代言，我读文章的目的就该是理解胡塞尔的思路，因此站在胡塞尔的思路之外发问是不恰当的。但如果说你并非只是为胡塞尔代言，而我读文章的目的也并不是胡塞尔，你就不能用我符不符合胡塞尔的路数来打发掉我的问题。
最后晋世翔说我的总结很到位。讨论暂告一段落。
毋庸多言这种激烈讨论的氛围和融洽交流、互相学习的传统是吴门圈子最可贵的地方。因为我接下来的论文还会涉及相关的内容，我现在就不多注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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