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老师在“传福音与搞科普”（http://blog.sina.com.cn/u/485ea879010002nu）一文中，将科学传播与宗教传播做了有意思的比较。
我感觉：正如宗教并不一定是可憎的，说科学活动类似于宗教活动，甚至说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宗教，并不一定带有贬低科学的意思。倘若真以传福音的态度来传播科学，这份虔诚是值得尊敬的。然而，就像对宗教的迷信类似，许多科学的“信徒”只是在缺乏“理解”的状况下“迷信”科学。就好比许多世俗的宗教宣传那样：依靠招摇“祛病消灾”这类的“好处”来传播信仰，而信众也只是出于“升官发财”那样的功利目的而去烧香拜佛，那不是真正的信仰，那也不是真正的“传福音”，真正的宗教通过感化激发人们内心中对神圣的向往，吸引人们发自内心地皈依，并敦促人们用善的生活去实践信仰。现在许多科学传播只是与“传迷信”类似——靠张扬科学的“威力”：“瞧！它多么有效、多么成功、能医病强身、能抗击灾害、能带来多么大的物质利益啊……”这种科学传播在某种意义上比传福音还糟糕，
然而，“像好教徒一样传播科学”不容易，事实是，信仰科学难以取代宗教。
真正的宗教可以给虔诚的信徒提供灵魂的寄托。所谓灵魂的寄托，也就是将人生的终极意义寄托在对神圣的信仰上，这种信仰让人觉得充实、满足，令人生即便再多苦难也总是充满“希望”。
科学确实也可以成为人生至高的“希望”的寄托，但这更多地是对科学家而言的。
真正的“科学精神”源自古希腊哲学，柏拉图说：“我们应该在万物中追溯这神圣的原因，为的是我们的本性所要求的幸福生活。”（《蒂迈欧篇》，69A）亚里士多德说：“凡能得知每一事物所必至的终极者，这些学术必然优于那些次级学术；这终极目的，个别而论就是一事物的‘本善’，一般而论，就是全宇宙的‘至善’。上述各项均当归于同一学术；这必是一门研究原理与原因的学术；所谓‘善’亦即‘终极’本为诸因之一。”（《形而上学》，982b10以下）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投身科学探索的情感和追求终极和神圣的情感是同一的。
在现代的大科学家中，求知欲与神圣感仍然是联系在一起的。爱因斯坦说到：“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宗教感情的人。”（“科学的宗教精神”，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67页）
爱因斯坦进一步说到：“但凡是曾经在这个领域（科学探索）里胜利前进中有过深切经验的人，对存在中所显示出来的合理性，都会感到深挚的崇敬。通过理解，他从个人的愿望和欲望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从而对体现于存在之中的理性的庄严抱着谦恭的态度，而这种庄严的理性由于其极度的深奥，对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科学和宗教”，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73页）
彭加勒说：“科学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研究大自然；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如果大自然不是美的，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大自然不值得了解，生命就不值得活着。”（转引于罗杰·牛顿：《何为科学真理》，第227页）
薛定谔说得更好：“我生于这样一个处境中——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去往何方，也不清楚我是谁。这是我的情形，也是你的，你们每一位都如此。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处境，并且永远都将如此。这一现实不能给我任何答案。我们热切地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何处去，但唯一可观察的只有身处的这个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急切地竭尽全力去寻找答案。这就是科学、学问和知识，这就是人类所有精神追求的真正源泉。”（《自然与古希腊》，第96~97页）
这些最伟大的科学家们都赋予科学的探索和求知以神圣的意义，科学家们在他们的事业中寄托了他们的宗教感情。他们道德的高尚以及生活的愉悦往往也源自那对自然之美的宗教式的情结，他们在追求真理与至美的过程中得到满足。
不过，对于更多的人而言，这足够令人满意吗？毕竟科学是一个专业性要求极高的事业，绝大多数的人根本没有条件投身于科学探索的活动。
科学家在追求真理，那么普通人的生命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如何让一般人的生命都能感到有所追求、有所满足？如何让残酷的真相与日常的伦理道德相融洽？——那种在追求真理中得到满足的人生观在大科学家那里是可能实现的，而如何能让一般的人都可能追求幸福？如何劝说一般的人采纳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显然，科学和理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是不够的，哲学、艺术与宗教虽不能与科学合而为一，却始终有理由独立于科学而存在，它们并不要求凌驾于科学之上，也拒绝科学凌驾于它们之上，它们只要求与科学互相补充，以助于满足人类对“意义”的渴望，正如在一个大科学家身上那并存的严谨理性的科学精神与追求并相信自然之美的宗教情结的互相补充一样。
我不久将为“如何理解宗教”这门课程写一篇期中作业，到时可能会对这里提到的做更多讨论。
2006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