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和失业的循环

一周只需工作2天可能吗？

人工智能不断迭代，最近掀起了一波“养龙虾”（OpenClaw）热潮，我们可以给AI赋予权限，让它自主行动，像人一样操作电脑，爬数据、写论文、建网站、做交易，什么都能做。虽然目前看来调教出一只彻底替代打工人的“龙虾”并不容易，不过打工人的危机感已经扑面而来了。

一种美好的幻想可能是：打工人照旧上着班领着薪水，但把活儿全交给人工智能体帮自己干，打工人自己除了偶尔扮演老板去调教一下手底下的小龙虾们，就可以领着工钱成天摸鱼啦！但是我想许多打工人心里清楚，这只是美好的幻想罢了。真相是，一旦人工智能体真能替代打工人的工作，同样都是让龙虾干活，老板们何不直接用龙虾？为啥非得花钱雇一群摸鱼员工呢？

与此同时，某些专家和某些老板跳出来稳定军心了，他们画出的大饼非常诱人，有人说，人工智能的替代下，“人类未来一周只需工作2天，工资不会减少甚至还会变高。”，还有人说“未来每周或工作3天，每天仅需工作2小时”。

评论区早就有人表示怀疑了：资本家不会让每个员工一周工作2天，而是会让三分之一的员工一周工作6天，然后把另三分之二不够卷的员工开除掉。这个趋势对一家公司和整个社会都是适用的：如果整个社会所有人都一周工作2天，那么这个状态多半不可能平衡，很快会朝着一部分人工作强度提升且另一部分人失业这样的方向发展。

内卷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经历这样的趋势：从原本普遍的朝九晚五+双休日，到日益普遍的996，同时失业率也在增加，而工资并没有显著提升。

我们有时怪罪“资本家”剥削压榨，有时怪罪打工人过于内卷，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某些人的品性恶劣造成的，而是各方理性计算的结果。

对于普通员工来说，勤劳奋斗、追求上进，都是优良的品性吧？在按劳分配的规则下，当然是多劳多得，如果别人都只工作2天而我一周工作3天，我能够赚得比别人多赚50%，也能完成更多绩效，避免被末位淘汰，那么我为什么不多干一天呢？

对于老板来说，比如他的活儿每周需要6工时，也就是需要招3个员工每人每周干2小时才能完成，现在其中2个员工愿意每周干3小时，已经足以把活儿干完了，剩下一个员工老老实实只肯干2天，那么理性的老板为什么不把多余的第三个人开除呢？或者压根从一开始就该只招2个人。

要注意，即便老板不降低时薪，他也有理由用更少的人。因为每多招一个人，付出的不仅仅是员工到手的薪水，老板还需要负责员工的福利保障，还付出培训教育的成本；在团队合作中还有额外的摩擦成本——2个员工合作显然比3个员工合作更容易；当然还有提供办公场地和办公工具的成本，等等。

而且，假设老板不能凭空变出更多活儿来干，整个公司的营利没有变化，即便不开除第三个人，也不可能保持工资不变了。如果三个人都保持工资，那么就是否定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如果要坚持按劳分配，那么结果就是第三个人的工资必然被削减，而前两个人的时薪其实也降低了。

总之，最合理的方案似乎就是肯定奋斗者的积极性，坚持按劳分配，让2位多干1天活的员工多拿1天的工资，而对那位多余的员工实行末位淘汰。

那么现在，对于那位已然淘汰的员工——现在变成失业者了，他现在痛定思痛，开始理性权衡了。按劳分配嘛，不劳动就没有收获，只能吃低保或者啃老了。但如果他恢复了理性和上进心，想要重新找回工作呢？他就必须表现得比在职的员工更优秀，才有可能重新上岗。那么，他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工作时间，或者降低薪水要求。例如，他发现每周工作3天，但只拿2天的工钱，也是可以接受的，总比失业好。

他带着这样的觉悟回到原公司或者找到新公司，那么此时，理性的老板面对这个愿意工作更多时间但拿更少薪水的求职者，只要他的让步抵消了培训和磨合等额外成本，肯定是愿意招收的。而与此同时，在职的员工们看到待业者的觊觎，了解到“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事实，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很可能不得不接受更高的工作强度和更低的薪水。

如此不断循环，大家都提升工作强度，反而催生更多失业者，失业者增多则会进一步增加压力，迫使工作强度进一步增高，工资待遇进一步拉低。这就是“内卷”，每一环节似乎都是理性权衡的结果。

以史为鉴：恩格斯停顿

这种趋势并非我空想出来的，事实上在发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早已经历了一轮了。1770年代瓦特蒸汽机投入市场，很快和新型纺织机结合，标志着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但是从1770年代开始，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逐年提升，时薪不增反减，童工泛滥但大量成年工人失业，平均寿命和生活水准（反映在人均粮食和肉类消费量上）显著降低。这个趋势一直到1840年代才触底，慢慢提升。由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记录了1840年代初英国工人最悲惨的状况，当代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作“恩格斯停顿”，用来描述工业革命初期底层工人生活水平停滞乃至倒退的现象。

我们无疑希望随着技术进步，人类能够越来越省力，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而不是变成越来越劳累的“牛马”。当然工业革命总的来说确实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抛开工业革命初期的几十年，再抛开两次世界大战，总体而言，自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在缩减，工作时长在缩减，而收入在增加。

逆转内卷的三条线索

但问题是初期的那种失业和内卷的趋势究竟是怎样逆转的呢？在新的技术革命（比如当前的智能革命）中我们能够避免再次陷入严重内卷吗？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新技术虽然造成了一些岗位的失业，但也增加了许多新岗位。好比说，前文中那位需要每周6工时的老板，开拓了新的业务，现在需要每周8工时了，那么就还是能容纳下所有的员工而不需要解雇了。但是事实没那么简单，首先新业务存在滞后性，并不能保证在员工面临下岗之际就恰好找得到足够的新业务。其次争抢新业务仍然可能引发内卷——如果新活不够多，那么前文的逻辑仍然有效；如果新活太多接不过来，那么失业率也许会少一些，但至少劳动强度还会普遍提升。

从历史上看，实际逆转趋势的究竟是什么呢？

一、首先无疑是靠经过前赴后继绵延百年的工人运动，争取来的议价权以及各种法律和制度保障（如童工禁令和八小时工作制）；

二、其次则是在19世纪逐渐普及的教育制度——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一方面，学校锁定了大量青年人口，让他们延迟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漫长的专业教育经历使得许多高级岗位更难找到替代者，不再能说换人就换人，增加了就业者的议价权；

三、最后是直到二战后才逐渐完善的国家福利体系，减轻失业者的压力，从而也是削弱他们降低要求回来“卷”职场的迫切性，当然不劳而获的高福利其实已经部分打破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了。

脆弱的平衡

而上述种种，都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顶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促成了某种脆弱的平衡。我们看到，即便不考虑AI技术的冲击，到了21世纪，上述“平衡”都在摇摇欲坠。

一、首先是争取来的许多法律和制度的影响是局部性的，例如，硅谷就盛行加班文化，因为硅谷代表的新兴科技产业缺乏传统的工会势力制衡，另外中国等后起国家不理睬老牌发达国家的各种制度，加速内卷——我不是说中国人内卷是罪恶，相反，这也是理性权衡的结果，在国际市场已然被老牌发达国家瓜分好了之后，后起国家想要挤出一块位置，就得更“卷”一些才行，正如前文中失业者（掉队者）想要重回公司前线势必要更卷一些那样。

二、其次，教育体系的扩张已经濒临极限。曾几何时有一个本科学位就已经是高级人才了，博士学位凤毛麟角，但现在大学已经扩招到了极限，几乎人均高学历，即便对一个高端专业人才，也仍然是“你不干有的是别人干”的状态了，高学历无法再提升就业者的议价权了。

三、至于福利国家的制度，也濒临崩溃。因为国家级福利体系在很多时候要么是通过货币通胀，借新还旧的模式滚起来的，要么是通过这一代年轻人交钱给这一代老年人养老，而这一代年轻人老了之后需要更新一代的年轻人来养老。但一方面借新还旧的循环已经过于膨胀了，例如美国的国债已然是天文数字；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开始萎缩，“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越来越难以维系了。

AI革命势将打破平衡

而来势汹汹的AI革命，一方面具有工业革命的所有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更多新的进一步威胁就业率的特征。

一、首先，法律和制度能够强制要求一个工人每天顶多工作8小时，以防止内卷，但它无法如此要求机器。一台机器理所当然地可以每天运转24小时，而且它还可以无限复制，只要机器能替代某一个打工人，它就可以立刻替代所有同类型的打工人。传统的法规可以禁止人类内卷，但总不能禁止计算机上的数据复制吧。

二、其次，教育体系曾经通过创造高级专业人才来搭配高级技术岗位和脑力劳动岗位，来缓解工业革命带来的失业压力。但是这一波AI最先挑战的就是脑力劳动者。AI本身学会的不是特定的技能，而是“学习”能力本身。一旦AI的学习能力媲美或超越人类，那么人类通过教育和学习设置的专业门槛就毫无意义了。

三、最后，倒不是AI，而是整个互联网技术在挑战传统的国家制度，特别是比特币正在挑战传统的货币调控体系，这使得传统上依赖货币政策的许多福利制度受到更大的挑战。

总之，在AI革命的当下，脆弱的平衡注定将被打破，如果我们不想再次陷入到“技术越进步，生活越沉重”的怪圈之中，必须找到新的出路。

按劳分配及其局限

按劳分配：内卷循环的逻辑预设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推理，再看一看还有哪些逻辑预设，使得理性的老板宁可选择2个每周工作3天的人，而不是3个每周工作2天的人。

正如我们早已暗示的，“按劳分配”的原则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按劳分配”意味着劳动力是可计量、可加减的，是衡量工作价值的线性尺度。只有当“劳动”被视为某种均质的、中性的、可计算的东西时，上述2×3和3×2才是可比较的。

但事实上，人类的大部分“创造”并不是这种均质的东西。例如，我想做一个精美的瓷瓶，我请了一个人来画画，再请一个人来题诗，最后请一个人来烧瓷，那么我还会因为前两个人愿意多卖力气，就解雇第三个人吗？不可能了，因为他们的工作固然在劳动时间上有同质性，但在创作内容方面毫无同质性，不可互相替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就是流水线生产，流水线生产的奥义就是“可替代性”——每一个零件都是可替代的，每一个工人都是可替代的，每一件产品都是互相可替代的。尽可能让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东西都是同质的、标准化的、无个性的。所以上述那种做瓷瓶的模式，即由几个不可替代的人互相配合完成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前现代工艺的特征，在当今已经边缘化为一种“艺术”行为而不再是一种生产方式。在现代化的工厂中，没有留下画家或诗人的“工位”，顶多是从他们手上买下版权，然后转化为对艺术一窍不通的傻瓜也能操作的工序来批量印制。

整个现代的教育体系，即便是提升了专业门槛，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培养可互相替代的人材，为社会输出“劳动力”。

所以，在工业时代，从思想观念到工厂模式，都在把劳动力/生产力变得均质化、可计量，所以把劳动生产率作为分配制度的基准，自然也是最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但这种状况是由工业时代的生产模式决定的，而在人工智能的革新下，生产流水线的模式终于有可能被打破。因此，AI革命一方面或许正在加剧“内卷逻辑”的恶化，另一方面或许带来了从根本上跳出“内卷逻辑”的可能性。

按劳分配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无论如何，“按劳分配”是一种不错的范式，在价值论和经济学的层面上都具有合理性。替代“按劳分配”的新范式也应当具有类似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所谓公平，首先是遵循“人人平等”的大原则。当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各人天赋不同，有些人生而残疾，劳动能力注定比不上别人。而且，在实际上，不同的劳动形式（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实际分配方面差距极大，谈不上绝对公平。但相对而言，按劳动来衡量人与人的差异，总比按照血统或特权决定更加公平，通常而言也比按照资本分配公平。

而有效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可以相对客观地进行计量和评估，二是能够形成正向反馈，每个人的奖励和追求是一致的，而每个人的追求又和社会整体的和谐和进步是一致的。例如用工作时长来衡量劳动强度，并按工作时长来结算薪水。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薪水，就会投入更多劳动时间，总的来说为社会创造更多生产力。当然，要注意这种有效性是相对的，在工业时代盛期，大体上说所有人更积极投入工作，产出更多的生产力，对社会进步是好事，但是在另一些境况下，这未必就是好事，例如许多时候懒惰反而促成技术创新，过多延长劳动时间反而造成内卷、社会不稳和消费乏力等等。

事物未必总是多多益善

生产力的线性提升也未必总是好事。工业时代的价值观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许多人甚至用人类驾驭的能源量级来衡量人类文明的高度（卡尔达肖夫指数），驾驭更多能源，因而能提供更多生产力，文明就越“高级”。

无论如何，10个总是比1个好，100个总是比10个好，多多益善，难道不对吗？但关键在于，当我们抽象地谈论一种均质的、中性的“劳动力”、“生产力”的时候，它就好比是我银行账户里的金额，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是，当我们具体谈论任何一种实际的产品的时候，它通常都不是多多益善的，因为这些产品的意义最终是要丰富我们的生活，但我们的生活受限于身体和感官的有限性，其实无法承受任何实际事物的无限的增殖。

例如，一年吃10顿肉总比一年吃1顿肉更好，一个星期吃1顿肉又比一年吃10顿肉更好，而每天吃3顿肉比一个星期吃1顿肉更好……但是每天吃10顿肉还会比每天吃3顿更好吗？每天吃30顿呢？那人可能半天就撑死了。

所有的物质产品，只要它是通过人类现实的肉身感官去享受的，那么它就总有其极限，并不必然是多多益善的。但工业革命以来的近200年中，托生产力提升的福，普罗大众从一年吃不了几顿肉发展到顿顿有肉吃，在这段时期内，生产力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是一致的。但是到了现代发达国家，吃饱穿暖这些基本物质需求早已得到满足，甚至普遍过剩——肥胖比饥饿更成问题，这个时候，生产力提升和生活水平提升就不再必然同步了。既然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需求，那么简单地再提升商品的数量没有多大意义，更重要的问题变成了如何让技术有利于人类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乐趣。

但实际上，由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经济体系仍然保持着工业革命以来唯生产力主义的惯性，所以在许多时候生产者们有意无意地继续鼓吹单向线性的加速主义——既然基本物质需求已经满足了，那么资本家们就通过文化产业创造虚荣性和成瘾性的需求，奢侈品产业、化妆品产业、娱乐产业、虚拟经济等等，都是在开辟新的难以被填满的需求领域。怪不得有哲学家说“后工业时代”的主要产品是“需求”，广告业是新的增长引擎，只有不断开辟新的需求，才能保持生产力继续无限扩张。

但是，人类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也是有限的。通常来说，我们欢迎不断出现新的事物，不断有新的消息见闻、文艺作品、科技产品、游戏玩具在我们身边刷新，这会让生活更丰富，更有乐趣。但是人类注意力的“刷新”速度也是有极限的，而工业生产的加速是无极限的，时至今日，在许多领域，各种事物的“刷新”已经从让人“琳琅满目”，变成让人“应接不暇”，乃至于让人茫然无措了。老年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这一点：新科技的不断迭代在老年人眼里不再是解放，而是不断要努力适应的压力。现在这种压力已经传导到35岁以下的人们了，面对不断迭代的新技术，但凡适应得慢了一拍，就要面临被时代淘汰的危险。

文化和休闲领域也是类似，从15天读完一本书，到1.5小时看完一部电影，到现在15秒就刷一条短视频。新产品“刷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似乎人类的文化需求被加速满足，但过快的刷新速度排斥了沉浸、咀嚼、品味和回味，未必真的提升了人类生活的乐趣和丰富性，反而更容易让人陷入上瘾或空虚的状态中。

按乐分配

解放思想：超越按劳分配

总之，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和生活的同步提升在许多方面触及极限，生产和生活开始出现撕裂，在生产力提升的同时，生活不一定同步变得更丰富多彩，反而可能变得更劳累、单调、异化、平庸化、奶头乐化等等。而“按劳分配”背后所蕴含的追求线性增长的生产力至上主义价值观是症结之一。所以，我们想要突破内卷的逻辑，并且突破唯生产力主义，首先我们要解放思想，跳出“按劳分配”的定式，不再追求用线性的尺度去计算“工作量”，不再总是以可替代的零件搭建生产模式。而是要发扬每个个人不可替代的个性。

当然，发扬个性说来容易，但还有许多难题尚未解决。首先是如何培养和激发人的个性？当下的教育体系和娱乐体系似乎都需要变革。其次，保证每个人的个性前提下究竟能创作哪些作品？我们是否希望这些作品不再是小众艺术圈的玩物，而能够进入商品市场？最后，如果暂时还达不到“按需分配”的阶段，我们究竟按什么分配？基于什么可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不同人的贡献？

“按需分配”当然很理想，但至少现在还不太适合。当然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物资不足了——以现代世界的生产力而言，其实维持所有人基本温饱需求已经足够了。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反馈机制方面：按劳分配促成的价值观是多劳多得，鼓励人们积极劳动；而按需分配意味着多欲多得，似乎对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而言并不是一种正向激励。

表达愿望：AI时代人的使命

 在AI时代，人类的哪种能力更值得激励呢？难道我们真的乐于见到人类继续强化自己的劳动力，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变成供AI驱使的牛马吗？更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人类从繁重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让AI服务于人类的目的。

从低级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类，至少有一项工作是不应放弃的，那就是表达愿望的能力。我希望AI为我服务，但是我究竟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件事情仍然需要我亲自把关。如果我连我喜欢什么都搞不清楚，只等着AI来投喂一切，那么人类真就尊严扫地了，人之为人的自主性丧失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岌岌可危。

所以无论如何人类仍然需要有所追求，需要学习和提升自己，以便更好地对AI提出愿望。比如，一个古代人物质和精神世界都很贫瘠，压根想象不出富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顶多是想象“流奶和蜜之地”——喝不完的牛奶吃不完的蜜糖，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让他们向万能的上帝祈愿也无非如此了。但奶和糖的自由在现代化的社会已然实现了，人类早已生活在古人想象中最美好的“应许之地”，下一步又该祈愿什么呢？如果AI也是万能的，那么我们希望它许诺怎样的美好世界呢？难道只是生产更多的牛奶和更多的蜜糖吗？

当然，对于一个想象力匮乏的人，目前的AI也能帮助他扩展想象，他只要提出模棱两可的希望，AI就会给他提供丰富的选项。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选项都在整个人类社会现有的时尚范畴之内。AI并没有肉体和感官，它只能在人类已有的想象世界之内排列组合各种选项，却难以自主开辟新的空间。AI能够辅助我们去想象，也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想象，但是这些在根本上都依赖于每个人的鉴赏力和审美趣味。

品味和享受是每个人的使命，这不应被AI取代，或者说也不应被任何他者取代。

所以说，在AI时代，社会所需要的正向激励机制，不一定要鼓励辛勤劳动，但一定要鼓励每个人提升品位、感受力和想象力。

按乐分配：一个新口号

无论是为了人类文明日益丰富多彩这样的宏大目标，还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受个人的闲暇，我们都需要积极发展自己的品位、感受力和想象力。为了这个目标，生产力的单纯提升不再关键，关键是生产什么——在根本上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趣味”或“乐子”。

科学技术也好，生产力也罢，它们的价值最终体现在提升人类的幸福之上，幸福（happiness/乐）本来就是衡量价值的终极指标。

所以我在此姑且提出一个替代“按劳分配”的新原则：“按乐分配”。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乐趣”天然是个性化的、多元的，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多少可以被量度。快乐是可量度的，但又不可叠加。统计学和心理学量表可以把快乐数值化，但这些数值又不可以被简单加减——正如一杯30度的水加上一杯80度的水并不会变成两杯110度的水；一件3分快乐的事情叠加另一件8分快乐的事情同时做并不会变成11分的快乐，或许反而让8分快乐打了折扣。

所以，我们有可能用某个人的快乐和给别人带来的快乐为基准去评估某件事的价值，但又并不需要彻底把这件事均质化。

“按劳分配”要求把劳动力商品化，变成可加减、可统计总量的资源，但“按乐分配”只需要把快乐数学化，但不需要商品化。或者说，基于“按乐分配”形成的市场环境呼唤一种全新的商品经济范式。

互联网经济：不守恒的经济范式

我并不是在凭空想象这种新的经济，事实上，这种新范式本来就更适合于信息时代。当整个社会的价值重心不再由工业制品垄断，而是逐步转移到信息世界的“数码物”上面，那么整个价值范式就应当随之改变。

早在20世纪中叶，信息时代的肇始者之一诺伯特·维纳就已经警示了“控制论机器”的普及可能可能造成的严重失业危机，并提出了他的应对方案：“答案自然是要求建立一个以人的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所谓“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美国就是最典型的，这种社会适应于工业时代，帮助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然而美国人却延续这种惯性继续如此适应信息时代，在维纳看来这是愚蠢的事情。维纳说道：“在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信息的种种问题都是按照标准的美国眼光来评价的：一物之有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项商品之进入公开市场的情况。”但是，“信息和熵都不是守恒的，都同样地不适于作为商品的”。

前面说的“温度”就是热力学意义上“熵”的体现——我们可以度量它，却不能简单地加减它。而在维纳和香农开创的“信息论”中，他们扩展了热力学的概念，用“熵”来理解信息。

传统上任何商品都是守恒的，比如我每分钟生产1升牛奶，那么一小时就生产了60升牛奶。而我在60升牛奶中取出10升喝掉，那么就剩下50升牛奶。每个人都要喝一升牛奶，那么顶多只有60个人能喝到。除非真有能凭空变出面包和红酒的神迹，任何制造物都是守恒的。

但“信息”不同，比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条信息，正如牛奶的价值体现在于被人喝掉，信息的价值体现在于被人知晓。但是当我知晓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并没有什么东西减少了，多被一个人知晓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是原本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信息一旦被“生产”出来，它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艺术品是某种介于商品和信息之间的东西，它的收藏价值是守恒的，我收藏了这幅画你就收藏不了；但它的审美价值是不守恒的，我欣赏完这幅画，你也可以再来欣赏，被无数人欣赏过后，画本身并没有减少什么。

互联网上的“数码物”（文档、图画或程序等）有时可以通过施加额外的版权限制而具有商品的特征，但从根本上说它就是信息而不是商品，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复制和转发。

让牛奶造福更多人，需要的是扩大生产；而让一件艺术品造福更多人，需要的是分享和传播。

适应工业制品的市场模式，可以通过“劳动力—商品—资本—劳动力”的激励循环不断发展，但未必最适合于互联网经济。而我们也看到，从历史来看，互联网经济更天然地倾向于“共享经济”，无论是基于推特、脸书之类的开放社交平台而传播的大众娱乐信息，还是以github开源社区为核心的代码生产，还是以维基百科为典范的知识库，都是通过开放共享而发展壮大的。事实上AI大模型正是汲取汇总了这些开放共享的语料库，才变得如此智能的。开源共享的经济模式本就是信息时代（或AI时代）的动力源泉。

乐趣：分享者的内在激励

在工业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为社会贡献商品的生产者，其主要动机当然是“赚钱”，普通员工出卖劳动力为了是赚取薪水，而资本家们当然也是为了资本增殖，这套激励机制是有效的。但是在信息时代的共享经济中，许多人为社会贡献自由开源、免费分享的作品，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关于此，有许多现成的调查研究，比如发表在2021年软件工程领域的顶尖会议ICSE 上的一篇论文列出了最受认同的动机清单（多选题），排名第一的就是“乐趣”（fun），91%的个人开发者都肯定了这一选项；紧接着的是利他主义情怀（85%）和社区归属感（kinship ，80%）；声誉（reputation ，68%）也是主流追求，只有不到30%的受访者选择金钱报酬（payment）作为动机之一。

如果说fun指的是最浅表最直接的“乐”——“快乐/开心”，那么其实利他主义情怀、社区归属感和声誉其实都可以算在广义的“乐”上面——如喜悦（joy）侧重内心情绪的释放；享乐（pleasure）侧重享受和感官体验、安乐/幸福（happiness）侧重持久性和充实感。内心情怀的释放，家庭般的归属感和自我肯定的声誉，都是“乐”的不同形态。

工业时代的创造由“劳动换金钱”这样的反馈机制所激励，而信息时代的创造则改由“分享换乐趣”为主要激励模式。

而“快乐”天然就适应于分享经济，因为快乐本就能在分享中增殖。

除了在开源软件领域，在其它互联网经济领域也能看到类似的模式。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用户甚至愿意付费成为内容生产者，就是“图一乐”；在直播打赏经济中，获得更高激励的并不是最勤奋的主播，而是最能调动观众情绪的，最能给大家带来乐子的主播。

而在AI领域，乐趣也恰恰是让这一轮AI突飞猛进的源动力。在AI爆发之前，英伟达是做游戏显卡的，OpenAI是做AI电子竞技选手起家的，它们的起步都与玩乐有关。OpenAI的核心程序员甚至总结出了一种新的 “以乐趣为导向” 的价值观——不再预设具体目的然后用接近这一目的的距离来衡量得失——“不预设具体目标，但是它有价值观的指引，这个价值观就是新奇和有趣。只要你每次都选择更新奇和更有趣的方向，你就不会是平凡的。” （《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乐趣已然成为互联网经济的主要激励源泉之一，甚至在一些领域已经看到某种形态的“按乐分配”的模式了。

为享乐正名

因此，我提倡“按乐分配”并非空想，而是要为信息时代已然酝酿着的新趋势“正名”，并且把它推广到数字世界之外的现实社会的更多领域中。在目前来说，乐趣固然已经在许多方面起到关键驱动作用，但似乎还被视为某种边缘的乃至负面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正视和鼓励。

按劳分配蕴含着劳动光荣的观念，但我如果要说“享乐光荣”，似乎就该挨骂了。但这正是因为我们没有重视“乐趣”，没有充分解放人类的享乐能力和享乐自由。

在贵族社会，劳动者普遍受到鄙视，似乎有些道理，因为当时的劳动者普遍缺乏教养、缺乏知识、谈吐粗鄙——但事实上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正因为劳动者被鄙视，所以他们缺乏接受精英教育和审美熏陶的机会，所以他们自然会比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显得更加粗鄙；而因为他们更加粗鄙，所以受到更多鄙视，如此偏见被循环巩固。而工业革命以及随后接连发生的社会革命，彻底重组了社会结构，这才使得劳动者不再被歧视，而劳动的价值也得到了重视。

而在今天，特别是中国社会，我们鄙视“享乐者”也有些道理，因为耽于享乐的人似乎总是不思进取、缺乏创造、毫无贡献。但这种状况本身也是因为这个社会系统性地轻视“享乐“而造成的。

事实上，“劳动光荣”也不代表任何劳动都值得自豪，一个为暴君做爪牙的奴隶，哪怕他再怎么辛勤劳动，也谈不上荣耀。享乐也是类似，当我为享乐正名时，绝不代表任何形式的享乐都是值得鼓励的，恰恰相反，当我们重视享乐时，我们首先就要摆脱低级趣味，而去追求更自由和更“高级”的乐趣。

同样是喜欢喝酒，只会每天用烈酒把自己灌醉的烂酒鬼说他喜欢喝酒，而一个优雅而敏感的品酒师也说他喜欢喝酒，但这两种趣味有高下之分。真正懂得享受乐趣的人，不应该为粗劣的刺激而上瘾，而是能够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欲望，不断提升自己的感受力和分辨力，能够品鉴复杂细微的滋味。

在AI时代，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感受和品鉴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躺在沙发上饭来张口就能够取得的，它需要系统的熏陶、训练和实践才能养成。而传统的价值观、舆论导向、社会风气和教育制度，都旨在培养“劳动者”，培养可互相替换的螺丝钉，而很少去培养享受的能力——想象力、感受力和鉴赏力……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的理想从未实现，即便是审美能力这种在享乐的能力之内相对被人尊重的能力，也从未得到整个社会系统性的重视和培养。所以除了个别人依靠天赋和机遇培养出高级的趣味之外，大部分享乐者缺乏陶冶和提升的条件，当然也就显得低俗粗鄙了。

所以，要转向“按乐分配”，我们首先要为享乐正名，然后围绕“乐”建立一整套价值观、经济学、市场体制和教育系统，使得更善于创造快乐和享受快乐的人得到更多激励，也使得我们最终能够跳出内卷和失业的螺旋，以适应AI时代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