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北大，承担自由

原定的“燕园——四院”写作计划，由于闭关锁博，停滞了许久，眼看就真要毕业了，是时候重启这一任务了。

正好学生会要搞一个“我的燕园记忆——北京大学2008届优秀毕业生毕业纪念文集”，要各院系选派写手，尽管我并不喜欢参加征文活动，特别是这类由官方牵头的征文。不过横竖本来就要写。就顺便参加一下吧。另外还有《共青苑》的征稿，或许可以一块儿对付了。

鉴于此，这一篇文章将写得和谐一些，一些攻击性较强的说法不会出现。但当然我也不会刻意去迎合征文要求，我的文字向来是自由的。

不写不知道，原来这三五千字竟是那么少的啊！捧起键盘哗哗一敲一看就是两千来字，赶紧节省紧缩，边写边删，好容易才凑（不）足五千字（当然是从多往少凑的），还是没开始发散就嘎然而止。我也知道关于“自由”的说教太啰嗦了，但我又实在不想下手删，因为只有这一点是我唯一想要传达给后辈的。

当时顺口答应了系里推荐我参加征文的邀请，提笔欲写时却有些后悔——自知无论成就还是文采，我都代表不了北大或哲学系的“优秀毕业生”，平时写写杂文只为自娱自乐，这回竟要汇编传世，还要担负“发放给2008级本科新生，帮助他们提前规划大学生涯，实现自我全面发展。”这样的“误人子弟”的使命，实在令人惶恐、惭愧。

不过转念一想，之前的顾虑却又释怀。原来北大的精神恰恰在于自由与兼容，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选择只属于自己的道路，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够“代表”所有的北大毕业生，也没有某个一致的标准来确定达到怎样的成就才算得上优秀。在北大，如果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想并坚定地走上了自己所认定的道路，那么你就是优秀的。

这也正是大学与中学的最大不同——在中学里，我们的学业往往是由别人给我们“规划”好的：这学期上哪几门课；在什么时候上什么课；由哪位老师讲课；和哪些同学一起上课；在哪间教室哪个座位听课等等，从大方向到小细节，我们几乎都没有选择的余地。除了选择文科班还是理科班（这一分割恰恰又是令人遗憾的），就只有一些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才会让我们选择。

而在大学，特别是在北大，更不用说在北大哲学系，就再也没有人替你作“规划”，每一件事都是可选择的，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自由往往会让人不知所措。

哲学系的“自由”即便是在北大之内也算是令人惊讶的，恐怕只有元培学院才能与我们相比。四年的所有确定的必修课加起来不过20来个学分，区区几门课而已（例如哲学导论、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而且选课时间也不强制（例如你觉得今年上西哲史的老师不够厚道，大可以拖到明年再选，授课老师经常会更换）。其余的或是“类型必修”，即在某一大类下面（比如西方哲学类）选够一定学分即可，具体选哪几门课则随意。再之外就是几十学分的“专业选修”，说是专业选修，其实选其它院系的专业课或通选课都行。我们这届甚至可以全部都拿通选课凑学分，到后面几届似乎稍加严格，要求本系课程须占相当比例，不过总的来说仍旧是相当宽松的。

这样宽松的要求对于有自己理想和规划的同学以及懒散而不求上进的同学而言都是福音。懒惰的同学发现，许多课程甚至可以一学期都不去上课，最后花小半天攒出一篇似模似样的论文来，就能够顺利通过，有的还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于是他们可以尽量选择这些轻松的课程蒙混过关；而那些能够自己为自己作出规划的同学则也感到如鱼得水，他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北大的教学资源，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热爱的课程与事业中去。只有那些仍习惯于中学的学习方式的同学将陷入迷茫，他们可能也是努力要求上进的好学生，但却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明确究竟该往哪个方向去“上进”了。

许多同学会对系里的教学感到不满：怎么能这么随便呢？岂不是助长了自由散漫之风，怎么能保证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得起北大哲学系这一名号呢？事实上，这种自由放任恰恰是对学生的尊重，对学生独立主见的承认。特别是哲学这一门学科更应如此：从一开始，哲学就是所谓“闲暇出智慧”，只有当你并不是被逼被迫，而是真正由发自内心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来推动去追问，哲学才有可能。其他知识和事业归根究底也是类似：最顶尖和最前沿的开拓者往往都是由发自内心的热情所驱动。

哲学是“逼”不出来的，大学的老师们不再会像教育小学生那样哄着逼着让你上进，他们只是给我们提供着最好的环境和资源，提供着丰富多样的选择余地，以便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与兴趣去追寻。即便你对哲学不怎么感兴趣，而通过双学位等其他途径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老师们也会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支持。如果你自甘堕落不求上进，也该是你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该去怪罪老师的宽容。

因此，如果要我对未来的北大人给些建议，以便“帮助他们提前规划大学生涯”，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没有人会代替你做出规划，从进入大学开始，你必须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自己承担起自己的未来，勇敢地承担你的“自由”——尽管人们常常显得缺乏自由，但更多的时候人们情愿逃避自由，逃避自己为自己做出选择的责任而总是期待着别人来为你自己的规划提供帮助。但没有人能帮助你成为你自己，别人能够帮助的，顶多只是提醒和激发你的自觉罢了。

以上算是开场白吧。我绝不是想进行某种居高临下的说教，我要强调的恰恰是：新生们务必以批判的态度去接纳任何前辈或老师的建议或说教，他人的建议不过是一些参考和启发，最后永远是你自己为自己负责。我想，本科四年最重要的事情正是选择你的人生之路，如果你毕业时能够不再为自己的未来而迷茫，你的大学生涯便不算虚度了。至于你的学习成绩有多好，学术论文发表了多少篇，社会工作取得了多少荣誉，这些都是次要的，毕竟即便在本科毕业时，我们的事业也才算是刚刚起步，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下面言归正传，说说我自己的北大生涯。

我是来自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全国理科试验班”（考入此班即获保送重点大学资格）的保送生。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靠着数学竞赛保送中学、保送高中一直到保送北大。但为什么我竟进了哲学系？这让我身边的许多人感到困惑，一些人更是表示惋惜，但我却觉得无比幸运——一进大学就摸对了自己的方向。

其实我最初想学的仍是数学或物理，若不能进数院或物院，其它以数学或物理为主干的专业也行（比如地球物理系也凑合），并没有认真地考虑上哲学系或其它的地方。究其原因，除了对数学和物理的热爱之外，或许也是出于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在搞数学和物理竞赛，而且为了竞赛也已预习过部分大学教材，大致知道大学里的数学和物理专业是学什么的，心里有底。而对于其它专业则并没有多少了解，特别是哲学系之类，究竟怎么个学法，头脑里一点概念都没有——高中时我已看过许多哲学读物，已经知道大学里学哲学肯定会与中学的政治课完全不同，但还是不能想象具体是怎样的不同。因此尽管我那时对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方面的书籍都很有兴趣，却都不敢去选择作为大学的专业，只想着延续这条已被我熟悉和习惯的数理之路。

当然，现在我可以说：当时的那种恐惧正是一种逃避，一种对未来、对自由、对无所依靠的不确定性的逃避，只想着延续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而没有直面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我是否情愿，大学必将是人生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必须独立决断，寻找自己的道路。再不能留恋着无忧无虑的，一切都有人替我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孩童时代而畏惧变化。即便我进入的是数院或物院之类，我也必须直面大学学习与中学学习的差异，而绝不能视而不见。

之所以最后选择了北大哲学系，有四个主要因素：第一，高中时阅读兴趣猛增，读了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杂书，对哲学已有兴趣还写了一些似模似样的文章；第二，因为杂书看太多等原因，高中时学业有所荒废，成绩倒数竞赛失利，因此保送不了数院、物院之类；第三，尽管我可以在上海交大任选专业，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北大；第四，必须感谢当时的北大招生办副主任（现在是主任）刘明利老师，通过与他用电子邮件交流，我得以在最初的保送被拒之后，在北大保送生工作即将截止之时奇迹般地被哲学系录取。借此机会，我要对刘明利老师表达感恩，我相信自己没有辜负您的信任。

我选择了北大哲学系，刘老师选择了接受我：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和风险的。选择录取我便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名额用于他人的可能性。但一个选择又会同时拓展出新的可能性来——我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北大毕业生，也可能辜负刘老师的选择而成为北大的污点。但这些都有赖于选择我成为北大新生才得以可能。任何一次选择都意味着对另一些可能性的放弃，但如果你永远不做任何选择，永远随波逐流，你将失去所有的可能性。我选择北大哲学系，便意味着我放弃了去复旦、交大的可能性，意味着我几乎放弃了将来成为数学家、物理学家的可能性，但是我相信，由此我将获得更广阔和更适合自己的可能性。

高中时的我究竟对北大有着怎样的憧憬和期待，早已忘记了，或许我只是对老北大的历史感到无比崇敬吧。隐约记得在将要踏入北大之时，我仿佛很平静，没有过高的期待，近乎随遇而安地去迎接这个崭新的世界。

进入北大后的第一印象倒是记忆犹新：一个字，乱！当年南门的拆迁纠纷还在僵持状态，南门口好几年中都是一片扎眼的废墟，还有大字报作装饰，偶尔还有流浪汉在那儿上个吊什么的。校园之内也好不到哪儿去。三教九流、乞丐、小偷、流氓、变态……总之在北大想找什么人都不缺。当时的三角地当然也还没有拆除，见证着思想自由之传统的那几块黑板早已被各类杂七杂八的广告占据，有培训班的、租床位的，乃至征枪手的。后来我们又见证了北新超市（现在也变成草坪了）关闭之前的职工抗议，门口挂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人权”等大字横幅，商店被断电后营业员们就到门口摆摊叫卖，折腾了起码有大半年吧。

现在的北大当然是整洁多了，不过比起隔壁而言，实在还是够乱的，校园的面积、建筑、宿舍条件等等，无不令人失望。但正所谓“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北大的“大楼”究竟如何我不想多说，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北大仍然是个大师云集的圣地。

我所指的当然不仅仅是季羡林先生、侯仁之先生等少数仍健在的国宝级大师，而是更多的那些名声不大，却是我们时时可以接触得到的教授们。许多人常常嗟叹说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再没有大师云云，其实谬矣！大师一直都在，只是那大师受到广泛的欣赏和崇敬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更热衷于去追捧那些娱乐明星、大腕富豪们，一个学者若想得到公众瞩目，往往也只有他同时也成为一个电视明星之类时才有可能。而大多数淡泊名利的大师不善于也不乐于炒作自己，因此难免都会掩藏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甚至在大学校园之内也成为边缘人物。之所以人们觉得大师的时代已经远去，正是因为公众的视线早已被流行和时尚。被明星和偶像所淹没，而不再像以前那个大众传媒尚未发达，书籍等各种出版物尚未泛滥成灾的时代那样，人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读那些严肃的学术读物，能够腾出更多的注意力投向那些专心学问的文人学者，因此人们更容易发现大师的存在。绝不是现在没有了大师，而是人们不再关心大师的存在。

我不必罗列我所遇见的大师的具体名单，我们只要用真诚好学之心去找，用谦逊求知之心去听，大师比比皆是。当然，浑水摸鱼、滥竽充数的教授也不在少数，但显然我们更应珍惜自己的幸运而多去聆听，而不要因大师的匮乏而抱怨嗟叹。在这里我向那些默默无闻、甘于寂寞的学者们表示感谢，他们是北大精神的承载者。

本科毕业后我选择的是留校上研。有许多人选择保研只是为了推迟进入社会，亦即推迟做出他的人生选择，而我则是已然做出了选择，走上了学术的道路。（值得说明的是，事实上哲学系与其它院系类似，同学们最后真正选定学术道路的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极少数。大多数同学最后都将走上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具体往哪儿去呢？往哪儿去的都有。）

我的选择继续让那些亲朋好友们感到惋惜，本来以我的条件，大可以选择一种更有“钱途”的出路，我却偏偏志愿当一名穷酸的学者。然而，只懂得以薪水或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也正是逃避自由的表现，那些人缺乏自信，不能够自己确认自己的价值，而只好依赖某一个外部的、便利的、流行的标准来作评价。我并不是说某些人以赚钱作为自己的志向是不对的，人各有志，只要志向确实是出于自由的决断，而不是人云亦云地随波逐流，就是值得的。

大学育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材吗？但这样说来，北大与任何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使命并无区别。我想说，大学不仅仅要培养有用之人，更要培养能够自觉追问“何谓有用”的人。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首先应该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承担自由的人。承担自由，便要反思那些未经审查的价值观和时尚流行的见解，而要自己亲自去确立自己的价值。北大的毕业生无论是做学者还是走上任何工作岗位，都应牢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过分的谦虚则是逃避，比如有人总爱说我们北大学生没什么特别，和一般人没啥两样——作为对盲目自大的否定，这样说当然不错，但如果只是以此说法自我安慰，好让自己即便碌碌无为也可以心安理得，那就应该羞愧了。

篇幅有限，似乎还没有开始回忆，就该要结尾了。不过事实上这四年来我也并没有多少精彩有趣的故事可写，尽管对我而言算是过得愉快充实，但真要陈述起来也无非就是上课、看书、写作、玩儿……除了恋爱之外，我也从未遇到什么值得一提的挫折或失败，因此也就谈不出什么经验和教训来了。至于读书、写作以及恋爱的经验，实在是说来话长，恐怕也不便于在这里滔滔不绝，这篇文章就到此为止吧。

附：

1、生活照

2、座右铭

即便说宇宙的99%已为黑暗充斥，但我仰望夜空，眼中依旧是那一片灿烂星空！——用感恩之心对待一切善与美，用宽容之胸接纳一切恶与丑，爱整个世界，爱所有的人。

3、个人情况简介（200-300字）。

胡翌霖，男，1985年出生于上海，华师大二附中倒数第二届全理班的倒数第二名，保送入北京大学哲学系2004级本科，将直升北大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特色是嗜书如命，买书成山。闲暇时亦以看动画（当然是日本动画）与写博客（随轩）自娱。平日寡言少语，敲起键盘则动辄万言。网名古雴，与网下判若两人。

赠言：（如果要视频赠言什么的，就可以说这段。当然也可以考虑直接附在正文最后）

经常听人说啊，我们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等等，但许多人并不明白自由一词的份量。他们觉得人权和自由差不多是同一个东西，其实恰恰相反，自由正是人权的对立者：民主是权力（力量的力），人权是权利（利益的利），而自由则恰是责任和义务。之所以民主和自由总是捆绑在一起，是因为你要拥有权力的代价是你必须担负起责任。自由并不是一种值得夸耀的财富，而是一个甩不掉的重担，那就是说你要自己做出选择。选择恰是意味着舍弃，同时承担起责任。一个不自由的奴隶就比较轻松，他做什么事是主人逼他做的，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他可以把责任推卸给主人。而一个自由的人则不能再去找别人做靠背，必须自己承担责任。之所以说人生而自由，是因为人总是拥有选择的能力，即便你被人奴役，你也总有机会选择反抗，自由是这个意思。有些人成天嚷嚷着要自由，但仔细一看发现他们老喜欢在那里骂骂咧咧，总是在把责任推给国家啊、体制啊、文化啊、传统啊、内贼啊、外敌啊，就是很少听到他们自己揽下责任来，这个不叫追求自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才叫追求自由，什么叫匹夫有责？就是“我”有责任。别老在别人身上找责任，而要去找自己的责任，这才叫追求自由啊。我喋喋不休说了半天，只是希望学弟学妹们务必要做好觉悟：做好承担自由之重担的觉悟。一般人逃避自由，活得轻松点，无可厚非。然而作为北大的学子，有这份担当是理所当然的，未必要去担当天下的兴亡、人类的命运，只要担当起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命运，这就足够了。

2008年5月22日

选择北大，承担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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