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历史记录的NFT化：价值回归意义

我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幡然醒悟，拥抱了元宇宙、NFT、Web3等新概念。但还剩一个新概念我一直有所保留，那就是DAO。

DAO指“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其实也是个老概念，记得刚接触比特币的时候，巴比特似乎就要搞DAO（或类似概念），后来导致以太坊分叉的The DAO事件我也见证了。

我的看法其实是比较一贯的：我觉得DAO是个好概念，但市面上看到的做法都不太对，但究竟该怎么做我也没想好。直到最近终于有了一些思考了。

其实我在1月14日的文章中就提到DAO可能用来做类似sci-hub的组织，促进开放共享又游离于国界管辖之外。而我在2月23日的微博上写道：

“所谓去中心主义者在19世纪初的法国出现，然而引领19-20世纪的工商业发展的是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等。伟大的企业家，从爱迪生、福特，到盖茨、乔布斯，都是独断专行，没听说哪家去中心组织引领创新。DAO很有意义，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在NGO等组织方面有益，对于开拓创新的领域没有必要。”

而6月2日的微博写道

“传统公司的董事会就是某种代议制投票治理机制，DAO要搞什么代议制民主，最好的结果无非是一个在线董事会罢了。现在的DAO根本比不上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希腊城邦的精神不是投票，而是市政厅和阿戈拉agora。现在有些DAO是有了一点儿agora的意思，但它们最好先搁置投票机制”

我的观点是，DAO不适合做以“公司”体制，特别是创业公司的体制。创业公司需要迅速而果断地开拓市场，与其它企业一道残酷竞争，优胜劣汰。自由市场的“去中心化”体现在：环境允许无数企业、无数创业者共同竞争，没有任何企业天然享有垄断地位。在市场竞争的层面，没有唯一的计划，没有下场比赛的裁判员，那这就是“去中心化”了。而市场竞争的基本单位是公司、企业，而不是个人，所以在公司内部，效率优先是理所当然的。

无论是从区块链技术层面来说，还是从政治体制层面来说，“去中心化”一般都是牺牲效率换自由，哪怕我们可以相信当自由与效率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时，去中心化治理比大多数专制更高效，但只要它比不过最好的专制，那就还是不适合公司。99家专制的企业不如去中心化组织，只要有1家开明专制的企业更优胜，那么最终胜出的就还是专制的企业，这就是市场的残酷性。当然当初创企业壮大之后，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地位，为了稳定发展，公司治理会趋于民主化，但杰出的CEO仍然是决策中心。

这些观点至今也差不多没变，但我想通了一个问题：我不必纠结于“DAO不适合公司而更适合NGO”之类的选择，因为DAO可能创造出新的组织形态，这些新的组织形态既不是“公司”，也不是“NGO”或其它传统的社团形式。DAO就是DAO，应该跳出传统的框框来思考DAO的运转和意义。

公司是逐利的组织，而NGO是公益性的、非营利的，但营利与非营利的界线一定是清楚分明的吗？

当然，公益性的行动不应该由逐利作为首要的驱动力，人类是一种有道德、有荣誉的物种，那些由超越利益的更高旨趣所驱动的行为是高尚的，而行动中一旦掺杂了过多的利益诉求，很多公益事业反而是难以推动的。

但是，赚钱的工作和公益的行动之间并没有截然区分，许多赚钱的事情，也会有利于公益，而且，有些人也会因为公益的驱动而从事某些赚钱的事业，比如谷歌公司之类的，很多项目都有“改变世界”的理想在推动——无论这些公司文化是否虚伪，至少实际工作的人确实会有一部分受到公益旨趣的驱动。公益的旨趣让枯燥的工作显得更有意义，更有成就感。

另一方面，一些公益的项目也需要一定的利益回馈，特别是许多需要长期稳定的专业人员和资源投入的公益行动，仅靠一腔热血很难建立起稳定可持续的公益组织。另外，许多企业家也乐意做慈善，因为慈善事业能给企业带来名誉，增加知名度和口碑，间接为企业带来收益。

也有许多行为具有多重旨趣，例如购买福利彩票，一方面是想暴富（逐利行为），一方面是想找刺激碰运气（娱乐行为），另一方面也多少能支持福利事业（公益行为）。很多人想的就是：我发财了当然最好，要没中奖就当捐了。不能说这种公益心是完全虚伪的，人心本来就是复杂丰富的东西。

既然人的行动并没有截然的分界，为什么组织就一定要严格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呢？有没有可能二者兼顾呢？

NFT的出现提供了一些可能性。NFT火爆出圈就是从艺术品拍卖开始的，艺术家很快发现了NFT的妙处。传统上，一副已经卖出的画作就无法再为艺术家带来利益了，无论该作品在其它收藏家那里炒出多高的天价，艺术家本人得不到分红。但是如果作品以NFT形式卖出，那么哪怕最初贱卖，只要它最终被卖到高价，艺术家也可以从交易中获取分红。这就是说，艺术家在创作时仍然可以不在乎眼前利益，但是在长远来说又可以享受到该作品配享的红利。

所谓万物皆可NFT，能铸造成NFT的可不只是画作，把任何一种创作或行动以数字方式记录下来，都可以铸造成NFT，从而自由交易、流通，成为“收藏品”。

行为和事件可以成为“收藏品”，那么会有人为此买单吗？肯定会有的。现在的很多收藏品也不是靠艺术成就而值钱，而是靠在其中附着的“历史”而值钱。一支笔、一块布，只要它们参与了某些重大的历史进程，它们也可以变成“收藏品”。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我们把某一行为NFT化之后，如果这一行为确实具有长远意义，那么这一纪念性的NFT就有可能成为高价值的收藏品。于是，做出有意义的行为的人，就有可能最终收获与意义相称的财富价值。

推特创始人把第一条推特制造为NFT拍卖，卖出了高价，这已经证明了，如果有一个明确的收藏标的，人们是愿意收藏“一个有意义的行为”的。

买到“第一条推特”的人一年后想拍卖一个更高的价格结果流拍了，这也并不证明这类收藏品不成立，我相信他如果接受较低但仍然可观的报价，他肯定能很快卖出这件藏品。

总之，NFT提供了某种“价值回归”的可能性，让人们可以通过某些当时并不刻意逐利的一次性行为，收获到长远的利益。

在我看来，“第一条推特”这样的作为“行为记录”的NFT之所以没有火爆起来，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形成规范和模式。例如集邮有集邮的圈子，玉器有玉器的讲究，文玩有文玩的玩法……当一种收藏品形成了“类别”，聚集了一个有所共识的文化圈子，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模式，然后藏家互相抬轿之后，这类收藏品才会真正登堂入室，受人追捧。

一个值得收藏的“行为记录”不能是随便谁张口就来的，推特的发布是一个全球网民共同见证的事件，但更多的人做的各种有意义的事情，并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认证环境。于是，需要有人去创建这个环境，为事件记录提供认证、编纂、包装和铸造，并且形成一些共识的格式、规则和玩法。

这些事情由谁来做呢？其实在历史中就能找到先例，那就是“史官”，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史官”。帝王将相的行为由正史记录，普通人的重要事迹也要由族谱、地方志来记录。虽然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不能为当事人提供财富价值，但是提供了更加重要的信仰价值——“身后名”。我经常说，“史官文化”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传承，历史是中国人真正的宗教信仰。

对“名”的重视在古今中外都不例外，而中国古代通过发达的史学传统，提供了体制化和仪式化的留名机制，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

当然，古代的史官制度是中心化的，它的架构和节奏无法适应于Web3时代。但有没有可能复兴出某种“去中心化的史官组织”呢？这也许就是一个可能通过DAO来实现的事业。

我们可以用NFT把“名”变为相对不动的“恒产”，把“事迹/功业”变成可流通的“藏品”，然后建立共识，让人们有可能从“名”和“业”中获得长远的红利。如此，就完成了一种价值回归——“做越有意义的事情就能得到越多财富”。但不是直接迅速地赚到财富，而是通过“做事情→留名声→入史册→炒藏品→返红利”这样一条链条来实现价值回归。而这一链条中，做事的时候需要直接追求的只是名誉而非利益，只要珍惜名声，体面做事，就可以了，这就避免了过度逐利败坏了做事的动机。而后面的三件事则交由DAO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