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堂吉诃德的长矛》

田松：《堂吉诃德的长矛——穿过科学话语的迷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前言：

第xiv页第一部分收入的《误解了科学》是我1990年代初期的作品，现在看来，有很多让我心虚的句子，比如：…………是我现在绝对不敢写出来的。可以注上我经常讽刺别人的几句话：生怕别人说自己没有学问，只好假装有学问，反而证明了自己没学问。……

////——这个讽刺真有意思，其实我写文章也经常有意无意间犯这种毛病。

《绝对正确》：

第1页
那些没有对自己的评判标准作过再评判的信仰者往往会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知识，这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傲慢，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因而他们经常使用“愚昧”、“错误”、“荒谬”这一类词去描述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他们嘲笑别人的显而易见的信仰，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信仰着。

第5页
……但是，对托勒密提出的高塔落体责难哥白尼仍不能给出很好的反驳，这要等伽利略研究出惯性原理和相对性原理之后才能以日心说予以解释。……开普勒只用了7个椭圆就解释了哥白尼用48个园、托勒密用80个圆解释的全部现象，并且达到了更高的精度，而这7个椭圆又可以浓缩成三个定律。

第6页 信徒往往必比先知更狂热，这句话对科学的信仰者仍然成立。

////——严重同意。

第7页 爱因斯坦对泰戈尔说：“我不能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确是我的宗教。”（《爱因斯坦文集》，商务，第一卷270页）

第7页
科学在最根本的地方又和宗教联系起来，它们都需要信仰。但宗教的信仰有狂热的不讲理的时候，你渎神，我便烧了你。科学的理性则告诉科学家，既然同样是信仰，既然同样不能证明，那便不能说我的信仰比你的信仰高级。在逻辑上，回答“是”与回答“否”并无优劣之别。因此科学的信仰是宽容的，在坚持自己信仰的同时，也尊重别人所坚持的信仰。爱因斯坦与玻尔论争了几十年，一直是以理性的智慧在交锋，用物理学家惠勒的话说：“近几百年来很难再找到其他的先例能和这场争论相比拟，它发生在如此伟大的两个人之间，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时间，涉及如此深奥的问题，而却又是在如此真挚的友谊关系之中。”这两位大师都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知识。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双方的拥护者尤其是物理学界之外的拥护者常常用绝对的口吻来复述它们。

////——很显然，田松“科学在最根本的地方需要信仰”的观点及其提倡宽容的态度都是我“严重”同意的。不过，这里田松在表达科学的宽容精神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而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正如他在文末提出的问题“凭什么说科学具有宽容和怀疑的理性精神？”（第8页）

第8页 我们尊重别一种信仰，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接受那一种信仰及知识。

////——严重同意。

《科学烤鸡与苏格拉底》：

第13页
科学在几百年里的成功使得科学成了一个万能的神。它的一切奇迹在现在的人们看来都是当然如此，不足为奇。人们不一定理解科学，但是无不信赖科学。现在几乎每个曾经用惯了大粪草木灰的农民都不会怀疑化肥的神效，尽管他不懂具体的化学细节，他会说，那是科学！卖化肥的也不懂化学细节，但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对农民说，这是科学！哪怕他卖的是假化肥。在各种舆论中，科学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词，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贴上科学这个标签，就可以镀上一层光芒。我去过一家烤鸡店，包装纸上赫然印着传统配方与现代科学如何配合使其烤鸡更富营养之类的宣传语，还有一个营养成分表，说明此鸡每1000克含多少碳多少钙多少碳酸钙，让我搞不清是食物还是药物——不管怎么说这东西很吓唬我，我买了一只，却未尝出来怎么好吃。

////——将“科学”当作标签，也不能说就是坏事。比如说“绿色食品”，人们往往也不清楚绿色食品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但是不管怎样绿色食品总是好东西，而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机制来尽可能保证那些被贴上“绿色食品”标签的东西是名副其实的，并不必须先将绿色食品的审定细节向公众普及。并不是说不能把“科学”作为一个表示“好”的“关键词”，但关键是要看清楚表象和实质——表象是“科学”的泛滥和神化，而实质却恰恰说明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的极度贫乏。

《关于科学精神的随想》

第16页
樊洪业先生的发言给我很多启发。樊先生一开始就引用了外国一位学者的话说：“在一个人民普遍爱国的国家里，是很少发生爱国运动的。”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现在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似乎可以表明，现在中国是没有科学精神、至少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联想到几年前，学术界曾经广泛地讨论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就发现我们既没有人文精神，也没有科学精神。照刘华杰的说法，一点儿也精神不起来。

////——“一点儿也精神不起来。”……汗～～

第17页
我自问：“凭什么说科学具有宽容和怀疑的理性精神？”刘华杰回答说：科学主要讲逻辑自洽和经验实证。理性是必然包括在科学精神之内的，宽容不必。怀疑更不是科学特有的。

////——我个人更倾向于刘华杰老师的回答，理性是必然包括在科学精神之内的，部分后现代或相对主义者主张科学的返魅过了头，要将非理性也纳入到科学内部来，这未免矫枉过正了。说宽容和怀疑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似乎是把“科学”说得太大了，以至于把一切好的品格都可以归入里面，这在科普和科学传播中是好事，但是在理论上却似乎不够严密。说科学要求“宽容”确可以找出许多案例，但显示出科学霸道的事例也有很多，而说科学要求“怀疑”则容易教人忽略科学也十分需要信任和接受。因此，与其让“科学精神”笼而统之地把宽容、怀疑等等都概括起来，不如再单独列出宽容与怀疑来提倡，除了科学需要宽容与怀疑外，哲学、宗教等也需要宽容与怀疑（宗教或许不直接地包含宽容与怀疑，尤其是怀疑精神似乎是与宗教的信仰精神是对立的，然而宗教也有必要提倡宽容并容许怀疑，当然，信仰的对象是不能怀疑的）。

第17页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具有所有自己喜欢的性质。比如体育迷就把诸如公正、拼搏等好词都说成是奥林匹克精神，同时把野蛮这个坏词给排除出去，尽管体育中的野蛮是显而易见、人所共见的，但是他们会说这不是正常现象、是偶然的、非主流的、将会绝迹的，所以不是精神，不予考虑。同样，科学主义者也愿意把好的性质附会到科学上。我虽然不是科学主义者，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科学是好东西。而我认为宽容和怀疑也是好东西，所以就希望科学精神“应当”具有这些品性。在这种观念下，我下意识地就会论证且能论证出科学精神具有我喜欢的宽容和怀疑。但是，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科学精神”，它是否真的已经具有了那些我喜欢的性质？

////——田松很会自我反思，这里他自己已意识到了其论述中的先见，继而在后文中对科学精神“是什么”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体育迷将“公正”、“拼搏”归入奥林匹克精神而排除“野蛮”、“暴力”等，并非不合理的，因为说“体育精神”，其实往往就是在说“体育”应当具有怎样的品性，而不是去客观地考察和总结在具体的体育活动的普遍规律。正如田松也说到的：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为科学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具有科学精神的。要注意我们问的是“什么是科学精神”而不是“科学活动是什么样的”，于是对此问题的回答并不需要是完全客观的、描述性的，用“应该是”来回答并不偏题。

《杞人如何不忧天》：

http://www.gmw.cn/01ds/1999-04/14/GB/245^DS1204.htm

第39页：一个人想要了解自己所身处的宇宙，了解自己所生存的世界，这是人类在获得自我意识之后必然产生的心理需要。在这种心理需要的驱使下，人们会把眼光投向令康德感到敬畏的星空，并提出一些对宇宙的猜想，这就是最原始的宇宙观。每一个原始民族都有自己的宇宙观，这些宇宙观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荒诞的神话，但却是初民对宇宙的最早的思索。古希腊的思想家延续了这种思索，他们思索的成为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然哲学——现代科学的思想源头。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杞人很像今天的普通老百姓，在宇宙学这样的大问题上他相信权威，比如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他产生了思索宇宙的心理冲动，却没有提出多少自己的思考，让权威三说两说就给说服了，虽然尚有疑虑，却没有深追下去。长庐子很像一个权威，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上大致相当于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对天地的构成提出了一些设想，也对事物的演变提出了一些看法。而列子则有点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味道，对自己所不知的东西拒绝讨论。诚实！

////——现代科学让“杞人忧天”成了新的问题（或者说产生了新的表述形式），而现代版的“晓之者”、“长庐子”和“列子”又将分别对此作怎样的回答呢？

《舞起堂吉诃德的长矛——读吴国盛〈现代化之忧思〉》：

http://fzs.cupl.edu.cn/scholar/wugsh/shuping.htm#1

第43页

在大地失去其神秘之后，有机的土壤便将成为无机的沙漠，丧失了孕育生命的能力。人与人之间也成了沙粒的集合，可以模造，可以替换。生存的意义已经不在于生存本身，人们只是在技术时代的驱动下，不断地从外界获取某些量化的象征，比如美元，比如证书。幸福如同神灵，在技术时代的天空中没有位置。而人们常常以为，他们所获得的量化的象征就是幸福。很多科幻小说都描写未来将会发生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战争，我不以为这样的事情真会发生，真正将要发生的是人本身变成机器，成为技术的一部分。未来的问题不在于幸福能否获得，而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感受幸福的能力。而更可怕的是，对于未来的人而言，这竟然不是一个问题。

在密集的枪弹中，鸟儿注定落地。技术之巨手终将抹平一切差异，把世界推入熵最大的末日。对于未来，我总是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就如一个人注定要衰老，也注定要死亡。要阻挡这一趋势，如同堂吉诃德在风车面前舞动长矛。想象到这一场景，我丝毫也不觉得滑稽，只是觉得悲壮。一个衰老的人也会每天分裂出新的细胞，这些新细胞无论怎样活跃，怎样可持续发展，也无法阻挡整个机体的衰老。新细胞生长在老者体内，它的悲剧就已经无可逃脱。

对此，吴国盛并非不知。吴国盛教授在他北大的课堂上明确了技术时代的一个潜在法则：只要是技术可行的，就是应该做的。这个命题换一种表述就是：一件事物如果可能出现，就必然出现。所以，无论是原子弹还是克隆人，一旦技术能力足够，便没有任何力量能挡住它们，人类的夏娃无法拒绝成熟的技术果实的诱惑——即使有上帝的警告，又怎样呢？何况上帝已经死了。有学生提问，我们是否还能做些什么。吴教授沉吟片刻，说：“总是还有些希望吧！”听起来底气并不很足。

……

但最后的希望可能在于，即使毫无希望，新生细胞仍要不遗余力地挥舞，堂吉诃德的长矛。

////——“总是还有些希望吧！”——这样的有些“悲壮”的情绪我深有同感，不过我总的说来是个乐观者，能够让我乐观起来的主要力量只是在于我对“宗教”的接受。对“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一问题的最佳回答者始终是宗教。即便人格化的上帝“死了”，但宗教不会死，不朽与永恒的希望也不会死。

《驻守科学触摸人文——谈刘兵及其新出的两本书》：

http://www.oursci.org/lib/review/028.htm

最近一段时间，刘兵同志一下子出了两本文集，又是开研讨会，又是答记者问，衬得黑脸泛红，风姿绰约；风情万种，风光无限。让我嫉妒。

不过书名有些奇怪，一个叫《驻守边缘》（青岛出版社），一个叫《触摸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好象刘兵是个工兵，正从边缘阵地匍匐前进，鬼鬼祟祟地到科学的地界上寻宝。自称边缘，多少有些怨妇的腔调，刘兵自己也觉得这么说有问题，于是在序言里自我解释，道：大学学的是物理，虽然在８０年代处于“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热门中心，却被９０年代的经济大潮赶到了边缘；研究生又选了科学史，更是边缘之边缘；至于他所热爱的女性及其主义，环境及其保护，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心。这种解释看似有理，却更坐实了其怨妇心态：本该得宠的嘛，怎么还在冷宫？越描越黑！至于《触摸科学》，同样莫名其妙，搞了这么多年的科学及其史，早在科学的内部了，怎么还在外面触摸，未免有些谦虚过头，有正话反说，自吹自擂之嫌。所以这两本书该叫《驻守科学》，《触摸边缘》才对──有“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的架势。

////——不知道田松和刘兵私交如何，如果私交有恶，那这篇文章似乎写得过于阴损了些；如果私交不错，这玩笑也开得貌似有点激烈了些……

月亮照耀在实在的真理之路上——品书录

第129~160页

////——田松写到了《艺术与物理学》、《何谓科学真理——月亮在无人看它时是否在那儿》、《黑洞与时空弯曲：爱因斯坦的幽灵》、《确定性的终结》、《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惊人的假说》、《可怕的对称——现代物理学中美的探索》、《上帝与新物理学》、《超越时空——通过平行宇宙、时间弯曲和第十维的科学之旅》这9本佳作，其中除《艺术与物理学》外分别属于第一推动丛书和哲人石丛书，这八本书我恰好全看过（准确点说，其中《确定性的终结》和《惊人的假说》看了一部分，其余都是读过了）。以上书目全部值得推荐！

第161页 科学知识之所以可以信任，并不是因为它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而是因为它是每个人都可以亲自验证的。
我们反对科学的信赖，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对科学的信任，而是因为我们更多地理解了科学。

////——对后一句严重同意，而前一句，说科学是每个人都可以亲自验证的，这似乎并不准确，对相对论、量子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我们都可能“亲自验证”吗？当然，科学的重要特点正是可验证、可证伪。“可验证性”，而不是“可亲自验证性”保证了科学值得信任。而公众之所以可以信任科学，一方面也有对权威的信赖这一因素在里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产生科学理论的那些“科学方法”和描述科学结论的方式和态度的信任。

《稿费、稿费；索引、索引》：

http://www.vankeweekly.com/vankebbs/printpage.asp?BoardID=6&ID=19697

王先生在后记首先略述了他与纳什的渊源，他对纳什的仰慕和了解，并认为自己是翻译此书（哲人石丛书之《普林斯顿的幽林》，后改为《美丽心灵》）“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欣然接受了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的邀请，进入了工作状态。但是：

“一个多月以后，当翻译工作合同文本经过层层手续到达的时候，我实在为翻译稿酬之低大吃了一惊。这些年来，还从来没有报刊出版部门以这样低的‘价格’商请我的翻译文字，因为合格的翻译是比许多合格的创作更加考人的工作。”

王先生的话让我起了同忾之心。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出版业开始大规模地引进，但是翻译水准却有每况愈下之势。就我常读的如今称为科学文化类的读物而言，能看到一本达到合格的著作就已经让我很满意了，如果看到我可以给80分的译着，我简直恨不得要给译者烧一炷香。我曾多次发表这样的谬论，一个合格的译者应该同时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外语良、科学素养良、人文素养良、中文优。扫遍各大丛书的翻译，感到同时具有这几项条件的译者可谓凤毛麟角。我手头就有现成的科学素养不及格的例子。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科学与人译丛”之《宇宙、量子和人脑》，作者之一乃《皇帝新脑》（第一推动丛书）之作者罗杰彭罗斯，一看作者一翻插图，就知道原作准是一本好书，但是前言还没看完，才到第XIII页，就出了问题。该译者竟然把量子力学里著名的“波函数”译成了“波功能”，于是“波函数收缩”就成了“波功能坍塌”。在同一页上，“量子引力问题”被译成了“量子重力问题”，“哥德尔定理”被译成了“高戴尔定理”。我真不知要花多少时间把这些奇怪的名词翻译成我所熟悉的术语。真让我信心坍塌，不知该不该接着读了。

////——对王则柯先生ft&cmft；对《宇宙、量子和人脑》……这本书我也买了，同“坍塌”……

第223~228页 http://s109196612.onlinehome.us/column/002/4.html

////——蛮有意思的……

《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

http://www.phil.pku.edu.cn/hps/viewarticle.php?sid=106

第240~241页

讨论进行两个小时后，场上气氛热烈起来。由于前面各位反方代表已经做了充分的表述，我的发言便来个剑走偏锋，把正方的意见推向极端，以示之谬。我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动物有没有科学？如果说有生存，能解决衣食住行，就有科学，那么，动物是否有科学？蜜蜂能够建造出符合现代科学计算的以有限材料获得最大强度最大空间的蜂巢，是否蜜蜂懂得科学？第二，中国先秦是否有佛教或者佛教思想？按照一般的观点，佛教是从汉朝传入中国的，中国先秦注定没有佛教及其思想。但如果有朝一日，按照某些佛教人士的说话，佛教成为地球的球教，我们是否可以把老子的“无”解读为“空”，把庄子的“优游任运”说成禅宗先驱，证明中国古代存在佛教思想呢？倘若不能，为什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墨子著作中的一部分提取出来说它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第三，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就是爱国？比如中医，因为它高明有效，我们就说它是科学，但一旦说它是科学，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的基本原理，所以要用科学的也就是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去规范它，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号脉了。最后必然使中医消亡，只剩下中药在西医的体系中苟延残喘或发扬光大。所以，即使从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我也要坚决反对说中医是科学。

我的第一个问题指出了正方的一个常见错误，把技能和对技能的认识混淆起来。会使用撬棍，并不一定懂得了杠杆原理。这两者有天地之别。孰料我话音未落，就有人果断地回答，动物也有科学。这足见第一种定义之荒谬。在这种泛科学逻辑下，恐怕连细菌都有科学，如果细菌不懂遗传学，怎么能够准确地自我复制？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心态。凡是好的东西必然是从我们家出来的，至少也是我们家有的，在对待中国古代科学的问题上，同样潜存着这种心态。同时，也对比附法提出了质疑。

第三个问题是关乎策略。其实我和正方一样，也想说自己牛，只不过策略不同。正方的策略是：你们家最牛的东西我们家也有；而我的策略是：你们家那个牛的东西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家有另外一种东西，跟你那个东西同样牛。

////——基本同意。其实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有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类的问题，都是类似，并不需要靠说西方有的中国古代也有来长自己的志气。我也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值得骄傲的，但恰恰是与西方的模式不同，才更值得骄傲和珍惜。

2006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