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名古屋出了个追求真相的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人也不甘落后，出了个质疑三年大饥荒的林社长。
这两个事件有一定的可比性，质疑的路数
也相似：这么大数字，怎么可能？我没听说过……没人目击……
不过比起对民众感情的伤害而言，林社长也许更有力一些。毕竟三年灾正好比南京大屠杀晚一代人，亲身经历过三年灾的老人们很多都还活着，而且分布范围也比南京广得多。更关键的是，否认大饥荒的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敌人日本人。日本人说几句疯话，我们顶多是骂一句：又来了！这么多年早也见怪不怪了。而中国人说这疯话，就够得上是数典忘祖的行为艺术了。
当然，这些“质疑”之所以会不断被提出，都和相关的历史恩怨从未得到全面的清算有关，那个伟大的领袖放弃了对日本的清算，而后来的历史书也放弃了对那个伟大领袖的全面清算。不正视历史，历史就将永远成为后代的包袱，我们知道，主动的遗忘是不可能的，除非把自己搞成神经质或神经病。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也是一样，只有正视历史，才有可能跨越它。
但什么叫正视历史呢？是不是以一种科学的、批判性的态度去不断质疑，就是正视历史呢？这仍然与对待个人历史的态度类似——不停地怀疑自己的记忆并不是一种正视，过分地怀疑与刻意地遗忘类似，都是对自我的否定，对历史的逃避。
历史是不可怀疑的吗？当然也不是。但怀疑历史不仅仅是一个纯属理性的问题。
很显然，林社长的怀疑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科学探究的动机，他的动机是为毛辩护，这种拥护之情是他提出质疑的背景。我指出这一背景并不是为了攻击他，相反，这种情绪的存在恰恰为林社长的质疑行为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当然，只是就他提出质疑，而不是就他提出的质疑而言的。例如，只有当我饱受父母冷落或虐待时，我才可能怀疑：我不是亲生的吧？如果没有任何相关的触动，没有一种情感的背景在激发，我不可能去怀疑这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单纯求真意义上的课题而言，始终都是成立的。即便我父母待我很好，我也未必是亲生的。作为一个科学家，我随时都可以去研究某人是不是某人的子女，但作为一个儿子，我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对此问题发问。当我不顾情感，不分场合地严肃质疑某个问题时，科学上严谨性并不能为我的忤逆行为提供辩护。
真不是一切。对真相的追求或忽略，对真相的苛刻或放松，往往都是出于特定的语境和情感，我们不能抛开这些情感背景而只看真假。当然，当我们决定开始追究一件事情的真假时，我们理应希望尽可能排除情感的干扰而客观、严谨。但是，对质疑的内容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质疑行为本身作肯定，对报道的内容的争辩也不意味着对报道行为本身的否定。
不过，以上谈论的是一种狭义的“真”，是科学家的真，它是客观的、冷酷、无情的，但却不是“真情实感”的真。如何在真情实感的意义上真实地报道一个事件呢？比如说，“张三通过DNA比对考证，成功地解开了自己身世之谜”，这是一个准确的报道，但它真实吗？如果说张三这一考证的初衷是为了逃避赡养责任从而要与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那么上面的那条对“成功”的报道是否切中真实了呢？这个时候更合适的标题也许是“诉诸DNA比对，张三终于与父母撇清关系”。但如果说张三与父母撇清关系的目的是避免连累他们（比如逼债，株连等），那又该怎么报道呢？
有人可能会说，把这些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的因因果果都交代清楚，不就好了吗。然而，历史的背景是可以无限追溯的，究竟讲到哪儿为止，究竟该从哪儿开始讲，讲述的主次详略怎么安排，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交代清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任何历史的报道都必定具有视角性，都必定是某种甄别、取舍、裁定的结果，而取舍的标准不完全取决于“真相”，更取决于报道者的价值判断。
孔子的“春秋笔法”也正是这样的功夫：当然，不捏造事实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叙史的功夫远不止于此，更不在于用中立的、客观的、准确的、详尽的语言来报道真相。一笔一削都蕴含着价值的褒贬。从表述的严谨准确而言，“郑伯克段于鄢”恐怕不如“郑公伐弟于鄢”，但孔子用前一种表述方式，以表达对郑武公的贬斥。
记得早前与一左派中哲师兄争论（之所以贴上左派中哲的标签，不是非要“扣帽子”，而是为了提示某种悖谬感），他斥责南方系对“动车奢侈采购”的报道，说这些报道混淆动车和高铁概念，并且理应指出只是在部分动车上发现问题。他认为这些措辞涉嫌煽动一种舆论导向，偏离了客观性。无独有偶，这次林社长事件之后，南方系以“林某某否认大饥荒”的措辞报道，被“人民网甘肃频道”的微博抗议：林社长明明只是质疑饿死的人数是不是有那么多，你们怎么能报道成“否认”呢？
首先我们可以确认，南方系的报道并未捏造事实。日常语言不总是精确的科学术语，每个词语都存在一定的暧昧性，比如“否认”——什么叫否认呢？如果名古屋市长说日军在南京只杀了三千人，应该叫“否认”还是叫“对人数进行质疑”呢？当然，说林社长对饿死人数进行质疑，从科学上来说，从客观性来说，也许的确是更为严谨，更为中立了。但问题是，在这个时候，报道者追求的是不是这个中立性？还是说，传媒本来就应该学一学“春秋笔法”，在言简意赅的报道中融入褒贬之情？
是不是孔子应该把春秋写成“郑武公讨伐他弟弟段并在鄢这个地方成功把他杀了”这样的体例，才更严谨呢？还是说，只许孔子一个人玩这种笔削，现代人就只能老老实实搞科研了呢？
我在“谣言”一文中提出现代传媒应当是古代讽议时政的“民谣”的后继者，理应担当起“传谣”的使命。现在，我要说，这一使命既可以从《诗》缘起，还可以从《春秋》缘起。前者自下而上表达民意，后者自上而下引导褒贬。传媒的使命不是灌输真理，也不是歌舞升平，而是传达和引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