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书评作业要求今天交，而我本来选择的另一本书还没读完，似乎来不及了，所以找出这本以前读过又比较薄的书来写了一个凑数。如果助教愿意再多等几天，我可能会再写一篇另外的书评提交……
G•E•R•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孙小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和开端，毫无疑问，有关古希腊科技史的研究对于探讨一般的科学史、科学哲学问题，以及科学划界、东西科学比较等话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劳埃德正是古希腊科学史的专家，而他的这部小书对于早期希腊科学的特征，及其与哲学、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开展了初步而富于启发的探讨。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申明的那样，“科学”是现代的概念，而在古希腊找不到任何一个能与现代的“科学”一词相对应的术语。因此，作者建议将“希腊科学”用作指代古代作者的思想和理论的一个“缩写语”。
然而，这里劳埃德毕竟是回避了问题：究竟为什么能够将古希腊的那一些思想和理论与现代的“科学”直接对应起来？为什么古希腊的那些思想和理论与现代科学是一脉相传的？如果说古希腊的那些理论可以被称作科学，那么古代东方是否也拥有科学的传统呢？简单地说：作为现代科学的起源的古希腊“科学”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
事实上，这个问题正是作者在本书中致力于探讨的。劳埃德在第一章关于“背景和开端”的讨论中就点明：古希腊自然哲学之所以与众不同的两个重要特点是：“自然的发现”与“理性的批判和辩论活动”。（第7页）
不过，所谓“理性的批判和辩论活动”，虽然确实至关重要，然而，这种活动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轴心时代”同样十分活跃。然而为何科学唯独在古希腊被孕育？古希腊的批判和辩论活动有何特色？劳埃德也提到：早期希腊哲学家们的成就在于在拒斥了对自然现象的超自然解释的情形下所开创的理性的批判和辩论活动（见第12页）。可见，归根结底，“自然的发现”是最关键的。
劳埃德所指的“自然的发现”意思是“懂得区分‘自然’与‘超自然’”，认识到自然现象是有规则的、受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支配的，即“把神撇开了”。然而，虽然劳埃德辩称“尽管神学思想在他们的宇宙论中经常出现，但超自然力在他们的解释中并不起作用。”，他的解释仍显得模糊不清——究竟什么是“超自然”？这是一个现代的词汇，在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宇宙即是神，他们从没有在自然力与神力之间明确区分。
与劳埃德不同，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所着眼的不是自然与神的二分，而是自然与人工的区分。不过这一区分仍未一针见血地点明“自然的发现”的要旨，但柯林伍德提示了劳埃德关于“自然的发现”的讨论并没有注意到自然一词在古希腊时的不同意义。事实上，在早期希腊时代，“自然”一词从来没有类似近代的“自然界”、“自然物的集合”这样的意思。而其主要的，乃至于唯一的意思是这个词今天仍在使用的次要义项：“本性”，亦即在汉语中“自然而然”中的意义。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指的是“自身具有运动源泉的事物的本质”。
劳埃德所指的自然与超自然的区分仍然是最重要的特征。不过，这里所说的对超自然的排斥并不是指对宗教或神学的排斥，而是指这样一种从事物自身中而不是从其外部寻求其运动和变化的根源（即作为“本性”的“自然”）的探索方式。
值得补充的是，无论是劳埃德还是柯林伍德，他们或许都注意到了，但却并没有明确点明的一点是：古希腊哲学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相信世界是可知的、可最终被理解的”。劳埃德所谈论的自然与超自然的区分，所表达的真正意思恐怕正是“自然是可理解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不可为人类所把握的。
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本原”的数目时，说道：“（本原）不能为数无限，若是无限的，存在就会是不可知的。”（189a14）——亚里士多德以“存在不能是不可知的”来反驳本原无限的主张，但是，为什么存在一定是可知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事实上，“可知”与其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一条推论，不如说是他之所以投身哲学思辨的初始信念。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的末尾也提到：宇宙自己成了一个可见的生命体，“……它是可见的神。”在这里，“可见”就是“可理解”，柏拉图赞叹这个世界是：“可理解的上帝，至大至善、至正至美。”（见第71页）这与西方近代那种与超自然和不可知等概念紧密联系的“神”截然不同。
与现代人相似，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样对人类的认识能力估计过高，然而，现代人的狂妄自大所推动的力量无限扩张的科技发展却让人类陷入环境危机和价值失落。这是由科学的本性造成的吗？错不在科学，而在我们遗忘了科学最初的追求！吴国盛老师指出：今天科学所秉承的理性精神，不是希腊人的那种以“自由”为唯一宗旨的健全理性，而是以“效用”为惟一标的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无限的理性，但却又是片面的理性。因为它放弃了理性的“内在目的”这个维度。是一种无目的的无限扩张的理性。（《自由的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为了什么而做科学研究？为了什么而去探索自然？对于现代人而言，科学的目的是带来实用的技术，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探索自然则是为了征服自然，从自然中获得资源。这些，看似目的鲜明，实际上则迷失了方向。
相比之下古希腊的科学研究看起来是没有“目的”的。亚里士多德说道：“显然，我们不以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982b26~28）——“求知是人类的本性。”（980a22）
这种没有“追求”的追求，恰恰是最为崇高的。亚里士多德说道：“凡能得知每一事物所必至的终极者，这些学术必然优于那些次级学术；这终极目的，个别而论就是一事物的‘本善’，一般而论，就是全宇宙的‘至善’。上述各项均当归于同一学术；这必是一门研究原理与原因的学术；所谓‘善’亦即‘终极’本为诸因之一。”（982b8以下）柏拉图也说道：“我们应该在万物中追溯这神圣的原因，为的是我们的本性所要求的幸福生活。”（《蒂迈欧篇》，69A）
本书也对早期希腊不同著述者从事研究的动机和目的和着重予以了考察。作者也明白地提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的追求本身就是目的，它是完美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理由有二：首先，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拥有理性，所以理性能力的培养对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美德是必不可少的；其次，研究自然所揭示的是宇宙的美和秩序，对此的思考有利于人类在自身中发展一种有序的、高尚的性格。”（第128页）
然而，劳埃德随即指出：“尽管有其他古代作者也有同样的思想，但不能由此假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念和态度都为同时代人所共有，甚至也不能假定都为那些从事自然研究的人所共有。”（第128页）
劳埃德在本书花费了较大力气，试图反驳类似我刚刚提到的这种对古希腊科学与现代科学之根本气质差异的评论，他说道：“古代科学史家经常主张说，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是，古代科学家只求理解自然而对控制或利用自然不感兴趣。一般说来这大概不错，但这种看法没有注意到古代从事自然研究的作者也是因人而异。尽管哲学家的理想是沉湎于‘沉思’的安逸生活，但许多早期的希腊医生则以从事技艺为荣。” （第131页）
这里我们看到本书的另一个特色：作者不仅仅是围绕着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而谈论古希腊的“科学”，特别地，还占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考察了“医学”等一些特别的领域。
但是，问题在于，自然哲学和古代医学之间，究竟何者才是近代科学的真正源头？即便说两者都是近代科学的起源，但这两套传统可以放于一起讨论吗？
劳埃德也很明确哲学传统与医学传统的分别，他提到：“有一点基本不同确实把大多数医学作家和哲学家区分了开来，而这一点不在于他们提出的理论类型不同，也不在于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在于他们进行研究的背后动机不同。……与哲学家不同，医生面前终究有着一个实际的目标，如《论古代医学》的作者所说，医学是一门技艺，从业者在技艺上有高有低。医生们心里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是治病。” （第62~63页）
劳埃德于是利用医学领域的现象，来证明古希腊科学的传统并不全是纯粹而超功利的，古代科学也同样具有看重实用和技术的传统。他举例说：“第一，有很多证据表明，许多普通百姓（他们肯定不是科学家）看重实用技艺。”（第123页）“其次，就拿那些本身就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一整群医生，他们的主要动机显然不是为了过沉思生活的理想。”（第129页）
然而，除了“普通百姓”和“医生”之外，劳埃德几乎举不出更多的例子，但正如刚才提到的，医学与哲学或许正如科学与技术、宗教与艺术等等，尽管不能说没有联系，但毕竟属于两套相对独立发展的传统，如何能够相提并论呢？——虽然劳埃德辩称“繁荣的医学‘职业’对希腊科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举出的许多影响多是在希腊化时期或者更晚，而如果单就早期希腊时代来看，医学显然是属于另一个独立发展的传统之中。
当然，或许是受到自然哲学的影响，古希腊的医学逐渐也有理论化、自然化的倾向。但医学从巫术中走出来并不全是古希腊的特色，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并不比中国古代的在阴阳五行理论之上的医学理论体系有多么高明。但中国和古希腊的医学从未对科学的兴起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西方医学与科学两大传统的交汇一直到近代才开始。
在近代，并不是医学（毋宁说是炼金术）促成了实验科学的兴起，而是相反，实验科学大大影响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但所谓的医学科学，主要还是以生理学、人体科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化学等等为主的，并没有一门独特的、专门的“医学科学”，医学本身更侧重的还是技艺，顶多是加上了“应用科学”的成份，但归根结底也仍然是“技术”——如果我们需要将科学与技术分开考察的话。
尽管我质疑劳埃德将医学与科学两支传统混而并提的合法性，不过劳埃德对于思想史之外的，对社会和经济背景以及研究者动机的多样性的考察是值得赞许的。但遗憾的是，或许由于本书篇幅有限，作者关于古希腊文化、政治、宗教等各种领域同科学的关系并没有做更多的考察。而事实上，古希腊同时作为西方医学、科学、民主、文艺、神话、奥林匹克等各种重要传统的源头绝非偶然，而这些传统之间虽然不宜作简单的合并同一，但其内在的联系肯定是值得进一步梳理和挖掘的，而本书的讨论看起来仍是过于单薄了。
本书属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哲人石丛书”的“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系列”。哲人石丛书在选材和翻译上一般都是比较优秀的，不过本书与哲人石丛书中的其它许多书籍一样，没有附上索引。这也是中国出版界的普遍现象，也早已被众多学者齐声“呼唤”多年，我也不必多抱怨了。
2007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