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我答了很多，他们汇总成文的时候其实就摘了我两句话，在这里贴出我的原始回答。
1.曾有人提出“失败是指行动结果偏离预期目标，或者是终止（中止）没能达到目标价值的行动”。您如何理解“科研失败”？失败与成功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您认为，什么样的科研算是“失败”的？“科研失败”有没有可能分为几种类型？
如何定义失败当然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所以我们可以先讨论科研的成功分几种类型。根据如果说发表论文是成功，那么发不了论文就是失败。如果完成课题、项目是成功，那么完不成课题就是失败。这些都是以外在的标准来衡量的。就科学家或研究团队来说，也可以有内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目标。例如积累经验、排除误区、追求真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以外在标准来看是失败的工作，对于自己磨练能力或追求真理的追求而言，也就不算失败了。所以我觉得关键其实还是在于科研的“成功观”的问题。彻头彻尾的失败并不值得鼓励，但有些所谓的失败只是没有产出符合特定外在标准的结果而已，我们应该支持科学家根据自身情况来更灵活地界定他们的“成功”。
进一步，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看似“失败”的成功之处来进行分类。比如：能够锻炼科研团队经验的工作；能够为科学共同体贡献经验教训或者数据资料的工作；能够引发新的研究课题（比如为何失败）的工作等等。这些有积极意义的“失败”都是值得鼓励的。当然，还有一些失败是因为科研者存在过失，根据过失的不同，有时是需要严肃追责的。
2.科研失败被很少提及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方说科研人员一般只有成功了之后才会公开说自己失败的经历，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科研失败很少被关注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显然，失败很少被关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失败了，这似乎是句同义反复的废话——所谓“失败”某种意义上就是未能得到令人关注的结果。所以首先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科研失败很少被关注是正常的，事实上任何领域中，我们都更关注成功而很少关注失败。甚至连成功的第二名我们也关注不多，只关注最成功的那个人，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非常在意优先权争夺。成功者享有荣耀和关注本身并没有错误，科研活动的竞争和积累就是这样展开的。
之所以我们觉得科研失败值得更多关注，关键还是在于前面讲的，其实衡量成败的尺度是多元的，许多所谓的“失败”其实有积极的意义。有一些人，比如期刊编辑、课题评审人、职称评定人、公众或研究者本人，他们持有的“成功观”过于狭隘和刻板，所以导致了许多能够产生积极教益的成果被轻率地划为失败。
另一个方面，除了积极意义的“失败”之外，有些源于过失的失败是需要追责的，但这方面也较少被关注，这是因为许多科研活动缺少第三方监督机制。科研过程完全依赖科学家自己报告，那么科学家往往报喜不报忧了。比如贺建奎事件，贺建奎自认为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做成功了，所以自己风风光光地去会议上做报告，才闹得举世哗然。但设想他如果实验失败了，比如婴儿流产了畸形了，他就不发论文做报告了，私下摆平好就完了，别人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他做过这样一些严重违背科研伦理的实验了。
允许科学家自由衡量成功，以及为科学家增加第三方监督机制，这二者并不矛盾，科研管理不应该只有一套刻板、单调、自上而下的监管机制，而是需要引入多元的参与者。
3.与小科学时代相比，大科学时代的科研失败的自身特点和失败造成的影响都有哪些变化？
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烧钱多了，影响也大了。小科学时代的科研活动往往是贵族或爱好者自发组织，内部能够交代就行。但大科学时代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来源于企业或者纳税人，有一些失败也可能产生较大的后果（如危险物泄露、污染、伦理问题等），所以科研者更有责任向支持者汇报“失败”。
另外，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与产业的结合更紧密，许多科研需要资本的推动，于是“市场竞争“、“风险投资“的逻辑也被引入科学，从”风投“的视角看，投十个项目失败九个，剩一个能够大成功，那也是能够接受的。但许多学院内的科研项目远远跟不上这种节奏，可能十个立项里有一个失败，就接受不了了。
4.您认为，科研失败的公开和分享是否是有必要的？哪些失败具有对外公开的价值？
能够产生积极教益或可能产生消极后果的“失败”都应当对外公开。
5.在您的印象中，是否有因为科研失败经历而发论文的案例？可否举一两例？
我知道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这其实已经影响到对已有研究进行“荟萃分析”的准确性，特别是在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领域。但主要的解决办法未必是发表更多失败的论文，而是诸如建立公开的实验数据库，使得失败的实验虽然未必发表论文，但实验数据仍然能够进入公开记录。
有一些所谓“失败”其实是有很高发表价值的，可能成为颠覆既有理论的契机。但是非得说成功失败一视同仁都能发论文，这也不合理。所以我觉得一般的科研失败经历未必要以发论文的方式公开，可以以公共数据库等其它方式记录。
6.如今我国倡导“从0到1”和原始创新，这或将意味着我国科研人员要经历更多的失败。您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的失败观对于未来我国科学发展来说是良性的？
其实应用的创新乃至单纯的模仿，同样有非常高的失败率。比如拿一台最先进的光刻机摆在那里，让我国科研人员仿造出来，这显然不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但成功率恐怕极低。
关于失败观，前面我都说了，首先其实是“成功观”应当多元化，不光是自上而下的衡量，而是从科学家自己、第三方监督者、资本和市场、民众等多个不同的出发点，来衡量科研活动的成败。
7.现在很多科学都是基于项目、基金开展的，您认为，如果项目失败，如何将科研失败的正面价值最大化？如何鼓励科研人员将科研失败的经历公开？
那就不要让太多的科研基于（官方的）项目、基金，应开拓多元的激励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无条件给予科学家自主支配的资金；由院校科研机构自行管理的资金；由第三方民间团体监督的基金；由企业家引入的资本等等。官方项目有更严格的要求和更刻板的目标，这是正常的，也确实有一些科研活动是更容易预见结果、安排计划，更容易在足够的物质支持下保证成功的，这部分项目并不鼓励失败，也是合理的。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元的激励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