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提到我感觉被“命运”善意地捉弄之类，在以前的文章中或许也用过类似的修辞，嗯，这与我说“康德的阴魂在背后戳我”之类的话类似，只是用一种比喻性的修辞来表达一种“感觉”，并不代表我信奉“命运”，当然也不代表我不信命运，对于不明不白的概念，对它作一个是/否的判断总是没啥意思的。
首先我愿意声明的是，对于超验的神灵世界，我大概算是不可知论者。我既不会肯定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也不会断然否认它们。当我在谈论什么作为神的星空啊，神秘的命运啊之类的说法时，我只是在借助一些语词来表达我心中确实存在的某种神秘感。无论如何，自己切身体会的某种神秘感或奥妙感，这种情感是不容置疑的。但这种情绪的存在并不能证明什么。
我个人觉得，我正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抵制着在我身上的自然的祛魅，那就是这种不可知论，或者说理性追究的自觉的中止。一方面，我的哲学，我的理性，是要呵护和培育我的情感的；另一方面，理性的一大特长就是可以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到哪里是到头了，那么那种超验的神秘世界的事情，显然是有限的理性所无力判断的，决然地否定是无趣的，执着地认定则容易让人走向偏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神秘感作为一种感受而存在，不必强加打搅，直至它将促发一项判断时，再让理性介入。
当然，神秘感与其它任何一种情感冲动一样，都足以成为促成一项选择的诱因。然而如果说这确确实实是一项经过反省的“选择”，那么它将会被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就好比点燃爆竹的引线后，在引线燃尽之前，清醒的理性总有足够的余地随时掐断它或者将火苗引向别处，这是理性在选择行为中所担负的角色。
所以说我性格或哲学中的“神秘”元素，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诱发力量，是促发判断或思考的一种重要情感，但从不会成为支配性或决定性的凭据。比如说写论文时寻找论题，看书过程中偶尔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神秘体验，比如某些词汇在脑海中浮现和萦绕。平时漫无目的地读书时我不必多么在乎，而当我需要选定一个论题时，这些“灵感”就成为触动我进一步反思的引线。但事实上大部分跳出的“灵感”最后都没有结果，最后落实下来的，写成论文的，也就是其中的一个灵感而已。又比如说寻找恋爱对象时，神秘感乃至于宿命感都可以被我享受，用来引燃我的情感，只是如果理性不放行，就不可能有现实的行动，只有当我的理性门卫也被挨个挑翻之后，那些神秘的元素才会逐渐释放出实际的效果。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我就此承认了什么理性限度之外的物事。
其次的声明是，我的哲学使用“命运”一词并不频繁，我爱说的是“使命”、“时运”等等。关于“命运”这一概念，一般的理解大概是说“前定”的人生际遇。比如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今生的际遇由前世的作为所造；基督教的命定论则会说一切都是上帝预先的的设计（当然这只是基督教中的一派说法）；近代物理学则告诉人们未来的一切在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就定好了。这些都是关于命运的说法。当然还有相反的见解，比如范缜把人不同的际遇比作随风飘落的花瓣，是飘到厅堂还是粪坑只是巧合，而没什么别的缘由；非线性力学和量子力学则说未来不可预测。等等。
这些说法在我看来都无关紧要，甚至它们未必有什么矛盾之处。比如说把命运比作随风飘落的花瓣，那么“为什么我遭遇此般境遇”问题也同时变为“为什么这片树叶飘落至此”。但后一问题是不可解释的吗？恰恰是一个自然现象，就更可以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释，比如说一片树叶飘落的方式难道和它原先在树上的位置和它被吹落的时机无关吗？难道树叶与树叶之间除了飘落的场所之外就没有差别吗？或者说那吹动树叶的风是否还受着什么力量的支配？总之，这一比喻本身并没有消解对命运可能做出的有神论或宿命论的回答，反而是引入了“风”这样一个实在的力量、外在的推动力，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坚持无神论的佛学而言，范缜的解说反而更像是有神论的。
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转嫁问题，如果说树叶的飘落是一自然过程，那么自然过程恰恰是可以去追溯原因的。一个真正没有办法追究原因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我之为我”的问题。“我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另一个人”，这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神秘却也最最明了的问题了。把这一问题转移成“此树叶为什么是此树叶”之类，反而是引入了不必要的纠葛。
我曾说过“我思故我在”中的关键词不是“思”而是“我”（例如“再谈“随轩”的意义”文末）。“我是我”带出了一种叫做“同一性”的东西，无论如何，“我”是整个哲学全部的奥妙所在。“我是我而不是他”这一命题之所以确凿无疑，是由“我”这一概念本身所保证的。“我”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现成的对象，而是在反思活动中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流变而又同一的奇妙的东西。无论“我”这个东西包涵着哪些内容，那些作为命运的际遇显然也都参与了并不断参与着“我”的构造。因此问“我的命运为何此般而不是彼般”往往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我的命运本来都是我成为我的构成要素。
当然，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外在的解释，比如说“我为什么于某时出生”是因为“在某时某卵子受精……”，但这就是转移了问题，把“我”当作了一个客观的对象——就如范缜的花瓣——来解释，并不能真正令人满意。
在我看来，把“我”当作一个客观对象来解释其“命运”的说法，无论它是有神论、宿命论、无神论、随机论还是什么论，那都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了。而如果要把我当作我来追问“我的命运”，关切的焦点就不是“命运是怎么来的”，而是，“我的命运是什么，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来说，无论说我的命运是上帝安排的，是前世造孽的，是随机无由的，还是说比如背后有一个RPG的编剧帮我排定的（例如我们生活在黑客帝国那样的虚拟世界），又或者说，就是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个恶毒的娱乐公司替我安置了一场巨大的真人秀，除了我之外我的生活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演员，他们的出现都是那个发指的导演的安排……好吧，那又怎么样呢？无论如何，我总是生活在“我的世界”中，我只能在这个世界中享受和探险。如果我找到了一扇可能跳出这个世界的门，我也许要出门看看，但既便如此，我仍然只能生活在“我的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是有可能被开拓扩大的。到头来，我始终不可能跳出“我”的有限性，这就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一个“命运”。
无论如何，“我”这个玩意儿，我的感受和我的意识。是毋庸置疑的真实。这种真实性无可反驳，也无从证明。所以我所阐释的“我思故我在”不是指“思”是“在”的前提，而是说，“我”是“思”与“在”的前提。
因此，我所关心的命运问题，就不再是说，我的这些际遇与神有什么关系、与自然规律有什么关系、与前世有什么关系等等。我所关心的问题将是，这些际遇与“我”有什么关系？
人的各种际遇中，有一些是自己完全无法选择的，比如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从小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等等。那么这些参与着“我”的塑造的，但又是我无法选择的确定性，就可以说是“前定”或“宿命”。无论它们是由神、由物理定律、由随机性还是由导演安排的，它们“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都是我所无法选择的。它们参与了“我”的人格的塑造，而我却不能参与它们。我出生的时间地点决定了我的成长环境进而影响了我人格的形成，而我却不可能对我出生的时间地点施加什么影响，于是这就叫做宿命。
对于这些“宿命”，我关心的并不是“它们的来源”，而是“我在它们之中的来源”。也就是说，我并不关心“是什么造成了我在某时某地出生？”，而是更关心“在某时某地出生这一事件造成了我的什么？”我当然也可以去追问我的成长环境是何以形成的，但这一问题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当我追问自己的命运时，我的问题是：“我”是何以在我的成长环境中形成的。无论是什么支配了我的宿命，我更关心的是：我的那些宿命究竟支配了我人格中的哪些特征。
比如说，在我尚未形成独立判断的能力时，在我的家庭环境中，我学会了下棋。那么我并不关心那教会我下棋的人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或考虑，如果说让我学会下棋是一场阴谋那又如何呢？无论如何我学会了下棋并且在下棋中愉悦，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我可能去反思的问题是：下棋的经验对于我的成长而言意味着什么，下棋的行为是否是非常危险的或邪恶的（那样的话已然形成独立人格的我就应当拒绝它），等等。
除了这些单向影响的宿命外，还有一些人生际遇，它们将会影响着我的成长，但同时我又可以“应对”它们。当我已然形成独立的人格时，也就是说，我拥有了一个确凿无疑的“自我”时，或者说我有能力做出“选择”时，我所遭遇的境况就不再只是单方面地对我施加作用了。我可以通过有意识的选择行为去影响我的未来，我可以主动去接近一些可能的状况或者主动地回避一些可能的遭遇，我也可以在状况发生时作出判断和选择，使自己介入相应的情势，从而不但让这些情势影响自己，同时也对这些情势的发展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许就会追问那些际遇的“来源”，但这一追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以便恰当地应对它。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仍然不是这些际遇与其它什么东西的关系，而始终是“与我的关系”。例如，当我遭遇某个人时，无论这一遭遇是处于前世因缘、上帝安排、随机碰撞还是导演阴谋，摆在我面前的问题乃是：我将如何与此人建立关系？所以说我关心的不是对“命运”的“解释”，而是对它的确认和反思。
至于那些据说可以预测命运的“技术”，比如卜卦、星占等等，我的态度是不置可否。我并不需要它们，更不可能依赖它们作出判断。当然我也不排斥偶尔当作娱乐，也许它们有些确实精准，那又如何呢？说得对我口味的，我也乐于受用，危言耸听的事情则一笑了之。既然我拥有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就该尽量不再依赖这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替我作出判断，除非我已然判断某事无关紧要，那么我才可以用抛硬币或其它神秘的仪式来替我作决定。
2009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