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引麦克卢汉和沃尔特·翁等人关于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印刷文化的论述（见媒介·感觉·时空 ——麦克卢汉媒介存在论初探），不过他们基本上是在西方语言的背景下说事，文字的发展基本上是“纯口语——象形文字——不带元音的字母文字——带元音的字母文字（希腊文以降）——被活字印刷了的字母文字”这样一个发展流程。某些东方的文字，也可以嵌入在这个谱系里得到理解，比如阿拉伯文和梵文都是不带元音（因而更多地保持语境化）的字母文字。
然而，中国的文字始终是一个例外，它并不能够被纳入到一般西方文字的发展流程中去，它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象形文字，是紧接着纯粹口语之后的书面文化的原始阶段。但同时汉字已经高度发展。相比任何其它语言，汉字承载了最多口语所不能承载的文化内涵，难道我们仍然要把它摆在一个与纯口语文化最为接近的位置吗？那显然是荒唐的。另外，高度发展的汉字也在以自己的步调走向印刷术的时代。虽然活字印刷从未流行起来，但中国雕版印刷的书籍数量直到19世纪仍然领先全球，印刷书籍的传播和普及程度绝不亚于活字印刷术刚兴起在欧洲造成的影响。但是汉字所开辟的文化维度，以及印刷术在中国造成的文化影响，是否能够套用西方媒介学家们的模型呢？
显然，麦克卢汉等为我们开辟了一种考察新媒介的文化影响和意义空间的独特的视野和思路。然而他们的结论并不能够直接挪用到对汉字和中国印刷书的分析上。
无论如何，文字的出现毕竟与口语文化判然有别。口语是流动的、当场的。纯口语文化中难以形成一个抽象的概念空间，也就是说，在人们思考和讨论时，不可能到某个概念世界中去检索一个独立的“概念”。人们总是在某个具体的实际的语境下呼唤语词，要么是直接指向眼前的对象，要么也是在某个生活场景中指涉某件过去的和将来的事情，总之词语所指涉之对象始终是在我们生活着的时空境遇之内的。或者准确地说，根本没有“词语”和“指涉之对象”这样的二分。也许口语人早已学会用某些事物来指涉另一些事物，比如用石头的数目来指代牛羊的数目，但是“概念”还远没有成为某种类似于石头那样摆在那里的可把握的东西。“命名”就像是充满神秘力量的咒文，它召唤出事物，但还并没有后来那种赋予标签的意义。
文字的产生使得一个抽象的概念空间被开辟出来了。由于文字的存在，人们接触某个词汇的时候，就未必是处在某个与该词所涉之物相联结的语境之下，而是有可能处于一种抽离世外的，孤独而寂静的语境中。例如我看到“饭”这个字时所处的语境，可能完全不同于任何某个在口语文化中的人可能听到“饭”这个词的语境——既不是指着面前的饭，也不是在回想之前吃的某顿饭，也不是在预期将来要吃的某顿饭，甚至也未必是某个左邻右舍的张三李四吃的饭。我看到“饭”字时，这个词所指引出的那个对象并不存在与我的生存世界内，在我所生活于其中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并不存在它的位置。但这个词仍然有所指涉，于是词语的意义仿佛可以从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剥离了，进入到一个独立而冷酷的概念空间之内。在这个概念空间之中，词语之间开始建立起了更复杂的关联，这些关联往往根植于现实生活中的指引和操持关系，但能够超乎其上，重新得到组织和布置。
不含元音的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更接近，即你难以孤立地识别出某个单词，而总是要在整个段落中，还原出整个的语境，猜测出每个词的意指。而含元音的字母文字则不再那么强烈地依赖于语境，语词可以被自足地看待了。文本的结构有了更大的独立性，以至于文字从再现口语的变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表达媒介。朗读逐渐被默读取代，人们不再需要把文字还原为语音再进行理解，大声朗读的活动甚至逐渐成了阅读的妨碍而不是必须的步骤。
这种文字所取得的显著的独立地位，无论是西方的字母还是中国的汉字，显然都早已达到了。问题在于，这种独立性建立起来之后，所开辟出的概念空间或者说意义世界，究竟有怎样的特点。对文本秩序的重新建立将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世界秩序的观感。在麦克卢汉等人看来，西方字母文化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欧几里得式的空间结构，是一个线性的、逻辑的事物秩序。所谓线性并不是一条流动的直线，那是口语的特点，口语的世界就像是一条奔流的河流，时而清澈时而浑浊，所有的事情融成一团互相裹挟着喷涌下来。事物总是流动着，不可被把捉刻印下来，但整个世界却又是稳固不变的，单向的时间意识尚未明确形成。这是因为只有跳出河流之外冷眼静观时才会把时间之河看作一条线性的数轴，而当人们和所有的事物一道裹挟着流动时，这种“流动”就仅仅意味着不可把捉和轮廓不分明的状态，而不意味着线性的前进。字母文化开始有了明晰的时间意识，但这恰恰是因为人们站到了某个静止的平台之上。
字母书写建立起了“分析性的、缜密的主从关系”，“and”变成了“when”、“then”、“thus”、“while”等等，这种明晰的嵌套结构以及缜密的逻辑关系是西方字母文字的特色。但是，中国方块字的特色如何呢？中国的文字从来没有形成充满层次结构和嵌套关系的从句形式。但光是说汉字总是情境化的，显然也是不够的。口语也是情境化的，但汉字所塑造的情境并不简单地是生活世界中的具体情境的再现。汉字也早已开辟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空间，早已提供了一个远远不能被口语所承载的意义世界。在汉字的概念空间中，事物的秩序和世界的结构也被重新组建着。而新的结构显然不是主要由主从、嵌套、分列和顺接等西方方式来进行的，汉字更侧重于引申、比附、呼应、对照等方式来组织概念的空间。例如一个八卦图，中国人把各种各样的概念安置于不同的方位，“乾”位于西北，“巽”位于东南，“震”位于正东，天、父亲、金、头部等等概念与乾放在一起，雷、长男、木、足部等等概念与“震”放在一起……后来的风水堪舆之术更是典型地试图把无数的概念按照某种时空秩序组织起来，并在概念的结构和实际事物的布置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关联。这样一种对概念空间的秩序重建，同西方的逻辑学和目录学一样，都是文字的产物，西方若是没有字母文字和印刷术，就不会发展出如此的逻辑学和分类学，而在中国若是没有汉字和某些文字载体的出现，恐怕也不会有五行八卦理论和风水学。而这些学问，毋庸多说，都关涉到该种文化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
西方也有将某一组放在一起与另一些概念组相比照的传统，但西方的方式更接近于列表，无论是毕达哥拉斯的奇数和偶数，还是四元素四体液等等，都可以更清楚地用列表来呈现。但中国分划概念的方式有着自己的特色——往往是某种圆盘式的，流转和勾连的结构，概念的秩序始终与与“方位”息息相关。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也具有方位性，但只是高—低这一个维度上的，中国的概念却总是在四方六合展开，而且与生活世界中的居住环境中的方向和位置总是关联紧密。这种倾向显然与中国汉字的特色息息相关（试想在堪舆罗盘上印满字母文字？），而这种关联究竟有多么深刻，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2011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