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关注随轩的朋友应该已注意到,Unic,这位曾经的随轩常客,曾宣称有多么赞同我的观点,有多么支持我的博客的朋友,在我闭关回来后突然变得如此激动,并终于离开了随轩。或许有人会奇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我也颇为惊奇,实在是对女生的情绪反应有点估计不足了。但这也没办法,温柔礼让能够让别人惬意,却不能促进别人做出决断。而她既面临高考,面对选择,而她又是在极大程度上从我这里得到的关于哲学的了解,我又怎忍眼睁睁看着她始终那么天真懵懂呢?
我所做的其实很简单,只是在交谈中顺势将我一贯以来的最核心的思路和立场——或者说就是那始终悬挂在随轩顶端的星空哲学——以最尖锐的方式直接面对她本人强调了一遍罢了。
她曾经多次宣称她几乎完全同意我的观点,除了那些她不了解的。对此我当然是一笑了之——等你有了“自己的观点”再说吧!不过说实话,我确实没有料到她从第一句开始就背道而驰。
这一最基本的分歧从我最初认识她起我就心知肚明,只不过一直都没有引起重视。因为我小时候也有相似的表现(当然,她不相信,更不能接受我所号称的改变)。然而随着我越来越透彻地贯彻我的星空哲学,我醒悟到她未必会向我原本期待的方向发展,而我也不再需要期待别人朝着某个我所认可的方向发展。她应当选择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道路,究竟选择怎样的道路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选择”本身,她必须“由自己”选择,必须“为自己”选择。而我能够为她做的,或许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不是要从他那里拿过‘烦’来,而是要把‘烦’第一次真正作为烦回予他。”
如果说我滔滔不绝而又尖锐直接的语言让她陷入痛苦,我确是故意的。我既不是她的父母也不是她的情人,我没有理由拿出甜言蜜语来哄她开心(当然我也不擅长那档子事)。哲学本来就是烦人的长篇大论,它常常不能让人舒心畅快,反而是让人烦躁焦灼。这种烦躁焦灼并非根源于外部的刺激或压迫,而是因为哲学把人们引到了他们“自己”面前。
想写这篇文章的标题本来倒并不是与Unic有关。嗯,你猜到缘由了吧?今年的雪灾、地震,藏独、反法事件、CNN等等事件……这些事件引起了同样的一种效果,简单地说,就是“同仇敌忾”。许多人认为同仇敌忾是可赞的、可喜的,但我倒不觉得高兴。
我并不否定那些“同仇敌忾”、“嫉恶如仇”的人,但是我坚决地拒绝加入任何一个由仇恨凝聚起来的群体中!
星空哲学早已说明:我爱整个世界,我爱整个社会。我不仇视黑暗,我不怨恨丑恶。我不会因为仇恨而争斗,也不会因为争斗而仇恨——这些都是我一贯的道路。
一个只愿意去爱的人常常会遭人憎恨,至少也会被人蔑视吧。Unic之所以对随轩绝望,正如她自己所说:“但是我是有一个最大的失望,不是你对我的态度、反应如何,而是正如你所说,我发现我们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平台,认识到这一点,我也就平静了。”——究竟是什么“很重要的问题”?即便不公开私下的聊天记录,仅通过留在博客上的那些评论你就可以猜出个大概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仇恨”。
“共同的过去”或“共同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但最有效的一种无疑是“共同的敌人”。再自由独立如希腊人,面对波斯入侵时也总算是结成了联盟。而东方的“专制”据某种说法,正是缘于河流文明必须共同抗击灾害,修建大规模水利系统。
共同的敌人的存在能够使得专制乃至独裁合理化,无论人们如何崇尚自由平等,军队的严苛的等级制很少会受人非议。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理想和传统都失去了说服力,现实的的考虑压倒一切。强大与效率成为了最高的标准。以暴易暴不仅成为合理,甚至往往变成强制的伦理要求——面对外敌时,若不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会被指为懦弱;若是保持冷静来细细分析问题,则会遭人鄙夷;若是还要为敌人作些许辩护,则会成为众矢之的,接受唾骂甚至暴力的围攻。
独裁者也总是要借助于塑造共同的敌人而维持自己的权威、煽动群众的拥戴。希特勒与反犹,毛与反帝、反资……即便并非独裁政权,政客们也总是擅于利用“同仇敌忾”来营造凝聚力。在现代的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和共产主义被设为敌人。无论“敌人”是否真正威胁着自己的生存,他者的“威胁”以及“愚昧落后”能够极大地促进群众的团结,并且支持着所谓的自豪感。
人们总是喜欢看正义与邪恶英勇斗争的故事。在这里,为成人编织的舆论并没有比为孩子编造的童话成熟多少——自己总是正义的一方,而敌人总是邪恶的代表——“勇敢地与恶势力搏斗的正义之友”总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即便是那些不足够勇敢而没能冲上战斗的最前线的人,至少也要为战士们声援,至少也该表现出“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态度来,否则你就是个麻木不仁的没良心的胆小鬼。
但是我要问:为什么要仇恨?为什么要疾恶如仇?因为对方是恶的,所以理应仇恨;还是因为所谓的恶指的就是我们所仇恨的东西?
如果认真冷静地反省一下,我们将发现我们所认定为恶的东西往往只是出自我们的“厌恶”,正如好的东西出自于我们的偏爱。情绪总是先于理性,并成为理性的基础。
然而理性的意义正是在于校正情绪,理性的人不仅仅根据情绪的冲动而行动,从而人才成为了伦理的存在。单纯的情绪本身并没有是非对错之分,对与错是两个概念,它们只有进入了话语之网中才具有意义。情绪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但情绪的指向却有对错之论,因为“对象”往往是借由理性而塑造的——这是一只杯子,那是一张椅子。“杯子”和“椅子”都是理性所塑造的概念,而通过概念,人的认识能够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具备了推广、类比和普遍化的能力。
比如,如果我只是在某时某地吃某样东西时感到难受,那么这一情绪本身并无对错之分,这一情绪就是“真实的”,可以说这正是“真实”最根本的含义。然而,如果我要说,我感到难受是因为我吃了苹果,那就涉及到概念,便有了是非对错可论。例如我可能搞错了,当是吃的其实是梨而不是苹果;如果我还要进一步说:“我(总是)不喜欢吃苹果”,直至“苹果是难吃的”,那么便是将基于一时一地的情绪加以推广和普遍化,便愈加可能牵扯出是非对错之论了。
如果你只是在某一场合下感到痛苦或厌恶,你的情绪绝没有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你要说:我憎恨日本人;我讨厌法国人;我鄙视传统文化等等,那么,你的判断就有可能是可疑的。
有人会说,至少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你总应该憎恶吧?面对那些摧残人性的暴徒你也不感到憎恨吗?当然,当暴行活生生地发生在我眼前时,我无疑会反感。然而,我所拒绝的是将这样的反感情绪理性化、原则化。任何仇恨都不能成为合理的,更不能成为必需的。
当然,人们常常会为自己的情感提供合理化的解释,比如我喜欢一个东西,可能就会说它具有这样那样的优点,因此是值得爱的。但究其根本,解释的根基总是情绪,而不是反之。当我用某物具有某些“优点”来为自己的喜爱之情提供支持时,那些所谓的“优点”又何以成立呢?一些特征之所以称为优点,最终还是要以偏爱来解释。我曾说“爱是终极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
但在各种情绪中,“恨”的地位与“爱”不能等同。“爱”是一切理由的前提,而恨则总是因爱而生——如果你不爱生命,又怎会憎恨摧残生命的暴行?
然而,作为一种衍生情感的“恨”常常要反客为主,占据人的内心而将“爱”的情感掩埋,又或者让爱的情绪扭曲变态,让人失去冷静的判断力而被冲动所主宰。很难想象一种冷静而平和的仇恨是如何可能的,爱可以让人变得狂热,但也能让人变得温和平静,但恨恐怕只能将人带向狂热。
人有时也需要一些狂热和激情,但这也不能证明恨的必要,因为这同样能由爱带来。爱所带来的狂热和激情更加充实,却丝毫不带有攻击性。
人应该有“是非之心”。但“嫉恶如仇”丝毫不能增益人的是非判断,反而常常让人陷入迷狂而丧失了洞察力和判断力。爱并不需要以恨为前提,你爱上你的情人并不需要你先去憎恨其他所有的人。相反,对整个世界的仇恨并不能增益两个人间的爱情,而是使两人互相成为对方的工具,为了得到庇护和与世界对抗的工具。
我们看过许多“患难见真情”的故事,但同样地,我们也看过不少“只可同患难,不能同富贵”的事例,从刘邦到老毛,古往今来的事例无须赘述。在遭遇共同的苦难、面对同样的敌人时,人们更容易相依为命、互相依靠。特别是,如果此时有人以英雄或救世主的面貌出现,将很容易得到人们的拥戴和支持。而救世主也往往总要以受难者的面目出现,这才能唤起人们的情感,例如耶稣就是典型。
当苦难结束、敌人退去之时,因“同仇敌忾”而凝聚起来的人们便失去了中心。于是人们总想再去寻找敌人、建构敌人、树立敌人。总之,敌人的存在才能最有效地保持凝聚力。反省一下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思想品德教育吧:当需要说服我们去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时,从无例外地,总是要描绘“敌人”的丑陋和可恶,总是要歌颂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战斗。名义上是教我们去爱,实际上却总是教我们去恨。这也难怪,作为政治课的思想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健全的人格,而是要塑造这个社会的拥护者。
但是,为什么人世间充满了仇恨?为什么人们总是难以互相尊重、友好相处,而总是要互相敌视、彼此仇恨呢?为什么人们总是自以为是,总是要鄙视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呢?为什么人们总是难以通过心平气和的说理,而是要诉诸暴力和战斗来解决分歧呢?这些难道不是丑陋可鄙的吗?
暴力是最终的理性,只有当理性的努力均告失败,不得不否定自身时,才诉诸暴力。而许多人却把暴力当作最初的理性——你必须行动,必须战斗,否则就是麻木不仁的胆小鬼。至于理性,顶多是在时候为了暴力进行辩护而必须的工具而已。
这就是理性的僭妄——理性放弃了自由,而沦为服务于暴力的工具。仇恨的合理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暴力、专制和效率的合理化,更重要的是,“合理”本身被扭曲滥用,理性不再提供校正冲动的力量,反而成为冲动的奴隶。
先写到这里。
2008年7月4日
最新评论
- 不厌空静
2008-07-04 10:16:46 http://deleted
生活上可以是朋友,学术与思想上可以是敌人!
- 古雴
2008-07-04 11:15:55
敌人和仇敌是两回事。在一种意义上,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的利益或喜好的人,并且要与我相争夺的人,可以说是敌人。但他们难道不正是我的知己吗?出于同样的爱好而展开公平的争夺,这种敌人总是值得尊敬和值得爱的。在另一种意义上,“敌”的本意是“匹敌”,是“对等者”,即“势均力敌”的敌。这正是我的多元主义始终强调的:去爱“‘别’人”,爱别样的存在,爱分歧和多样,这个世界因为分歧而丰富多彩。尊重那些与自己相匹敌的存在,把他们看作与自己平等的。
而“仇敌”则不仅是敌人,而且是把仇恨的情绪指向一些具体的人,而且还要用理性来搭建联结。
在生活中,你可能和一些人要好些,和另一些人合不来些,和一小部分人结仇结怨,以至于看到他们就心里难受,这都是人之常情。但在学术与思想上,却没有理由去树立仇敌。 - sdaly
2008-07-05 11:10:25 匿名 125.123.229.135
我想,如果全世界都是你这样性格的民族,那么文化多样性大概就只能靠基因隔离来实现了吧.
爱国教育其实大概就是一种人类原始的,本能的种族自保行为.所有民族都一样,表现得或自负,或敌外,或索性闭关锁国……
呵呵,初来乍到,敬佩你的雄辩,不管真相藏在哪里,能坚持自我总是好的.
不过好象我们都宁愿相信,真善美是无需探索、证明就应该是存在的真理. - 古雴
2008-07-05 13:16:04
楼上的话很矛盾:如果全世界都已经是同一性格的民族,哪又何来文化多样性?靠基因隔离也没办法啊,性格都同一了。
爱国教育可不是所有民族都一样的。事实上,“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的产物,
骄傲和自负并不可怕,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当然会为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感到自豪和光荣,如果连这份自信都没有,那就真到了民族危亡的关头了。
关键在于,自豪是否要伴随着对他人的蔑视和仇视?其实相反。比方说,我们班有四十个人,我说:“我是我们班最卓越的!”这当然是自负吧。但如果我说:我们班其余三十九个人要么是流氓恶棍,要么是白痴蠢蛋,反正都不值一提。如此一来,我再说我比他们都强,还有什么意思?而只有当其他人也都是值得尊敬的,每一个人都各有特长,每一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我再说在如此优秀的一群人中我仍然能保持突出的个性,仍然不逊色于任何强者,如此我才能够真正获得自尊和自豪吧。 - 古雴
2008-07-05 13:59:14
多元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性格,但我愿意把它看成一种新的平台。在它之上能够进一步展开多样性。
多样性总是需要在某些原则之上才能更充分地展开,而所谓的平台无疑是一种束缚和局限,然而没有任何局限,则任何多样性都展开不出来,世界就只是混沌一团。
比如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游戏,然而游戏总是要在一定的基础上展开。象棋遵循象棋的规则,足球遵循足球的规则。在固定和严厉的规则之下,小小的棋盘就可以有千万种的变化。而如果没有先受限于规则,那棋盘就充其量只是一张纸而已,什么多样性也变不出来。
成千上万种竞技类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公平的原则。如果不讲规矩,不讲公平,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游戏就玩不起来。只有承认这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游戏的多样性才有可能。
类似地,多元主义,以及其中尊重他者的原则,是文化和知识的多样性的进一步展开的平台。有些相对主义者试图打破一切规则,否认一切普遍性原则,但如果没有任何平台,多样性就无法展开,收获的只能是混沌一团。而多元主义的地位正是对应于游戏的公正原则。
至于文化多样性的展开,当然,从古至今,生活世界的“隔离”都是主要的因素。因此关键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多样性的维持和发展究竟还如何可能?这根本不是“如果全世界都是你这样性格的民族”的问题,而是这个全球化时代本来就存在的问题,若是全世界真都接受了多元主义,那么倒好说了。
关于在全球化的时代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前景,我其实是相当悲观的,在“媒介文化与全球化”中我已经表达了这种悲观,我没有看到出路。但无论如何,我相信我的多元主义的理念能够提示出一点希望。 - sdaly
2008-07-11 08:41:42
把啥都剖析清楚了,就觉得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文化多样性也没了出路,反而把脑子搞混了,然后就想跳出来,说点大俗话,顺便看看是不是只是阿喀琉斯在追乌龟,且行且看,问题就解决了/
呵呵,我们演绎着世界的发展,预测着担忧着欣喜着它的未来/
小弟我没学过哲学逻辑学,难免思想有些混乱了/ - 随缘
2008-07-15 09:27:38 匿名 222.29.26.136
也许哲学的目标并不在于破坏自然态度。相反,它以自然态度为基础,它反思自然态度,阐明自然态度。换言之,哲学应该是自然态度的诤友。
希望小古和UNIC各自通过心平气和的反思,最终能恢复沟通和交流,恢复友谊,一起在哲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 古雴
2008-07-16 02:16:47
TO sdaly:你说得确实有些混乱嘛~
“把啥都剖析清楚了反而把脑子搞混了”,没学过哲学逻辑学呢,又“难免思想有些混乱”——这话说得倒真不错:横竖脑子总是混的~
按我说学哲学无非是学一个自知之明:我的脑子就是混乱的,我们的知识就是局限的、不可靠的。哲学家并不一定能掌握比常识更加可靠的知识,只不过哲学家能够更明确地认识到:常识是不可靠的。
To 随缘:谢谢,你说得很对。不过我的“自然态度”是怎样的呢?似乎我一直还都能比较平稳地保持我的态度。哲学已经缓慢地改造了我的日常态度,除了偶尔几次失败的尝试,我从不刻意去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态度。